论南宋相权的“僭越”——皇权的附庸品

宋代皇权与相权的论争,经历了半个世纪,不算是完全落下帷幕,而是潜蜇等待新的视角、观点、方法。本文侧重点是探究南宋相权的本质。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北宋与南宋的相权不能一概而论。其次,本文所论述的五个南宋权相秦桧、赵汝愚、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其性格与行为以及乞得皇权青眼的手段不能混为一谈。同时,即便是现代学术百家争鸣的背景下,笔者亦不敢妄提新的论断,只是以张邦炜先生的观点继续延伸。总的来讲,相权顶破天也不过是皇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代行者。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张星久有关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虽是学术界的一个老话题，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似乎仍有讨论的必要。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君权与相权冲突的体制性根源究竟何在？其冲突...

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明代监阁体制探赜

明代中枢政体经历了从“六卿分职”到“监阁共理”体制的嬗变。司礼监与内阁于颉颃制衡中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了决断国是的政治职能。但这种“监阁共理”体制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双轨制”。在体制的动态运作中，由于皇权的相对倾斜，造成了明代相权于司礼监和内阁间的游移，以“监阁迭相”的方式发挥其“内外相维”的政治功能。这种游移，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政治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成为明代“宦祸”与“党争”的内在原因。

试论战国相权的若干问题

战国相权是那个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它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不同于传统的君权的补充。这种权力对于君权不造成威胁，不像西周春秋时期的卿权那样可以使君主易位，战国时期的相，多出自士阶层，他们平步青云，靠君主的赏识而升迁，由于他们没有旧贵族那样的基础和影响，所以对于君主而言，他们多是一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他们本人也不会觊觎君主之位，所以对于君主来说，相实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可谓有益于国而无害于君。在实际政治的运作中，相与将之间的矛盾在朝廷中有重要影响，而相则处于主动地位。战国时期的相权（包括相的影响及其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相权对于君权的补充等）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基本格局，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值得重视。

错开的花:反观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及其论争

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80年代掀起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产生是由于对相权、皇权强弱之参照系错误对应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概念的指向混乱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研究者对相权、皇权强弱参照系设定一致,论争应该不会产生。虽然如此,论争却使得对宋代相权、皇权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论秦汉相权之变迁

秦汉相权之变迁,从形式上看,是一个由丞相独相制到内朝尚书和外朝三公分权再到丞相独相制的循环,但实质上,却有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外朝到内朝,向皇权靠拢的过程。这种变化,除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专制制度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皇权和相权冲突的原因以外,还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统治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其后的异变

宋代立国以来,君权与相权之间业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制衡格局。在熙宁新法的历史变局中,在"得君行道"的理想追求下,由宋神宗亲自授予并由王安石实际运作的"非常相权",是导致这一制衡格局开始欹侧的第一推力,而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类制度外的组织则成为"非常相权"的重要抓手。宋神宗个性"好大喜功",王安石为人"自信太厚",他们都主张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彻底改革,以期国家一劳永逸地走上正轨。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更兼旧党元老的不合作态度,宋神宗就毫不迟疑地对其理想的宰相赋以"非常相权"。王安石"这类人思路开阔、眼界极高,容易偏向固执、不妥协,变得具有侵略性";尤其在自以为"得君行道"却横遭阻力时,"在他的新政或称变法体制下,政府变得自信而武断"。他把"非常相权"运作到极致,进而排斥持有异见的其他士大夫官僚,让君主政体从"中央控制模式"位移滑向"宫廷的集权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蔡京效法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起,降及南宋,先是秦桧,中经韩侂胄、史弥远,直到宋季贾似道,权相专政竟成为南宋政治挥之不去的梦魇。

秦汉间的政治转折与相权问题探微

本文以秦汉间的"大变局"所引起的政治转折为研究视角,对相权在秦汉之间的嬗变、递进,及背后的诸种元素进行分析。认为:(1)宰相及相权问题是联结秦、汉之间制度及政治发展的一个枢纽。作为刘邦集团政治发展的一个入口与转折点,比之于秦,汉相的地位及事权得以空前提高,由秦的"宰相代办制"转为了汉的"宰相负责制"。(2)伴随秦汉间政治的展开,汉初宰相性格开始从"主事"走向"主臣",在抛弃事务主义及文牍主义的过程中,通过"主臣",建设健全的官僚团队,达到"百姓亲附",从而日渐疏离秦政精神。(3)在汉初"功臣政治"中,汉相以其独特的政治角色,在皇权与臣权的制衡中,既成为了君臣之间的联接点,使得"共天下"之局得以良性展开,奠定了早期帝国发展的制度基础。

略论先秦铸币“子母相权”说的现象与本质

“子母相权”是我国古代货币流通领域的一种历史现象，关于“子母相权”，古人多有论述，其中论述较早且意义较明确的是东周时期的单旗（单穆公）。他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

明代内阁相权的一点质疑

明代内阁的地位与作用是明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一向为学术界所关注。王世贞认为明代内阁具有相权性质,《明史》亦称首辅俨然汉唐宰辅。但是根据山西陈卿社会动乱以及杨一清内阁处理该事件的经过,明代内阁首辅不具备丞相职掌,当时首辅虽尊称宰辅,但究其实际,其身份与作用并未改变“备顾问而已”这一根本性质。

论宋代相权的兴盛与衰弱(上)

关于宋代相权的认识,盛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相权没有受到削弱而是相权强盛的时期。实际上,相权被削弱和相权的兴盛都是宋代的政治现象,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相权被削弱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对相权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而相权的兴盛则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宋代实行“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原则。

相权、儒术、勋旧的三重奏——赵普与卢多逊之争探论

赵普和卢多逊是宋初的著名权相,双方进行了一场持久、曲折、激烈的斗争,政治动因复杂、涉及层面广泛,可谓宋初两朝政治风云的缩略图景。赵、卢之争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最后以赵胜卢败收场。究其原因,首先,皇帝集权与宰相集权之间存在冲突;其次,卢多逊以过人的学识、谋略、功业取代赵普,升任宰辅,是"宰相须用儒者"的"祖宗家法"的成型及初步实践;第三,赵普能够保存政治资本,并抓住契机投靠太宗、恢复相位、打垮对手,全凭拥有卢多逊所没有的皇室勋旧身份。

论元代入仕怯薛的儒化与相权的特点

怯薛是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源于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设立的的怯薛军和怯薛宿卫轮值制度,是影响元朝政治的漠北三大旧制之一。众多学者在怯薛入仕的问题上,基本都认为其作为皇帝近侍,有着"密近天光"的便利条件,得以影响朝政,为自身的集团利益服务,与其他王朝出现的宦官、中朝乱政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且因为怯薛与皇帝之间有着漠北的主奴依附关系,其作为也有着落后的表现。即使怯薛入仕,身为宰相,也不能发挥传统官僚系统对皇权的制约作用。本文则认为,怯薛在进入元朝后,其主奴关系更多表现在身为世袭"孛斡勒"的荣耀,亦即"大跟脚"的身份。怯薛在元朝中后期已经成为高等官员的储备库,且是蒙古勋贵中儒化较深的集团,成为元朝儒化日益加深的代表,并承载了相权制约皇权的作用。

宋代君权强相权盛

关于宋代君相权关系,较为流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是相权强盛的历史时期。每个观点都有支持其说的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两种观点常常针锋相对。这是因为各自的观点都在君相权的把握上把二者看作是彼强我弱,非此即彼的政治状态,故而形成观点的对立。本文在全面观察宋代的君相权关系以后得出结论:宋代的君权强与宋代的相权盛都是事实,然而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交织并存于宋代的政治生活中。形成这样的特殊的君相权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

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动态博弈与当代启示

皇权与相权的依存与博弈构成封建官僚制度的核心,大体上沿着皇权强、相权弱的方向发展。古代皇权独大背景下的相权运作空间设置,对于当代领导班子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即领导班子要善于团结、领导工作要讲究艺术、班子成员要服从大局。

宋代皇权强化背景下相权运作空间设置的得失及鉴戒

宋初之际,统治者通过加强皇权、分割相权的方式不断满足巩固政权的政治需求,但是宋朝皇帝实施文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也为相权的运作创造了相应的空间。新时代,党和国家应不断强化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提升干部政治文化素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论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

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自秦朝以来，一直驾驭着古代官僚帝国的政治运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皇权与相权曾发生过无数次的重大变化以及激烈的权力冲突。其中许多次的变化和冲突，直接导致了朝代的盛衰和兴亡。

论宋代相权的兴盛与衰弱(下)

关于宋代相权的认识,盛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相权没有受到削弱而是相权强盛的时期。实际上,相权被削弱和相权的兴盛都是宋代的政治现象,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相权被削弱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对相权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而相权的兴盛则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宋代实行的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