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县知事任用制度

在辛亥革命后文官制度紊乱的情况下,北洋政府通过建立知事试验制度来规范县知事的任用资格,通过建立分发、甄别、训练、委署等制度来规范县知事的任用程序。这些制度一方面承袭清制,另一方面也有所创新。由于政治形势动荡,这些制度没有能够完全得到实行,但体现了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具有积极意义。

做人为先与知事为先:中美大学理念的重心差别

大学理念始终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最基础和最前沿问题,因为它是大学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表征,是引领大学前进的灯塔和标帜。纵观中美高等教育发展史,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两者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大学理念。透视它们的不同发展脉络和历史意蕴,我们认为中国大学理念以做人为先,美国大学理念以知事为先。中国大学理念秉承传统文化的精神,通过"人"来统一知事与做事,而美国大学理念却通过"知识"来统一做人与做事,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两种大学理念具备不同的内涵,但双方均牢牢地坚守着各自一些永恒不变的核心价值。

1921年吴县知事温绍梁被控案档案选

苏州总商会、吴县教育会、农会致江苏省长王瑚呈 1921年5月5日呈为知事贪鄙狡猾、玩法殃民,请迅赐撤任查办,以做官邪事。 窃维县治为民政实施之基体,知事为庶事执行之主干,知事之贤否,与地方利害民生休戚有直接之关系。查吴县知事○○○自接任以来。已届三载,不惟对于地方要政在在废弛延搁,且复贪鄙龌龊,深于嗜好,因之暮夜苞苴,贿赂公行,种种玩法殃民之举,罄竹难书。兹特检举数端,请为钧座详晰陈之。

龙泉司法档案所见县知事兼理审判程序及其意义

1912至1927年间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下诉讼审判程序大量援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条款。通过龙泉司法档案可以发现,由当事人本人负责的传讯制度与缺席审判制度,列明援据法律的、规范化的判决或堂谕制作,以及具有终审意义的上诉制度,都是对传统诉讼机制的重大变革,实质性地改变了传统诉讼审判制度的动作方式,也有效地革除了传统诉讼机制中容易出现的屡票不案、反复翻讼等弊。虽然离审判独立的司法改变目标相距甚远,但从县级审判机构诉讼审判的运作机制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诉讼制度从传统向近代化演进的重大转折。

北洋政府第一届县知事试验述评

民国初年,为了改变吏治败坏的现实状况,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是出于对县知事在地方治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北洋政府决心以考试来选拔基层官吏,希望通过举办知事考试重建公开的、程序化的选官制度,并制定颁布了相关的规章条例,使知事考试录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1914年2月,北洋政府举行了首届知事试验,使知事考试制度正式进入实践阶段。第一届知事试验已初具现代文官考试的特征,是北洋政府推行的一项具有建设性的措施。然而,第一届知事试验依然带有浓厚的科举残余色彩,尤其是保荐免试制度的存在,使知事试验制度的功效大打折扣。

北洋政府时期江苏省县知事述论

北洋政府时期江苏省县知事任职有选举、委任、考试、保荐等多种方式,县知事主要由前清官吏、新式学堂毕业生、留学生以及其他人员构成。由于政局动荡,县知事任官籍贯回避制度名存实亡,县知事更迭频繁,任期很短,凡此均不利于地方发展。

民国初年县知事考试述论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尽管县知事考试的实效不大 ,且依然不能摆脱浓厚的科举残余色彩 ,但它已初步具备现代文官考试的雏形 ,这体现在它有现代性的考试内容以及一整套考试、录取、考核、管理等章程。

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分析

沦陷时期江苏苏中、苏南地区的伪县知事、县长在清乡(1942年)前后有较大的变化。清乡前大多由地方上的耆老、商会会长等头面人物担任,清乡后则主要是由日伪政权机关任命的较为年轻者组成,且相当一部分人出身行伍。清乡前日伪中央政权及省政府并不能有效控制县级政权,之后其控制范围也仅囿于苏南各县;而日本占领者对县级政权的人员任免和控制程度正好与伪中央政权相反。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县知事兼理司法浅析

县知事兼理司法是在民国时期新式法院设立不足的情况下,所推行的一种由县级行政长官兼理审判检察权的一种临时性司法救济措施。在实践过程中,该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上的黑暗。它是现代司法制度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屈从,中国转型社会的表现。

民国初年广西县知事试验

北洋政府通过考试选拔县知事,这是中国考试和职官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县知事试验由内务部主持,分考试和保荐两种。广西参加第一至三届知事考试试验,其录用合格知事43名;参加第一至第四届保荐知事试验共录用151名。袁世凯死后,知事试验工作停止。虽然它经历的时间比较短暂,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考试和选才制度,其地位不可忽略。

民国初年县知事保免制度研究

作为民初县知事选拔的重要途径,保荐免试立法虽善,效果却不好;限制似乎越来越严格,而结果反而越来越无序。保免制度推行效果的不良,反映了此时北洋政府中央与地方的权势天平已经失衡,并且已然脱离制度设计的本意,变为入仕的捷径,对当时的仕途风气产生了恶劣影响。

构建科学精准知事识人体系的方法路径探析

精准识人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重点和难点。要坚持问题导向、求解思维,聚焦破解“潜在隐蔽、不易分辨”难题,探索构建全周期纪实、多渠道了解的政治考察机制;聚焦破解“标准模糊、界限抽象”难题,探索构建适应新时代、体现差异性的指标设置机制;聚焦破解“了解不多、认识不深”难题,探索构建经常化接触、近距离观察的干部识别机制;聚焦破解“手段单一、流于形式”难题,探索构建流程科学化、方式多元化的组织管理机制;聚焦破解“信息碎片、画像不准”难题,探索构建信息化集成、交叉点印证的分析研判机制。

胡适与绩溪县知事李懋延的斗争

胡适生平有两件事一直讳莫如深,其中一件就是1918年前后在与绩溪县知事的斗争中败落。胡适以未满而立之年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名动全国,居然斗不过一个劣迹昭彰的山区小县县令,是方法失当?还是政治黑暗?详情请看《胡适与绩溪县知事李懋延的斗争》。

曲折中的反思:民国时期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再审视

在民国时期的司法现代化变革之中,由于人才的匮乏和财政的拮据,新式的法院和近代的司法制度无法在基层落地生根。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的提出,是面对当时司法环境的无奈之举,而其实质依旧是传统司法体制的枯树新芽,但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无疑背离了近代司法文明之基本要求,有损独立审判与司法公平正义之实现。然则,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的产生和长期存在有其历史之必然。当时,基层司法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并未发生本质改变,传统解纷方式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可见,面对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曲折之路时,必须重视观察和反思基层司法之现实需求,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穿梭之中继续寻找合理之进路。

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民国初年的县知事试验

为澄清吏治,加强中央权威,民国北京政府在1914～1915年间举办了四届知事试验.试验更新了自清代以来县行政长官的选拔机制,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性质,但由于知事试验运作急躁、地方势力在任用县知事时态度消极等原因,知事试验未能全面褪尽传统色彩,其性质只能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延伸与内卷:民国初年县级政府科层化的初始阶段——以对“阳新知事卫队滥刑擅杀案”的述评为例

1914年因湖北省阳新县卫队"枪毙商民,诬捕巨绅"激起民愤,绅民屡次上诉控告县知事周行藻,成为当时湖北省最大的民告官案件。这一案件是民国初年国家政权向下延伸、县政府科层化过程中,国家表面上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实质上县级政权更为腐败的综合反映,是国家县级政权内卷化的一个典型表征。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要知学、知事、知行

新时代给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高校辅导员应按照教育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的九大工作职责,加强知学、知事、知行的修炼。知学,要解决为什么学、学什么的问题,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能。知事,要明确做什么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思政工作、教书育人、学生成长的规律,用心做事,力争做出成绩,成就一番事业。知行,要明白如何行稳致远,要在育人的路上努力做到笃行、慎行、悟行。这不仅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前提和保证,更是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知人知事方能放飞文辞——论小学生视界拓展与作文教学的整合

知人知事方能放飞文辞,学生的头脑中有东西,笔下才能有文字。对小学生的视野进行拓展,会充实小学生的作文学习,更会提高小学生的作文学习效率。将视野拓展与作文教学整合起来,是小学作文教学的重要方向。

基于数字化理念的电网企业“知事识人”领导智慧管理

文章基于数字化的思维,聚焦电网企业领导干部的考核管理,秉持“因事识人、以事择人”理念,提出建立领导干部智慧管理体系,以“知事识人指标”“数字人事档案”“班子人员考核”“智慧分析研判”四个体系为核心,以“档案层—考核层—数据层—技术层—应用层”五个层级为抓手,深入挖掘数据价值,精准绘制企业领导干部的全息画像,全景研判企业领导干部的年度履职工作,为企业精准识人、用人提供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