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石渠阁收藏之档案文献考证——兼探未央宫规划艺术与建筑文化

汉未央宫建筑群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北部,为进行市级课题研究,赴该地进行调研与考证,且检索文献后认为:建筑群中之高台建筑石渠阁,为西汉时代的国家(皇家)图书档案馆。西汉初年,其所收藏档案文献主体为“汉军入关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臧之”,该档案文献为司马迁撰写《史记》起了重要的助力作用,且对西汉治理国家及军事行动方面起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及数据支持作用。石渠阁“砻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时为图书档案馆建筑一伟大之创举!未央宫的总体设计与建筑特色颇具匠心,皇宫中有前殿——办公处,还有娱乐生活处——沧池、椒房殿,更有文化设施——天禄阁、石渠阁等国家图书档案馆。

意大利卡萨纳特图书馆藏《石渠阁精订天涯不问》

位于意大利罗马的卡萨纳特图书馆(Biblioteca Casanatense),以收藏与中国相关的西文文献著称,另有少量中文古籍藏品,且以常见的经史著作与西学典籍为主。《石渠阁精订天涯不问》为该馆藏汉籍中较为稀见的一种。该本刻于明末,原应为九卷,今阙卷二、卷三、卷七,洋装一册。半页六行十四字,白口,四周双边,单白鱼尾。卷端题“江东蒋时机述”。书名页题“天涯不问,蒋竹庵编次,德聚堂梓行”。卷前有《天涯不问叙》,署“江宁寿国平子甫题”

从《石渠议奏》看石渠阁会议

西汉宣帝时期召开的经学会议——石渠阁会议对后世影响深远。汉宣帝亲自参与此次会议并进行最终的裁定,最后增立了诸多博士学官。通过对石渠阁会议召开后流传下来的《石渠议奏》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虽是论五经异同,但实质是为了将经学与政治进行融合,消除原有经义中对统治不利的观点,重新确立一套能稳固自身统治的经学体系。石渠阁会议后,经学虽有所统一,但在西汉后期直至东汉造成了章句之学日渐繁琐、经学谶纬化,甚至是今古文经学对立的局面。

石渠阁会议与白虎观会议性质新探

对于西汉时的石渠阁会议与东汉时的白虎观会议,学界大多认为是宣、章二帝为了统一经义、统一经学而召开的。然而经过考证可以发现,宣、章二帝并没有统一经义的意愿,两次会议也绝非是为统一经义而召开,它们只是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而已。在会议上,学者各持己见、互相辩难,即使不敌,其学说也并不会被罢黜、被取缔。

石渠阁: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及其沿革再考——兼探析司马迁在此地编撰《史记》

汉高祖7年(前200)由杨成延总体设计的、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未央宫建筑群中位于北面的石渠阁(与东面的天禄阁大体平行)为西汉时代的“王朝中央档案馆、皇家藏书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多位群贤司马迁、杨雄等先后工作、探究、“校书著述”于此地,并利用其丰富的档案及图书资料编撰了众多经典文献,其中“史家之绝唱”《史记》也诞生于此;石渠阁“硥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时为图书档案馆建筑一伟大之创举,也为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之“创新性”见证!调研后,有纠错足立喜六观点:“沧池”应在“台地(前殿)”西南;且有补充内容:考古图中所注“马家寨”应为“东马寨”,西边对称位置有“西马寨”;石渠阁毁于王莽末年之兵火中;石渠阁“王莽新政”时期改为铸造钱笵之场所?——发现有“大泉五十背面笵”等文物,待进一步考证——此乃一重大发现之探讨!该背笵呈红色,阴文。并对司马迁在此地所编撰的《史记》进行了探析。

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缘由及其历史影响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儒学逐渐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此次会议的政治背景,统一“五经同异”是石渠阁会议的直接目的。石渠阁会议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谷梁春秋》取得了与《公羊春秋》并重的学术地位。因此,石渠阁会议不仅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也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学术地位。

浅议石渠阁

档案库房的建设是保护档案长期存在的最主要的因素。我国现存的历史档案历尽沧桑流传至今主要与古代先贤们对档案的收藏与保护和聪明才智有着密切的关系。档案之所以能"延年益寿千万岁"造福后人,这与古人非常重视典籍收藏建筑的选址、设计、建造等相结合的有效措施也是分不开的。

西汉经学视野下的石渠阁会议经学思想发微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其讨论内容涉及了当时诸经的方方面面,但其主要目的则在于平议《春秋》公羊学、穀梁学之间的异同。石渠阁会议之后,西汉经学的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以《春秋》穀梁学为代表的鲁学的兴起。穀梁学重视礼,因此,礼学也是石渠阁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石渠阁会议虽然造成了"《穀梁》大盛"的局面,但其并非要以穀梁学取代公羊学,而是用穀梁学来补充公羊学。

石渠阁和天禄阁的前世今生

西汉初年,萧何在汉未央宫主持营建了两座楼阁——石渠阁和天禄阁,专门用来保存秦朝的各种图籍档案,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本文结合石渠阁和天禄阁的遗址现状概述了石渠阁和天禄阁的建造历史、典籍收藏及功能用途等。

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

甘露三年三月,汉宣帝召集儒家学者,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在讨论丧礼时,汉代礼学家探讨了经书中大夫之臣为诸侯、父卒子为改嫁之母等不被时人理解的丧服关系,并对《仪礼.丧服》中宗子孤为殇、逾期不葬除服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辩论。通过讨论,澄清了《仪礼.丧服》记载的相互矛盾之处,正定了当时的丧服关系,为汉代丧礼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

略说石渠(阁)论经

我们为进行市级课题研究,进一步开发西安历史文化资源,且进行汉石渠阁等文化遗址的多学科探讨,再赴汉未央宫建筑群遗址进行实地调研与考证。汉高祖7年(前200年)由杨成延总体设计的该建筑群中位于北面由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石渠阁、天禄阁,均为西汉时代的国家(皇家)图书档案馆,司马迁、扬雄、刘向等先后校书、著述于此地,且有著名的“石渠论经”活动。

“推阴阳”与石渠阁会议后汉代经学的转型

刘邦建汉既是政治的重建,也是思想、文化的重建。庶民皇帝尚巫鬼、重淫祀的文化品位以及信仰决定了汉代思想政治的高度与精神气象。汉武帝采取了隆儒政策,传统儒学迅速向皇权政治靠拢,董仲舒将天命与阴阳、五行、祥瑞、灾异等理论杂糅,形成了带有浓厚神秘气息的适合汉代君主专制的新儒学,以此成为汉儒援引阴阳五行阐释经学的理论先导。甘露三年,汉宣帝在石渠阁召开了平议经学的会议,参会儒生博士的师法大多以'推阴阳'为核心观念;卿相以及储君师傅的选择明显带有同样的学术色彩。宣、元、成帝时期频繁发生的天文异象、自然灾害,促使以说阴阳灾异为核心理念的儒家士人快速而又集中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掌握了经学的也是政治的话语权。正是在皇权天命、灾异谴告等思想理论的刺激以及骤变天象、环境变迁的刺激与影响下,加速了汉代经学的谶纬化,最终导致西汉的覆亡。

仿汉石渠阁瓦砚

长14.9、宽8、高2厘米。砚为澄泥制,长方覆瓦形、穹起,呈黄色微紫。砚侧阴刻楷书砚名"仿汉石渠阁瓦砚"。砚面下方开圆形砚堂,圆如满月。砚堂上方为阴刻楷书乾隆皇帝御制砚铭:"其制维何,致之石渠。其用维何,承以方诸。研朱滴露润有余,文津阁鉴四库书。

石渠阁述略

石渠阁是西汉的藏书所在之一。《通典》:'汉凡图书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两阁藏之于内禁。'汉高祖八年(前199年),萧何营造未央宫时,就在那巍峨壮丽的未央宫大殿北面造了石渠阁。石渠阁的下面,有一条砻石的水渠,流水淙淙,石渠阁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著名皇家藏书楼阁考略

本文介绍了中国历代藏书楼阁的建筑特点。对著名皇家藏书阁的建立、藏书、命名由来及其现状 。

西汉的档案阁与图书阁

一、独具慧眼的萧何公元前206年,刘邦的起义军攻入秦王朝的都城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大史学家司马迁用极简练的笔法勾画出胜利者入城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那些出身傲贱的将领们以为发财的时机已到,都争着、跑着去抢府库里的金银财宝,原为沛县一吏,此时负责督军中庶务的萧何却独具慧眼,轻金重档,他带人抢先进入丞相、御史的文书档案库,将那些律令图书收藏起来。这是萧何随刘邦起义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后来,有勇无谋的项羽也到了咸阳,他根本没有想到秦王朝的档案,便屠烧咸阳而去。刘邦因势力弱小,被封到偏僻的汉中盆地做汉王。

清代宫廷文房用具述要之清代宫廷御用砚

此砚为松花江石制,桃式造型,呈绿色,石质细腻,丝丝纹理深浅相间。圆形砚堂,雕小浅池,砚背浅刻“康熙年制”四字款。砚盒为石质,盒面雕桃枝果实。此砚小巧玲珑,构思巧妙,石料砚盒更是别具一格,为康熙御用砚。松花江石因产自满族的发祥地——东北松花江流域而被清朝皇家格外珍视,清康熙时开采此石专制御用砚品。

《水浒》版本研究在日本——兼谈国内相关情况

日本江户时期曾有人对9种《水浒》版本进行校勘研究,留下了《〈水浒〉刊本随见抄之》,对后来日本的《水浒》版本研究很有影响。上世纪30年代,神山闰次指出:百回不分卷本的李玄伯藏本并非古本;斋藤护一指出:百回本可分为原百回本系统和郭武定删定本系统,李玄伯藏本属于后者。80年代,高岛俊男指出:天都外臣序本属于郭本系统,而石渠阁补刊本则属于前郭本系统;白木直也指出:《京本忠义传》残页属于简本的一种。

《白虎通义》与封建礼教的产生

成书于东汉章帝时期的《白虎通义》,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无疑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典籍,它的出现标志着束缚中国人民思想将近两千年的封建礼教的正式形成。本文不是要对《白虎通义》一书进行全面的剖析,而是仅就书中阐述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封建礼教的关系略陈管见。 一、封建礼教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战国以来,社会风俗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原来作为伦理道德准则的周礼遭到了严重破坏。到了东汉初年,社会风俗则再次发生重大变化,这后一次变化即主要表现为封建礼教的产生。关于上述这两次社会风俗的大变革,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西汉藏书事业

一、西汉官府藏书的搜集与整理西汉聚集图书,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从高祖到武帝为第一阶段;从武帝到成帝为第二阶段,成帝以后为第三阶段。西汉搜集图书的来源,基本是三个方面:一是没收秦朝所藏的图书,二是发动学者或藏书家献书;三是派遣使者采访全国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