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碑刻传拓技艺及拓片修复保护——以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碑刻为例

为探讨野外碑刻的传拓技艺及拓片的修复保护问题,文章选取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碑刻传拓为研究对象。碑刻文物材质所处环境的复杂性易导致碑刻的损坏,可采取多种防治对策,以期减少对碑刻文物的损坏。室外条件下碑刻传拓一般包括传拓材料准备、碑刻清理、上纸、上墨、起纸等环节,上纸与上墨的操作步骤尤须注意。拓片的修复有建档、修补、压平、干燥等多个环节,须注意采用妥善修复的方法,并留心存藏保护的关键问题。

书讯书话:《江西道教碑刻辑录》简介

中国古代碑刻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形式多样,数量众多,不仅作为古代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也是研究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根植于我国社会历史之中,其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遗留下许多重要的碑刻资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西道教碑刻收集、整理与研究”的资助下,江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陈雅岚研究员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戴训超教授对江西地区道教庙宇碑刻的数量、类型、特点以及分布区域等多种信息进行了全面系统整理,并对富有价值的碑刻作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最终整理汇总为《江西道教碑刻辑录》一书。

唐蕃交往交流交融遗存碑刻研究

在200多年的唐蕃交融史中,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包括碑刻、史籍以及民间故事等。其中,现存于西藏境内的、反映唐蕃关系的汉藏文碑刻有四通:一是位于吉隆县境内的“大唐天竺使之铭”,刻于唐显庆三年(658),是唐蕃早期友好交往关系的见证。二是位于布达拉宫广场的“恩兰·达扎路恭碑”,记载了763年吐蕃大将达扎路恭(马重英)率军攻占长安的历史,是唐蕃中期交流交锋的见证。三是位于昌都察雅的仁达摩崖石刻,刻于804年,记载了参与制作佛像的藏汉工匠姓名,是唐蕃中晚期佛教文化交融的见证。四是位于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刻于823年,是唐蕃交融“社稷如一”的见证。从这几通碑刻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发展轨迹。

历史专业学生碑刻文献释读能力培养探究——以陕西理工大学为例

碑刻遗存对于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碑刻文献释读能力是历史学专业学生必备的学术素养。碑刻文献释读能力的培养既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又能增强其实践能力。将碑刻文献列入实践教学当中,通过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创新、课程目标设置体系定位等途径,积极带领学生走进田野,开拓碑刻文献阅读视野,更新学术观念。在陕西理工大学历史学专业教学中,以五门堰碑刻解读作为教学尝试,不失为实践教学的成功范例。

洛阳民间神庙临时戏台考述——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

作为戏曲的演出场所,戏台有固定戏台和临时戏台之分,两者长期并存。由于缺少实物证明和文献记载,目前学界对于临时戏台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洛阳民间神庙搭建临时戏台之风持续存在,其因循民间神庙不同的地形地势需求而搭建以降低成本,其作为固定戏台的有益补充,临时戏台发挥着娱乐、社会教化以及文化传承的功能和作用。

新视域下清代满文碑刻价值探讨

满文碑刻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产物,兼有凭证作用和研究意义。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满文碑刻,在形制、功用、文字、内容等方面都独具价值。清代作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勒石立碑的规制与历朝历代紧密相关,在形制和功用方面一脉相承,传承有序,赓续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明;推广使用多语种文字,彰显同文之盛,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

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从水利碑刻看清代云南的水利建设

水利建设是清政府经营云南的重要手段之一,水利碑刻是反映斯时云南水利建设原貌最直观的实物史料。本文从水利碑刻这一独特视角,揭示清代云南水利工程的时空分布特点,透过官倡民修、民众自修、军民同修类型,以及水利利用中的军民、僧民、回汉民等间的纠纷,全面探究清代云南社会与水利工程的互动关系,以资当前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借鉴。

河洛地区水利碑刻与水灾应对研究

河洛地区自古以来水灾频发,水灾状况及其社会应对措施不仅见载于正史、方志等史料,也散存于该地区的水利碑刻。河洛地区水利碑刻有纪事碑、诉讼碑、水规碑、信仰碑等类型,碑刻上多见对当地水灾情况的描述,其应对措施有修堤防洪、开渠引流、赈济灾民等。面对河洛地区的水灾,民间修建庙宇,祭拜龙王、大禹、黄大王等水神。水利碑刻作为地方文化景观,不仅真实记录了当地水利事件,也蕴含对当时历史的认识评价与集体记忆。

唤醒沉睡在石头里的高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藏高阳碑刻拓片整理与研究》读后

刘美然、冯金忠、潘华静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藏高阳碑刻拓片整理与研究》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23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图一)。该书对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收藏的高阳地区碑刻拓片进行了一次系统科学的整理研究,创造性地将整理篇与研究篇相结合,在整理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由点及面、由浅入深,是近年来地方碑刻文献整理不可多得的典范之作。书中所收拓片宏富,所作考订精审,具有独特的价值。

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及技法研究

苏州碑刻技艺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其传承方式与工艺技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传承苏州碑刻技艺的过程中,人们重视对技法与审美能力的培养,由此促进了行业整体的革新与发展。具体而言,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方式由家族世袭制逐渐演变为师徒相承的形式,其技法以冲刀为主,同时不断借鉴、吸收同类创作的技巧、手法,图像影印技术的长足发展也为碑刻作品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此外,苏州碑刻技艺与篆刻、玉雕、木雕等行业互融互通,由此衍生出多元化的艺术作品。分析苏州碑刻技艺的历史背景与技法,为探究雕刻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视角。

浅谈新疆汉代碑刻

作为汉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新疆碑刻书迹的发展历程不仅见证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为我们研究古代书法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文以两汉为切入点,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新疆汉代碑刻的分析,探讨新疆汉代碑刻对后世的影响与意义。

肇建与重修:明代高阳文庙丛考——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为中心

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又称为庙学,其兴废盛衰是衡量当时某地文教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河北省社科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与明代文庙有关者有12通,其中标题直接标识文庙重修者有4通。通过这些碑刻并结合其他典籍和碑刻资料可知,高阳文庙肇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至晚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自洪武三年易址重建后,各时期重修不辍,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明万历年间。这与该地当时文教和科举之盛呈正相关,并相互促进。

融媒视角下黄河碑刻生态文明思想及其传播力提升策略探究

碑刻有存史、资治和教化功能。黄河流经九省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就包括众多石碑石刻。文章从实地考察、整理文献所收集的30通黄河遗存碑刻入手,对其记载的内容、承载的生态文明思想及保护利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探究融媒体时代黄河碑刻文化传播力提升的有效策略。融媒体时代传播好黄河文化,要在内容创新、机制保障、平台支撑、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黄河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潮起来,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清代湘西不二门观音岩寺福田碑刻与寺院供养的历史考察

清代湘西不二门观音岩寺的福田碑刻内容多讲述置办福田的事情,为了解清代湘西不二门观音岩寺的日常供养情况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其福田经济规模小,经营机制简拙,生产方式处于较为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整体财力呈寡弱状态。不二门观音岩寺的福田经济是适应湘西特定自然地理和历史及人文环境的结果,其“自立”“自养”的程度较高,有助于避免寺院经济受外界社会动荡而带来的脆弱性,这是湘西历史上佛教寺院能够保持良好社会适应力和较强社会参与力与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从晋南清代戏曲碑刻看《汉语大词典》之微瑕

《汉语大词典》是目前规模最大、收词最广、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语文辞书,注重“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释义准确,书证充实,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但由于规模宏大,编纂任务繁重,《大词典》出现部分书证迟后、孤证、义项未收、词形未收等情况。因此,我们主要以前人关注较少的晋南清代戏曲碑刻为主要语料,从提前书证、补充孤证、增补义项、补充词形四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希望对《大词典》词语的编纂进行有益的修订和补正。

浅析新见辽宋金元碑刻文字简化符号替代现象

辽宋金元碑刻虽时代靠后,但资料仍很丰富,传承异体字较多,因其特殊记录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文字本真样貌,能直观反映近代汉字阶段发展状况。全面考察新见辽宋金元碑刻隶楷书汉字,可发现其中很多俗字都体现出简化倾向。汉字简化有多种方式,符号替代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辽宋金元碑刻隶楷书简体字料有多种简化符号替代方式,其过程具有同一构件用不同符号替代、同一符号替代不同构件、跨构件替代等替代机制,具备与行草书相关、类推性、区别性、结构一致性、固定化、记号化的特征,替代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字工具性特点、受书写材料与书体影响和书刻者的主观改造。

南充高坪隐珠寺遗址及其所存碑刻初探——兼三通碑所存碑文分析

隐珠寺位于南充市高坪区走马镇隐珠寺村内,始建于明景泰年间,清代增修续建,现存主体遗址主要为明代所建。其被时人称为“嘉陵名刹”,是一处较为完整的古建筑,于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隐珠寺内现存有三通清代碑刻及多处题记,碑刻因隐珠寺在清代间历次修缮得以立下。经识读整理与分析,碑文记录有隐珠寺变迁史、寺庙修缮缘由、寺庙地产纠纷等内容,既记叙了寺庙变迁历史及与之相关的诉讼纠纷,又反映了该地区在该历史时期的大体宗教观念与价值取向,是深挖隐珠寺历史故事、活化隐珠寺历史的珍贵文字依托,也是研究清代川东北地区民众佛教观、伦理观的重要文字材料。

试论黄河碑刻与黄河文化

黄河碑刻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嵩山汉三阙记载鲧、禹父子治水铭刻可谓黄河碑刻现存最早的系列实物。黄河碑刻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形制各异,历代金石学著作对黄河碑刻多有载录,惜亡佚甚多。左慧元编《黄河金石录》著录有200余通黄河碑刻,是黄河碑刻研究奠基之作。黄河碑刻是自古以来黄河留存最重要的文物,是古圣先贤和历代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及艺术价值。黄河文化孕育和促进了黄河碑刻的产生和发展,黄河碑刻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丰富了黄河文化,黄河碑刻是黄河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代云南儒学体系的建立及其儒学史意义——以儒学碑刻为中心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明永乐辛卯始设科举。明代云南的儒学家族大都迁徙自中原地区,由于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呈现出与中原不同的儒学文化特点。明代云南土司接受儒家熏陶,以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儒学,增进文化认同,推动多民族融合。学宫、书院及社学的建立拓展了儒学的传播范围,官学与私学、内地与边疆进行多元互动,揭櫫明代云南儒学对于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儒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