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汉字拆分嵌入和二部图的残损碑文识别

古籍碑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但是由于自然风化浸蚀和人为破坏使得碑石上的文字信息残缺不全。古碑文语义信息多样化且样例不足,使得学习行文语义补全识别残损文字变得十分困难。该文试图从字形空间语义建模解决补全残损汉字进行识别理解这一挑战性任务。该文在层级拆分嵌入(HDE)编码方法的基础上使用动态图修补嵌入(DynamicGrape),对待识别汉字的图像进行特征映射并判别是否残损。如未残损直接转化为层级拆分编码,输入二部图推理字节点到部件节点的边权重,比对字库编码识别理解;如残损需要在字库里检索可能字和部件,对汉字编码的特征维度进行选择,输入二部图推理预测可能的汉字结果。在自建的数据集以及中文自然文本(CTW)数据集中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二部图网络可以有效迁移和推理出残损文字字形信息,该文方法可以有效对残损汉字进行识别理解,为残损结构信息处理开拓出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两晋“碑文似赋”说补证

碑文于两晋之时多为叙述性,近于赋之铺陈,故易受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法。两晋碑文沿袭汉碑传统,在题材、句式、用韵上多与辞赋“同体异用”,且常以赋家笔法叙述碑主家族功勋、描绘历史背景、敷陈碑主德行事业,使得碑文辞采增华,赋化倾向更为明显。“碑文似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笔破体为文,虽使碑文一改汉魏体制,篇幅增长,但在整体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强化了其文学张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南充高坪隐珠寺遗址及其所存碑刻初探——兼三通碑所存碑文分析

隐珠寺位于南充市高坪区走马镇隐珠寺村内,始建于明景泰年间,清代增修续建,现存主体遗址主要为明代所建。其被时人称为“嘉陵名刹”,是一处较为完整的古建筑,于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隐珠寺内现存有三通清代碑刻及多处题记,碑刻因隐珠寺在清代间历次修缮得以立下。经识读整理与分析,碑文记录有隐珠寺变迁史、寺庙修缮缘由、寺庙地产纠纷等内容,既记叙了寺庙变迁历史及与之相关的诉讼纠纷,又反映了该地区在该历史时期的大体宗教观念与价值取向,是深挖隐珠寺历史故事、活化隐珠寺历史的珍贵文字依托,也是研究清代川东北地区民众佛教观、伦理观的重要文字材料。

张景碑文校释与文书构成

张景碑原碑文按形制推断,应共计14行,满行23字。其中一些文字可根据同类型简牍文书进行校补,第5行“会廿■”最后一字应释为“九”,第6行“起”下可补释一“府”字。与近年来刊布的东汉简牍文书进行比较,碑文应当由三部分构成,即府记、县的下行转发文与另一府记。前两部分共同构成一件文书,书写于合檄之上,第三部分应是省略了上行文书之后,郡再次下发的府记。

泉州府学碑文作者补证六例

据考证,《泉州文庙洙泗桥示禁碑》漏记作者“刘侃”姓名,《泉州路学大晟乐记》作者为“杨应芊”,《重建泉州府学记》作者为“周太初”,《重修郡学宫记》作者为“黄熙胤”,《重修泉州府学大成殿记》作者为“徐大受”,《泉州督学试院建造记》作者朱叔权官职为“兴泉永道巡道、按察使司副使”。以上6篇碑文的作者信息在各类方志、文集的记载中存在错漏等情况,现加以考辨,以求补阙正误。

广西石刻碑文功能考辨

广西类属边疆地区,存在着许多石刻碑文,其内容涉及面较为广泛,大多附有制约性和教育性。他们都以“德育”为基准,立碑树德,给予人们一种警醒,石碑的有效保存也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与借鉴。碑文的内容虽然未使人人都能读懂,但石刻的公共性质使得人人见之,历代朝廷在治理民生上将此作为宣传“德育”的重点媒介,发挥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教化风气等作用。

试析明前期东北边疆的经略政策——以永宁寺碑文为中心

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奴儿干敕建了永宁寺,并先后刻写了《永宁寺记》与《重建永宁寺记》。这些碑文反映了当时明朝对东北边疆的经略政策:政治上“因俗而治、以夷治夷”、经济上“广设驿站,鼓励朝贡”、文化上“怀之以德,以夏变夷”。通过这些措施,明朝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统辖和管理,也对维护明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吐蕃碑文虚词运用特征研究

虚词是藏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不同时代的虚词运用及其变化,对了解藏文发展历史及其规律尤为重要。吐蕃碑文从文献来源及年代都为最“原始”的吐蕃文献之一,其内容至今没有任何篡改。依据吐蕃碑文研究当时藏文的虚词运用特征,能够管窥吐蕃时期藏文虚词的语法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从而能够探究藏文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以目前遗存的吐蕃三代赞普时期13篇碑文,研究了吐蕃时期藏文虚词的运用及其特征并加以分析。把这13篇碑文中出现的虚词分为“格虚词”和“非格虚词”两大类,运用统计法和比较法对这些虚词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梳理,并运用其特征与吞米桑布扎所著的《三十颂》及其后面形成的各类藏文语法书中讲述的虚词运用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从而找出演变规律。发现《三十颂》中没有出现的个别虚词在以上碑文中有使用,而如今使用的有些虚词在吐蕃碑文中没有出现,如年代越早,虚词“■gyi kyis”代替虚词“■(kyi和kyis)”的频率越高,各类后吐蕃时期藏文语法书中出现且如今使用的虚词“■(yi和yis)”在吐蕃时期的碑文及敦煌文献、钟铭文中均未出现;《三十颂》中未出现的虚词“■(te和de)”不仅在吐蕃碑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用法跟后期藏文语法书中出现的基本吻合。综上,笔者认为《三十颂》中未出现,但已在碑文中出现的虚词是吞米桑布扎时期未出现的虚词;而碑文和《三十颂》中均出现但如今不使用的虚词是因为后期不再使用而导致的。因此虚词运用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古藏文文献年代的衡量标准之一。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碑文提取与修复系统

当前碑文及其拓本等非印刷字体文字的数字化录入仍需手动进行。据此,首先使用YOLOv5模型对整体图像中的文字进行精确检测和定位;随后基于UNet++模型实现单一文字图片中前景的提取,并使用Rewrite2模型对可能残缺的文字图片进行修复;最后基于PaddlePaddle OCR模型完成图片中文字的识别,获得可编辑状态汉字。在数据集中的实验结果表明,系统能很好地完成文字的检测定位、前景提取、残缺修复、识别等过程,全流程整体的准确率达到90.6%。

从对才性品评的疏离看韩愈碑文的艺术创变

对蔡邕碑文所树立并深刻影响中古碑志创作的人物才性品评笔法,韩愈碑文表现出了明显的疏离。蔡邕碑文深受才性品评思想影响,追求对碑主的德行、政事、学问、才能、气质等进行全面叙述,体现了才性品评对“兼材”与“通人”的崇尚;其语言“清词转而不穷”,以丰富的品评词汇以及类比、排比等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对碑主进行全面记叙与刻画。韩愈的碑文不追求对碑主进行面面俱到的“通人”刻画,而是着重突出其忠义仁爱的品性和奇倔的性情,在语言上也极大地摆脱了蔡邕碑文所树立的品评语言传统。蔡邕碑文对唐代碑文创作有显著影响,韩愈之前及同时代的古文作家,基本没有完全摆脱蔡邕碑文的影响。韩愈碑文具有巨大的独创性,对后世影响深远。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之考释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是乾隆皇帝为记录重修妙应寺而御制的满、汉、蒙、藏四体合璧碑文。该多语种合璧碑文,反映了乾隆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渐深化的现实。本文以《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考据方法,解读碑文中的满文、汉文和蒙古文,并将其置于碑文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进行深入分析和考释,力求揭示碑文背后的含义。

《猴子岭石亭叙》碑文校释

《猴子岭石亭叙》碑位于韶关市乳源县大桥镇心韩亭内,记载了清代乳源县城北上大桥镇的路线、猴子岭的地理地貌、韩愈贬官过此的历史和兴建心韩亭的事迹等内容,是西京古道上重要的古碑刻之一。为了保持碑文的原真性,文章先将原碑文抄录下来,再进行点校和考释。

李伯刚撰《“二七”纪念碑文》

1956年,国家铁道部、湖北省及武汉市政府在江岸修建武汉二七纪念馆,广场上耸立着一座高23.27米(寓意1923年2月7日)的二七烈士纪念碑。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题写纪念碑碑名。政协武汉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李伯刚,曾是京汉铁路大罢工湖北地区的组织者之一,为之撰写了《“二七”纪念碑文》。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二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唐蕃会盟碑》西面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八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楚布寺碑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三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五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雪碑(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东、南面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六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雪碑(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北面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七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琼结桥碑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四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唐蕃会盟碑》北、南面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