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我国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法律问题探析

碳市场中的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活动是碳金融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以碳排放权为标的进行担保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其碳资产价值和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能够帮助其节约融资成本。通过梳理我国现行碳排放权担保制度的发展状况,概括出目前我国存在着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不明确、碳排放权的担保方式不统一、碳排放权的担保业务规则缺乏统一规范以及碳排放权担保过程的监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基于此,明确碳排放权法律性质、规范法律框架和担保方式、建立统一的运作规则、注重市场活力的激发、完善监管体系、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企业碳资产管理水平,进而促进“双碳”目标以及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碳排放权具有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和控排企业私人财产利益的双重法律意义,因市场机制必须经过政府管控才能发挥减排效用,所以碳排放权受到行政规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政府没有干预碳排放权中财产利益的目的,碳排放权本身也没有对抗政府规制之意,因此,以权利受到行政规制为由认定碳排放权具有公法属性不符合公权利的定义。初始分配和清缴配额环节的公法属性或源于政府对配额的管理,或源于行政法律义务,但都无关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除了可交易性特征,碳排放权对控排企业支配配额财产的保护,碳排放权法律关系的自愿性和平等性都表明了碳排放权是私法权利。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工具,2013—2014年,我国建立了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近十年以来,此项政策的减排效果已经受到广泛认可,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值得探究。基于2010—2019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以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该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碳交易市场特征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在碳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碳交易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中更强,并且碳市场的交易规模、流动性、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对碳交易政策效果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碳配额价格水平也具有一定的负向调节效应。

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影响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并从七个试点省份出发,选取2006—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环境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和提升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中国工业的低碳转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通过成本约束和结构升级途径促进工业低碳转型,而技术进步途径的作用尚未实质性显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而在外商投资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25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促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但是辐射范围存在距离衰减效应;异质性研究显示,初始排放配额采用无偿分配的试点城市拥有更好的转型效果,北京和上海碳试点具有积极辐射作用,而广东、深圳和重庆碳试点则呈现消极辐射影响;空间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其他地区工业低碳转型会产生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运行通过拓宽碳交易覆盖面影响工业低碳转型效果,但碳交易频率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影响工业低碳转型的发展。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全球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其良好的政策兼容性、金融衍生性,在全球发展势头强劲。从政策制度的完善、全国性及区域性碳市场交易现状、自愿减排市场现状三方面对中国碳市场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综合考虑国际成熟碳市场发展经验、国家政策动向等因素,对中国碳市场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中国碳市场扩容是必然趋势,电解铝、水泥和钢铁将依次纳入碳市场;配额总量将不断下降,拍卖比例预计将达到5%;预期碳价“十四五”升至80~100元/吨左右,“十五五”升至130~200元/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协同统筹发展是必然选择;碳市场和碳税联合使用将是未来政府控排管理的主要方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适时稳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不断提高配额拍卖比例、系统构建企业内部碳核查与信息披露机制以强化碳管理效能与透明度等发展建议。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实践:基于微观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的视角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企业减排增效的重要机制,引发了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碳排放问题的关注,进而可能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评估与价值判断。手工整理中国各试点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名录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提升了控排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主要机制为投资者碳风险关注,但该市场机制存在明显的效应边界。进一步发现,当碳市场的初始配额实施部分竞价拍卖和非履约主体交易更为活跃,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和企业所在城市空气污染更为严重,以及企业非财务绩效表现更好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更为全面的评估我国碳市场建设的经济后果,为该低碳环保政策的持续推广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

论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行政监管的制度优化

在双碳目标下引导碳交易企业积极主动地开展自我合规,是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路径,亦是国家行政监管模式发展成功的关键。规制理论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的行政监管提供了规范性启示和有益性借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不断优化的过程,是回应型规制、智慧型规制和后设规制从理论逻辑转化为实践逻辑的过程。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存在立法规范相对滞后,风险管理明显不足以及配套机制付之阙如等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推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行政监管的优化:完善协同性“碳合规”法律体系,提升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法律位阶,发布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指引;加强多元性“碳合规”风险管理,事前采取源头预防,事中贯穿风险沟通,事后加大处罚力度;结合我国“碳合规”管理的现状,建立行政执法和解、处罚裁量规则激励和社会声誉型激励等激励性“碳合规”监管机制,力图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思路与方案。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推行视作准自然的实验,研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政策效应。研究结论如下:该试点政策的推行对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助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在该项政策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程度、碳排放水平越高的省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既是对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证支撑,也是对推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决策支持。

碳排放权交易对试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PSM-DID和S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2)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3)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政府激励企业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企业视角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机制检验层面,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碳信息披露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的参与加强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果强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促进高耗能行业碳减排效果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智力支撑。

企业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相关问题探究

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企业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对其进行会计处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基于此,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现状,探究其存在的相关问题,通过分析现行的会计准则规定以及企业实务操作,提出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完善碳排放权会计相关的政策制度提供参考。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信用监管制度基础研究

信用监管是近些年新兴起的信用监管分支,碳排放权交易信用监管伴随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实践逐渐形成了诸多制度规则,但是碳排放权交易信用监管的内容较为散乱,其制度基础仍需进一步提炼和总结。通过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信用监管制度进行基础性的研究,探讨其主管部门、制度依据、监管规则与政策发展等重要内容,旨在为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信用监管体系提供启示,以推动低碳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能否改善区域环境污染?——基于七个试点省市的合成控制法检验

统筹低碳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具有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效应探讨将是对环境政策协同治理效果研究的有效补充。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对区域环境污染展开综合评价,并采取合成控制法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显著降低区域环境污染,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提升技术、优化能源结构两条路径改善环境污染。因此我国应在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完善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技术活力的相关制度体系。

考虑绿证和碳排放权交易的电力市场协同减碳效应与仿真

为解决电力行业降碳问题,同时考虑绿证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两种交易机制的协同降碳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以各厂商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双层博弈模型,分析可再生能源配额比例和碳减排率对厂商决策行为的影响。针对免费碳配额的分配提出一种新的碳配额核定策略,并利用Karush-Kuhn-Tucker(KKT)条件将双层模型转化为单层模型进行求解。研究结果表明:新的碳配额核定策略既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抑制煤电增长,又可以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该研究为各厂商联动及通过优化配置资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提供了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重要制度之一,对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经济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分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环境规制强度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影响有显著的调节效应;(3)融资约束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4)异质性检验显示,对于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文章为理解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提供了政策启示。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来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证据

“双碳”目标约束下,考察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对提升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双赢”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A股8个试点行业2008—2020年的数据,在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和处理效应异质性检验的基础上,采用稳健估计量检验该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该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结果表明:①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后,试点地区企业价值显著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机制分析发现,该政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ESG表现提升企业价值,分析师关注度则发挥了动态调节效应。分析师关注度通过调节中介过程的前后两个路径,既调节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又调节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从而强化企业ESG表现的中介作用。③异质性分析表明,执法力度强、对环境治理高度重视及“开放经济秩序”营商环境的地区,该政策效果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聚焦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关键环节,积极健全碳市场配额的分配机制,充分发挥激励机制;规范企业ESG信息披露行为,不断完善分析师的“信息传递”与“外部监督”功能,持续强化ESG表现的催化作用;加强“有为政府”建设,提高当地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强化执法力度,并保持中性、普惠的竞争政策,以竞争性开放市场推动碳交易市场高质量发展。

考虑减排潜力的中国省域碳排放权分配研究——基于改进的ZSG-DEA模型

在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背景下,本文针对碳排放权合理分配的问题,采用改进的ZSG-DEA模型考虑各省(区、市)的减排潜力,探寻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碳排放权省域分配方案。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区域减排潜力各不相同,东部地区减排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减排潜力组内差距较大,且低减排潜力组有50%集中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整体减排潜力不足,东北地区集中于中、低减排潜力组;(2)改进的ZSG-DEA模型计算出减排系数更加合理,缩减了减排压力差距,能通过缩小省(区、市)之间的不公平程度来降低政策实施难度;(3)综合减排潜力和减排系数两个方面发现,仍有部分省(区、市)如河南等处于低潜力高减排的状态,面临凭借自身条件难以有效降碳的困境,也有部分地区在碳减排方面“仍有余力”。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各区域应发挥自身优势助力碳减排,在安排省(区、市)碳排放额度时要注重不同省(区、市)的减排潜力,同时加强减排责任意识,推动区域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