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之统”与“全尽之道”——牟宗三论荀子的统类概念

《荀学大略》是牟宗三疏解荀子思想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该书中,牟宗三紧紧抓住“礼义之统”与“客观精神”以提领荀子思想的特色,并借由荀子逻辑的、建构的理性主义精髓,阐明荀子由客观的“共理”发展出“类”概念,再将“类”概念运用于政治之组织、国家之建立以及历史文化之肯定方面,由是“知礼义之统类、推礼义之统类”遂成为外王之开出与客观化之落实所以得以可能的保证,而荀子的思想至此而可被称为“全尽之道”。

萧梁时期的文治与《昭明文选》的礼义内蕴

南北朝时期政权正统性是个敏感的话题,梁武帝萧衍为了争立文化正统,将礼制推行到政治、法制、文学等各个方面,这对萧统《文选》的编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萧统编撰目的除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还兼有将礼义精神贯注在文学编撰中的目的。萧统在对作品的选录、分类与排序中,构建了具有礼义精神的文学体系。在文体排序中,突出了君臣的尊卑意识,强调了皇权威严。诗赋体的“类分”中突出皇家重要政治活动,尤其突出了皇家重要礼仪性活动。萧统在具体的选篇中,“贵古”同时并不“贱今”,大量选录沈约、任昉等齐梁文人的作品,尤其是旨在宣扬萧衍政权合法性的文章,这与北朝文人无人入选形成反差。萧统旨在通过《文选》编撰,暗示在南北对立时代,南方政权才代表文化正统,文脉的传承亦在于南朝。

荀子的知识论与礼义观

在儒学脉络里,荀子最早建构了系统的知识论,并取客观理性的视角审视人性的“恶”变,倡设礼法之治,很有特色。但是,知识理性可以营造价值追求吗?唯有回到孔子、孟子,重新唤醒与激励“亲亲之情”“仁民爱物之心”,人类社会才能走向和谐,迎来良治。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丽而不浮,典而不野”:萧统文论的礼义内蕴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夫文,……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这一文论审美命题从正面持论,将礼义融化于其中,彰显出一种均衡折中的审美形态。由萧统主编的《文选》在选录诗文及排列文体方面也体现出以礼义为旨的文艺审美理念,而其《陶渊明集序》之立论亦是基于礼教思想立场,是故,其编纂陶氏文集也意在弘扬风教。萧统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依据文质并重的礼学思想提出“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的审美命题以矫正齐梁文学丽俗泛滥、文胜质弱之弊,这在本质上就是以礼义的典雅来制约丽靡俗艳的过度膨胀,以“质”的厚度来中和“文”的强度。这种秉承儒家风雅之道与礼义精神,标举丽而能典、俗而兼雅、文而有质的文艺审美观念,也是南朝文论家的共识。

宋代《礼义城图》再考

《礼义城图》发现于四川渠县礼义城遗址,现存9片残石。依据地图本身线条并结合礼义城遗址形貌能拼合,拼合后的地图约存原图一半。根据礼义城历次战事记载推测制作时间是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刻制目的是与碑文一起为宋蒙礼义城之战中牺牲的胡将军纪功。《礼义城图》线条较清晰,内容基本能辨识,绘制内容包括山川地物、宅院营房、城防系统、攻防器具等。《礼义城图》的绘制技法来自中国传统山水画,以象形的方式表达;方位、标注方法与同时期地图基本相同;绘制时未严格遵循地理方向,无比例尺,准确度不高。但作为纪功性质的城池攻防地图,《礼义城图》丰富了我国古代地图类型,弥足珍贵。

荀子:以仁为基础的礼义构建

学界一般认为,孔子仁礼并建,孟子主要发展仁,荀子主要继承礼。荀子多言礼,少言仁,"仁"在荀子思想中则处于从属的地位。笔者经过对荀子思想的深入考察,发现"仁"在荀子思想中仍然处于基础性地位。荀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继孟子之后,着重发挥孔子"礼"的概念,注重从外在规范上展开,以"礼义"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礼义构建中,荀子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以仁义为本,以礼义为用,更细致地分析了仁、义、礼、乐之间的复杂关系,传承孔孟仁政思想。荀子的礼义体系是一个以"仁"为基础,包含了仁、义、礼、乐、法、刑在内的博大体系,注重人道为本的礼义道德,强调体道与修身,发挥礼义的社会政治功能。荀子的礼义构建还担当了对儒家王道思想的传承,他既法先王也法后王,以圣人的理想人格传承和守护王道理想。荀子是一个与孟子有共同思想基础,有许多相通一致之处的儒学大家,是先秦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差序礼义:农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及乡土意义解读——沙岗村个案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更偏重于环境抗争行动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环境抗争的策略、组织等外显特征,对环境抗争行动者遭遇污染后如何在其规范体系中做出反应、形成策略的内在结构涉及较少。基于沙岗村案例中村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发现村民们在以"差序礼义"为特征的规范体系内行动:无论是与污染企业主的对抗,还是通过上访与政府发生互动,村民们做出行动决定时,首先都以其自身与企业主、政府的差序性关系定位为基础,行动策略的决定依据于其规范体系中特定关系所对应的礼义规范。村民环境抗争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乡土意义。脱离村民经验世界中的规范体系理解村民抗争行动的意义,会造成对村民行动的误解、偏见,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在理念与仪则之间——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义与礼仪

本文探讨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礼义与礼仪的界定,分析了礼义与礼仪的含义与社会作用,并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礼义仍然有存在的意义,礼仪则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礼义之邦”的礼义精神重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而非"礼仪之邦"。礼仪与礼义之间是起点与终点、外在与内在、行动与思想、表现与实质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前应该从"礼仪"与"礼义"内外两个方面加强教育培养,提高国人道德文明素质。社会教化中应该注意个体、社会、国家精神的不同。"礼义"仍应为当代社会教化之重点,这是因为其有现代性与民族性。礼的精神实质在于:和而不同、等差有序的文明秩序;恭敬、辞让的尊人利他精神。弘扬礼的当代意义,必须在价值观与道德观上坚持等差伦理与平等伦理的统一。弘扬礼让精神,抑制过分竞争。

公正、人心、礼义——《管子》“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解析

《管子》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通过对公正意义的深入揭示,《管子》明确了法治的内在意义和目标;其法治主张并非和人治相对立,在关注权力制约的同时更为关注人们的合作行为;通过辨明法律和礼义相生相成、刚柔兼济的关系,《管子》反映出其自身对法治的完整认识。《管子》法治思想与儒家法思想、秦晋法家思想共同构成当代法治中国的本土资源。

冠礼与成人之道——由冠礼释义看儒家哲学的礼义诠释特征

冠礼是传统社会男子成年的标志,古代礼仪系统的起点。冠礼源出远古部族时代成人礼,是古初成人礼经过自觉仪式改造和精神提升的全新生活仪轨和文化形式。《礼记·冠义》作为儒家礼仪释义文献的代表作,对冠礼所象征的"成人之道"进行了系统解说。古人所谓成人,是社会—伦理价值意义上的,亦是性体论意义上的,人之异于禽兽的礼义本质在其生命中的实现与彰显。成人更意谓成德之人,即礼义在人生命中的充分实现。儒家冠礼释义围绕伦理—政治维度、德性—修养论维度和形而上—性体论维度三个方向展开。通过冠礼释义,使其义理信念落实于社会礼仪活动,同时通过对其内涵的揭示和解释,使礼俗获得点化和提升,从而实现了生活哲学化与哲学生活化的双向互动。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礼义之邦”与“礼仪之邦”的是正

"礼义之邦"与"礼仪之邦"存在争议的事实,既有忽视词语学层面的思考,也有忽视形式所持有功效的倾向,合理的阐释姗姗来迟,本文旨在尝试弥补这个缺失。总的来说,"义"是"仪"的古字,在没有出现"仪"之前,"义"包含"仪"的意思;但在"仪"产生后,"义""仪"字义已明确分工。重视"礼义"而轻视"礼仪",反映的是重义理建设而轻实践积累的倾向,致使道德缺乏有效的积累;道德是通过具体实践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因此,"礼仪之邦"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是正"礼义之邦"与"礼仪之邦"的学理意义所在。

荀子“制礼义以分之”的正义思想——基于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的视角

关于正义研究的诸理论基本可归约为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两种正义理论。荀子提出"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主张在生存资源分配上取长补短,在政治权力资源分配上机会均等,在经济资源分配方面优先百姓,在社会保障方面关照弱势群体等,体现了其同一性正义思想;他还认为国家管理职位要打破世卿世禄制而按能配位、任人唯贤,并且对不同能力的人在权力分配、收入待遇、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方面也应有所差异,体现了其差异性正义思想。通过"维齐非齐"思想,荀子还将这两种正义内在地统一起来。荀子的正义思想不仅启发了后来的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从孝悌忠信到礼义廉耻: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涵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源泉。儒家伦理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对于有效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孝悌忠信是培养公民个人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礼义廉耻则是构建国家与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柱。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

"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与重要象征。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的树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信仰基础。这一称号是在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认定中获得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经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维护与完善。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荀子哲学的两大原理——“天生人成”与“礼义之统”及疏解

在中国哲学史上,荀子哲学是一个少有的、具有系统性建构的思想体系。具体说,其哲学有两大基本原理:一曰"天生人成",一曰"礼义之统"。在荀学体系中,两大原理纵横经纬,统领全体,于其思想之梳理,精神之把握,借用荀子自己的一句话说,即"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