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沙地块礼乐西海槽的地壳结构特征

OBS2019-2测线位于南沙地块礼乐西海槽附近,向北依次穿过礼乐滩、礼乐西海槽和南海海盆,测线全长300 km.该区域处于西南次海盆与东部次海盆过渡的关键区域.通过对OBS2019-2测线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和计算模拟,得到最终的速度结构模型,模型显示洋壳区地壳厚度4~7 km,陆壳区地壳厚度9~19 km,洋陆转换带(Continent-Ocean Transition,COT)在模型120~170 km范围内,约50 km宽,地壳厚度6~9 km.同时模型揭示了一个低速带可能为中南—礼乐断裂,属于岩石圈级大断裂,推测其向南经过了礼乐西海槽.相较于东沙地块,OBS2019-2测线速度模型与穿过中沙地块的海底地震仪(Ocean Bottom Seismometer,OBS)测线速度模型具有相似的速度结构特征,因此推测礼乐地块与中沙地块相邻,共轭的可能性更大,两者在南海扩张前同属于华南大陆.

礼乐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以聂振斌的美学研究为例

中华传统礼乐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积淀,是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面对现代社会中传统礼乐文化所遭遇的挑战,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聂振斌通过美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旨在将传统礼乐文化的智慧,包括注重理性精神、弘扬人文精神、追求人格精神、倡导自由精神等方面应用于现代社会。他强调了中西文化对话与融合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性。聂振斌的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和转化,更为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转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凸显了他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和意义。

中华文化基因视域下礼乐精神的艺术呈现与价值构建

在中国文化基因谱系中,礼乐作为“天人合一”的实践媒介,体现出一种将宇宙秩序引入人性与社会的文化模式。自然之律、道德之音、仪式之乐作为礼乐精神的三重维度,以十二音律合于天地之气、以琴乐德音涵养高尚人格、以祭祀乐舞象征伦理秩序的深刻意蕴,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品质。礼乐精神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塑造国家意象,以及审美体验和道德教化的双重作用,涵养人性意蕴,体现伦理精神。

徐复观“礼乐观”研究

新儒家学者徐复观认为礼乐在演进过程中,先有“乐”后有“礼”,再由“礼”取代“乐”,最后是孔子重新又把“乐”提到重要位置。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礼乐,使礼乐由外向内发展,成为儒家“仁”的一种外化形式。礼乐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政治、社会和个人修养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以“礼”治理天下;在社会层面是为了让人过上“人的生活”;在个人修养上,礼乐主要表现在“立人”与“成人”两个方面。徐复观认为人文就是礼乐教化,而礼乐的核心则是“天下为公”。

形态、界限及维度:作为礼乐文明理想型的乐教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之一。本文以“周孔礼乐”为理想型,从“乐教”的角度对礼乐文明的形态、内涵和维度进行考察。在这个时期,多维一体的“乐教”是文明教育的中心,也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乐教的天人维度,体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有节有序,和谐统一;它的政治维度,包含了制礼作乐的文化权力和审乐知政的功能;它的教化维度,移风易俗使天下皆宁,保持社会各层次的和谐;它的修养维度,通过礼乐来达成人格的完成。作为礼乐文明理想型多维度乐教,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建设,有独特的启发和意义。

礼宜乐和:礼乐文明之枢机——从教化维度对中华文明韧性之根由的探赜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富有韧性和生命力?从文化上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礼乐文明模式,特别是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礼宜乐和的内在机理。从理论维度看,礼乐教化之机理可以溯源至《周易》中“文明以止”的思想,中国古代圣哲基于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洞察,以天人合一为依据,提出了“文明以止”的中国方案,陶铸了中华文明“因时而中”“合宜而止”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规避了极端化思维的“偏伤”。从实践维度看,先秦儒家通过“文之以礼乐”找到了“文明以止”的路径和方法;通过“礼之用,和为贵”澄明了礼的本质;通过“礼别异,乐合同”以及“中和位育”,昭示了礼宜乐和的文明枢机,揭橥了中华民族不勉而中、保合太和、生生不已之奥秘。

《尚书·秦誓》与早期秦国礼乐政治

《秦誓》与“穆公之霸”有关,是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用于秦宗庙的仪式文本。此篇短短二百多字,既有批判和自省,亦流露出造就强盛秦国的成就感,又见文化担当的责任感。其言说指向是省思国君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任用人才,以达成国家治理的完善。《秦誓》标志着穆公时期秦国学习周礼的巨大成就,可视为早期秦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文本。早期秦国诗书礼乐建设的成功,证明西周礼乐政治对“非我族类”的强大吸引力及其所赋有的文化改造功能。《尚书·秦誓》和《诗·秦风》共同体现了早期秦国在诗书礼乐法度方面的成果,意味着秦国在未来本有可能继续礼乐政治的道路。

“三礼”与中华礼乐文明

“三礼”是中华礼乐文化的经典代表著作。作为一种人文文化,“三礼”不仅是中华礼乐文化的集中体现,而且是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门径。从形式上来看,“三礼”作为一种礼乐文化的有机整体,关注着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追求并向往着融洽和谐的大同之世。从内容上来看,“三礼”承载着周公之德业与孔子之显学,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三礼”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敬仁爱”的文化精神,铺定了中华儿女优秀的生命底色,成就了一代代中华民族的格局与气象。

叔孙通“起礼乐”之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述论

叔孙通“起礼乐”是汉代历史与中华礼乐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原因为:从文化传统看,中国早期先王奠定的制礼作乐的圣教传统,早期儒家探索儒学与政权结合的努力尝试与先圣前贤恢复周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理想以及文化群体存亡继绝的责任担当所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促使作为儒生的叔孙通勇于担起“起礼乐”的重任;从现实条件看,“起礼乐”所需典籍缺失,儒生群体的集体努力,汉初亟待休养生息的局面,不同区域异质文化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统治集团对儒学的偏见与对楚俗的偏爱,造成“起礼乐”的现实困境。然而,叔孙通以“希世”“度务”的策略,不仅基本建构了汉初礼乐文明制度与礼乐文明新形态,而且赓续了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中的人文精神刍议:由《韶乐》说起

《韶乐》是古代雅乐的最高典范,具有至高的道德内涵和情感性、教化性、仪式性等特征。西周上承远古及夏商以来的文明积淀,因革损益、继承发展,制定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礼”致力于外在行为规范,“乐”强调内心疏导,礼乐的二元结构建基于人性论基础,礼乐功能有别却旨趣同归,源于人情又节制人情,共同指向人的意义世界。从《韶乐》到礼乐,皆在于人心的涵化,由于德性、仁爱、恭敬等精神的注入而彰显着人文力量,具有安顿人心的意义,在当下亦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古代礼乐关系中我国音乐规制的思想诠释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特征。“礼”的仪式在西周初年经周公等的改造,从宗教制度转换为基本的典章制度,规定着社会生活、贵族活动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乐”被周代改造为沟通情感基本方式,其目的通过“乐”来化解因“礼”的秩序化、等级化而带来的社会对立与矛盾。利用“礼教”“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等级的秩序,以礼乐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礼乐”对后来各朝代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流风遗韵——以叔孙通“起礼乐”为中心的考察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核心要素为“尊贤上功”的根本指导思想、“大人才观”的选拔标准与“终身树人”的培养思想。通过论证齐国对薛地的长期统治与薛地盛行的礼乐文化与任侠文化、叔孙通“稷嗣君”封号与稷下学风的渊源,可以发现齐文化在薛地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并影响了身为薛人的叔孙通。通观叔孙通在为汉家“起礼乐”过程中对待人才的方式,本文认为其人才理念与齐文化人才思想基本一脉相承而又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大人才观”选拔标准的细化与坚守。叔孙通躬身践行、重视时效的做法,不仅是齐文化“尊贤上功”人才思想的流风所及,也是以稷下学派为代表的、以“务为治”的中华文化精神与先秦士人品格的回响。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吕氏春秋》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衍化——以礼乐、孔、孟思想为核心

《吕氏春秋》作为先秦诸子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以王治为目的,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与衍化。它继承了儒家“乐与政通”的思想,将音乐作为施行教化的利器;同时吸收了礼乐思想,强调音乐的制作与使用都应合于“礼”的规范。在乐教的施行、音乐可观的作用方面,沿用了孔子的“正乐”思想。但其推崇的“大乐”以遵循自然和谐运行规律为基础,在排斥“郑卫之音”的理由、推行乐教的类型、音乐德治的内容等方面,与孔子有着不同见解。《吕氏春秋》认同孟子的民本思想,将音乐作为得民心、实施德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像孟子那般一味地强调美感的共性,它认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存在差异,在平和的审美心境下才能获得审美愉悦。

朱熹诗教与礼乐关系疏考

先秦以六经为教,《诗经》居首。朱熹既是儒家诗教传统的传承者也是诗教理论的创新者。朱熹以“性体情用”的哲学思想,重新解读和确认了儒家诗教的意义。这种理学式的思路也成为朱熹阐释礼乐关系的逻辑基础。他明确提出“诗本乐末”“礼乐同体”,从形而上的层面解决了诗教思想中的礼乐关系问题。他从礼乐的价值指向出发,明确了“敬”先“和”后的次第,使“礼”“乐”作为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实践中有了主从先后的分别,并进一步以“敬体和用”的理论讨论儒家诗教核心价值观“仁”的实现路径。立足朱熹诗教思想,深入考释其对礼乐关系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朱熹诗教思想。

先秦时期“礼乐器”的历时性嬗变

先秦时期“礼乐器”承自“八音”的器乐规范传统,历朝历代皆沿袭之,民国时仍有复礼端倪。礼乐制度下的器乐文化在先秦时期礼乐文明体系中历经“前礼乐时期”“制礼作乐时期”“礼崩乐坏时期”三个发展阶段。由于社会阶层的差异,其代表性乐器石磬与琴器的质料、技术、形制等特征反映出不同阶段“乐”的基本面貌。先秦时期“礼乐器”承担着以“德音”为表征的伦理教化功能,在“天德”“文王之德”“精神之德”的秩序演化过程中阐释着器乐文化的象征意义与功能转换。

宋代元会礼乐仪制的新变

元日朝会历来颇受统治者及朝廷的重视,且各代的元会礼乐仪制又有所差异。宋代元会仪则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作出较大幅度的增补和改革。诸如宋代在皇帝朝贺皇太后、鸣鞭、炉烟升、帘内再拜及称贺帘外等方面予以增补,并于元会所属类别问题、元会仪次序、贺辞与寿辞的宣读者、上寿仪步骤、行礼方位、皇帝与百官着装、元会仪地点、乐舞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宋代礼乐仪制的诸多变化,既与宋代崇文抑武、崇儒尚雅的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有关,又反映出其对前代礼乐制度着力厘革的迫切要求及政治制度化的进一步加强。

天理与人欲:二程礼乐美学与道德实践

程朱理学“天理人欲”之辨历来备受争议。二程洛学与朱熹闽学并未将天理人欲完全对立,二者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二程认为理欲之辨就是公私群己之别,与天理相对的是私欲而非人欲。在这个解释框架下,二程理欲论被公私之辨取代,承认了人性自然情感欲望合理、合法,具有正当性,继而提出祛除恣肆的人欲,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正基于此,二程推证情欲本善,善恶皆天理。由此,二程礼乐美学与道德实践从礼乐本体论、心性义理、道德修养三个方面展开,借此确立了身、心、性的礼乐修养论。

《诗经》中龙意象的礼乐美学

《诗经》中龙意象以龙字、龙形图案及龙马精神三种形式广泛而不均衡地分布于风雅颂各部,隐隐反映出宗周时代深厚的礼乐之道及审美追求。现存版本的《诗经》和《礼记》深刻浸润着孔子的思想内核与政治抉择,因此诗礼互训是理解与构建先秦诗歌艺术与礼乐文化关联性的重要切口。美善相通背景下龙意象的运用与礼乐美学形而下价值的关系,主要融汇并体现于以文为贵的原始审美趣味、崇高美类型的承续以及朴素的天人观念和时空意识下的形式美三个层面。

从《大唐开元礼》看唐朝礼乐制度的新变及影响

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开放的封建王朝,其礼仪制度必然对后世影响颇深。唐朝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是唐朝统治者根据政治需求结合实际条件而制定的封建礼仪制度。《大唐开元礼》作为盛唐时期官修的礼仪制度,可从各个方面展现盛唐时期的礼乐,从中既可以看到对前朝礼乐的继承,也可看到在盛世之下礼乐制度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