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学”的分化看明末“礼仪之争”发生的背景

“中国礼仪之争——天学的分化”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一直是相关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特别是处于论战中心的耶稣会内部的争议点可以看作是后来不同传教会之间、文明之间所有纷争的缩影,因此有针对性地深入分析和解读其产生的原因非常必要。事实上,中国耶稣会士的“礼仪之争”源于基督教“福音”和儒教“文化”之间的传教学矛盾性。利玛窦着重于二者间的连续性,采用厚古薄今的学术(理性)传教方针,而龙华民偏重于不连续性,选择古今否定的平民灵性传教方针。利玛窦的适应路线形成于排除俗儒理学的真儒古教的命题,而龙华民的非适应(保守)路线,可以说是在利玛窦的反理学框架基础上形成的对立理论。

利安当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西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围绕中国礼仪的合法性问题,多个来华天主教修会、罗马教廷、清廷乃至法国启蒙思想界都卷入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议之中。本文拟以在“礼仪之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托钵会士利安当在华活动为线索,一方面聚焦于反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一派来反思这一历史事件爆发的原因,另一方面基于利安当主要的中外文著述来考察其儒学观的转变,试图厘清他与同为反对派的龙华民之间观点的差异及其来华后期向“利玛窦路线”的靠拢,以期进一步揭示对中国礼仪持不同立场的来华传教士之间,既存在有目共睹的批评斗争,又在中国汉语神学的术语建构及书写践行上保持着密切合作。

1656—1806年俄来华使团的外交礼仪之争及其影响

1656—1806年,清朝前期,沙俄使团多次来华,均与清朝发生礼仪争执和冲突,主要体现在国书格式和内容与清朝典制不符,使臣觐见皇帝时拒行跪拜礼,使臣坚持亲自呈递国书和方物等方面。其原因主要是中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的不同,以及俄国对华长期侵扰对中俄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的建立造成障碍。多次礼仪之争,导致俄国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转变,阻碍了中俄两国的早期交往,但同时也迫使两国政府寻求增进相互间了解沟通的渠道和方式,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俄两国之间传统文化的交流。

十七十八世纪的中西礼仪之争与孙璋的《诗经》翻译

法国汉学家、耶稣会士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1695—1767)在他的拉丁文《诗经》全译本《孔夫子的诗经》中,反思了刚刚结束的中西文化冲突——礼仪之争。在译名之争和是否允许中国礼仪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孙璋都提出了与罗马教廷不同的观点:对于前者,孙璋给出了天-帝-Deus融合的翻译和阐释,隐晦地表达了对“天非Deus”的反对;对于后者,他从多角度为中国祭礼辩护,为中国礼仪的举行提供支持。面对礼仪之争后期中西文化交流之路上的各种阻碍,孙璋用“以经释经”的独特方式,实践了属于自己的中西跨文化对话策略。

“中国礼仪之争”中的丧礼

在“礼仪之争”中，丧礼的争执过程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中西“礼仪之争”与中国近代化转型——从话语之争到身份之辩

始于明朝的"西学东渐"浪潮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基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礼仪之争既体现了中西方话语权的冲突,更揭示了不同文明下的"身份之辩"。西方展示出一种相对开放的话语体系接受"多元"文化,而当时的中华帝国的话语体系则相对封闭,强调文化的"内在系统循环性"。在身份认同上,中西方均追求基于"一元身份"的"中心地位",否认合作式的多元身份共存,这是中西"礼仪之争"的实质所在。西方以"救世主"心态对外散播其宗教文化,借助工业革命的浪潮,顺应了近代化转型的需要,最终形成了西强东弱的近代格局。

罗马天主教会与中国礼仪之争

历时三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破坏了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好局面．本文依据旧金山大学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礼仪之争国际研讨会整理的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文件一百篇，探讨发生这场大争论的深层原因：罗马教廷以“文化至尊”自居来禁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维系纽带，必然会发生激烈的文化碰撞，这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惨痛教训，不同质的多元文化间的对话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至尊”的观念是万万不可取的。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罗文藻及其在“礼仪之争”中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17世纪中叶以降,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势中衰,罗马教廷试图借此机遇,从葡、西王权处收回"保教权",以重现往昔的辉煌。为此,罗马教廷设置了"宗座代牧"体制,并派出以法国外方传教会为主体的传教士前来中国,以扩张教廷的影响力。这派传教士坚持反对利玛窦一派的传教方针,"礼仪之争"的烽火重燃。在这场事件中,第一位中国籍的天主教主教罗文藻(1616-1691),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超时代的视野与魄力与"欧洲中心论"代表性人物罗马教廷的"神学权威"闫当(Carolus Maigrot,1652-1730)展开斗争,维护了教会的传教事业。同时,他坚持传教事业"本土化"策略,遵从中国礼仪,维护了中国礼仪。罗文藻在"礼仪之争"中的文化抗争,展现了部分中国人在明清之际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光辉形象,值得当下学人仔细研究。

全球-地方化的汉学--对“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经过20年的研究,"中国礼仪之争"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确立了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在文化交流(多元文化、跨文化、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确认无疑。由此启蒙进而获得"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证明汉学研究的赞美异域,有其外部视野的合理与局限。东方民族的学者,只有带着自己进入同一个"文化比较"的环境,才能真正看清自己。从"中国礼仪之争"引申出来的对话理论引导我们摆脱萨义德"东方学"的后殖民主义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束缚,指引我们有可能往中间行走,然后在东西合并以后的整全论域中超越出来,建立一种把地方知识直接汇入全球体系的"全球-地方化的汉学"。

皇帝、朝臣、传教士:耶稣会士闵明我与清初礼仪之争的一段插曲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在华耶稣会负责人闵明我领衔将答复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复函上奏康熙,并分送包括衍圣公孔毓圻在内的各位朝臣,以寻求皇权和清廷大臣的舆论支持。在华耶稣会士此举用意在于增强耶稣会有关适应中国礼仪传教策略的说服力,其结果引发了康熙帝第一次就礼仪问题正式表达立场。析究现存的闵明我奏疏及朝臣证词等珍贵文献,可以揭示出清初耶稣会曾经有意通过结交词林重臣,在清廷内部编织起一张友善西教、西学的词臣网络,其活动甚至渗透到清初内廷的经筵日讲中。透过这段史事,不仅有助于追索清初礼仪之争问题的细节,而且也有助于厘清康熙时期耶稣会在京廷的复杂关系网络。

试论同治朝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之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美、法等国即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此后,外国使臣是否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成为中外难以逾越的外交障碍。中英修约期间和同治帝亲政后,外国方面再次提出觐见问题,并与清廷展开交涉,清廷内部亦就此发生激烈争论。1873年6月29日,日本大使和西方各国公使分别以作揖和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帝。这一原本属于外交范畴的礼仪之争带有明显而浓重的侵略色彩。同时,清廷觐见礼仪的变改,使其从天朝大国的自我封闭中醒来,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世界,这又是历史的进步。

“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

历史或历史事件本身,往往可以表现为一种知识权力,制约着后来者;或者转化成为一种必须通过今人的活动方式才能够予以再生的社会资本。通过对闽东地区顶头村村民的宗教生活的调查,表明他们已经比较温和妥当地处理了天主教信仰与佛教信仰、祭祖礼仪、民间风习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层面达到相当程度的一致;几百年前曾经为之发生冲突的中国礼仪,大部分矛盾已经在天主教的中国化过程中逐步地得到缓解,并获得了中国式的解决方式。至于作为一种知识权力或社会资本的宗教信仰及其礼仪,也在历史演变中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正常的作用,成为其社会生活乃至宗教生活中的基本资源,得到佛耶两教教徒们的共同默契和彼此守护。通过顶头村的调查,也可以历史地理解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情景以及中国宗教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

传播学视角下中英“礼仪之争”再审视

公元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来华导致的“礼仪之争”,是东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碰撞与冲突,也是40余年后爆发鸦片战争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事件的评价大多只批评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漠视或者忽视马戛尔尼使团暗藏的殖民主义扩张意图。后殖民理论批评,从传播学视角重新审视、传播者的传播动机、传播手段以及在传播中由于中英价值观念的偏差导致的认知障碍等因素,明确指出英国使团表面的贸易诉求背后是殖民霸权倾向的传播动机,礼物媒介的选择暗含政治文化的较量;同时通过中华礼仪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对比,对中国特有的宾礼朝贡制度及其背后支撑的天下传播秩序模式进行了深入阐释。可以说,笼罩在近代史中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虽已远去,但印刻在心理上的殖民思维并没有消散。重新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明扩张史保持一份警醒,纠正“中国故事”中丧失主体性的长期失语,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和中华文明。

中西礼仪之争在福建

礼仪之争是17～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发生的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整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对东西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福建与中西礼仪之争有着极其特殊的联系,自始至终都处于礼仪之争的旋涡中。礼仪之争的星星之火首光在福建点燃,其后又在福建燃成熊熊大火。

从礼仪之争看驻藏大臣同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关系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时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济美嘉措为首的部分噶厦政府官员,趁清廷更换驻藏大臣之机,制造了所谓的“驻藏大臣与达赖争坐次案”。本文拟通过对事件始末的剖析,勾勒出这一问题的轮廓,以待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热河日记》与“儒藏礼仪之争”——一场多民族帝国盛宴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热河日记》是清代乾隆年间关于儒佛关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通过对朴趾源所记录的儒佛与皇帝互动的种种细节的分析,来说明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关于皇帝与内亚佛教世界的礼仪冲突的看法是对乾隆年间承德的礼仪空间与秩序的误读,认为真正的礼仪冲突产生于儒家与藏传佛教之间,而冲突的根源则在于清代夷夏观念的变革和知识分子心态的复杂性。

天主教与佛教儒学化之比较与反思——以“礼仪之争”与“沙门议敬”为中心

"沙门议敬"的圆满解决与"礼仪之争"的不欢而散,共同昭示了一个主题: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之下,走多元融合之路。同时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坚持所谓"普世主义",并认为这种普世性要由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国家输出的想法是错误的。

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礼仪之争”研究综述

明末清初时期的中西礼仪之争是海外汉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曾给中国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同时论争双方在欧洲发表的大量介绍中国的文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催生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本文主要梳理了礼仪之争的不同阶段,使我们对其发展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探讨了它在中欧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彰显其研究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