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互动视域下明清服饰变迁研究

明清是中国传统服饰演进的重要时期,不仅见证了华夏衣冠的恢复和王朝政治的传续与更迭,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明初的服饰礼仪重建,明中后期的服饰等级僭越现象,清初的“剃发易服”政策以及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对服饰风尚的影响等,都显示出服饰与王朝政治、地方社会、民众生活的密切互动。从礼俗互动视角予以综合性分析,探索明清服饰的变迁脉络及其社会实践机制,特别是在社会平稳期与转折期的作用发挥,有助于理解服饰在国家一统进程中的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角色担当。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视传统中国社会变迁的窗口,亦为理解当今社会发展与国家认同、助力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智慧。

在礼俗互动中辨识“中国原理”(代主持人语)

中国社会语境中的“礼”与“俗”,既是社会现象,也是话语形式,关涉国家政治设计与社会运行机制,内嵌于中华文明形态之中。近现代以降,受到西学东渐思潮、民族忧患意识的激发,与礼俗互动相关的政治与学术资源得到进一步挖掘。民国学者费孝通、梁漱溟、柳诒徵、邓子琴等的礼俗表述,秉持中西文化比较视角,体现出济世致用的研究取向。

多元祭祀与礼俗互动:明清杨家埠家堂画特点探析

家堂画在山东通常被视作祭拜祖先之物和民间艺术品,但通过分析杨家埠明清家堂画可知,其祭祀内涵不仅仅局限于祭祖,还包括祭祀土地和家堂神,呈现出多元祭祀的特点;此外,明代家堂画隐喻着国家礼仪制度,并非单纯的民间艺术,而是礼俗互动的产物。家堂画的这两个特点自近代以来逐渐弱化,至今已鲜为人知。揭示这一演变过程,对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家堂画及其祭祀习俗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礼俗互动传统的“澳门模式”

通过考察澳门社会在明清时期的中葡相处之道,分析其多元社会文化生态结构,可以发现在澳门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总体上是以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为基础,在中葡两国政治关系的框架下不断磨合,并逐渐趋于经济领域的安居乐业、政治领域的高度自治,呈现出社会礼俗交融的文化景观。作为中西方两大文明交汇之地,居澳葡人与华人长期存有“中礼西俗”和“西礼中俗”的文化差异与生活隔阂,但却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花分两朵,各表一枝”,这种化民族之异为礼俗之别、化政治之争为文化之融、化经济之壑为生活之常的文化政治智慧值得关注。

大学礼仪教育改革探索——从传统文化礼俗互动的角度

通过回顾大学礼仪教育出台的历史事实、现代礼仪教育出现的若干问题及解决之道,揭示传统礼仪教育与现代大学礼仪教育结合的提出背景。以传统节日礼俗的春节和人生礼俗的婚礼为例,探讨传统礼俗仪式的现代价值。现代大学礼仪教育改革,可以从与传统节日礼俗、人生礼俗互动的角度,重视现存的礼仪民俗,探索大学礼仪教育改革,实现大学礼仪教育目标。

礼俗互动视角下祈雨祭研究——以广胜寺镇水神祭祀为例

一个地方的信仰和仪式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礼俗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水神信仰形成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通以为其属于纯粹的民间信仰,但在民间的实践中,官方从未缺席。从广胜寺镇祭祀水神的案例看,官民之间在对待水神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官方对当地水神文化的支持与引导,有助于水神信仰的发展,更有助于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

礼俗互动:农村网格化管理与新乡贤“德治”协同逻辑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近年来由地方探索推行的农村网格化管理实践成为疏解基层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一项重要举措。农村网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人的"网格化",这一治理方式有助于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但在当下部分农村社区还面临着"网格乏力""格网不畅""格中缺人"等诸多新问题。目前中国农村网格化实践理念出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甚至是"治理"的新趋势演变,新乡贤群体逐渐成为嵌入农村网格化管理的一股潜在力量。通过挖掘中国乡村社会"礼俗互动"的文化逻辑和运作传统,充分发挥新乡贤在基层乡村"德治"环节中的关键衔接功能,有效打通农村网格化管理的"下情上达"渠道,能够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增强乡村治理能力,推动新乡贤的"德治"优势转化为基层乡村社会"网格"治理效能。

从梅花拳“拜师礼”看近现代华北村落中的礼俗互动

中国乡土社会的礼俗传统久已有之,基于礼俗互动而构建的多元社会关系框架是观察与认知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在近现代华北村落社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梅花拳,植根乡土,长期影响着乡村生活实践。盛行于冀南北杨庄一带的梅花拳,围绕拜师礼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师徒社会结构,保障着当地乡村社会中层次分明、显隐兼具的礼俗互动机制的运行。

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以白族“礼俗互动”为视角

以“礼”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无论是作为社会实在还是话语形式,始终与“俗”相辅相成,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普遍性及其特殊性。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在社会实存中存在似是而非的相似性,在话语形式上导致模棱两可的话语体系,两者间的张力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多层次性。礼俗互动的研究范式旨在探讨文化多元性、多层次性的社会机制,并在多样化的社会差异中找寻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同一性。白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自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亦是儒释道融合的民间典型之一,分有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把白族礼俗互动的文化特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来讨论,目的在于从中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也意在追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起点。从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诉求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德国民俗学史上的“礼俗互动”

自18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德国在一个半世纪内遭受了数次社会政治巨变,与此相应地,其礼俗互动(观)也先后经历了“礼失求诸野”“俗学于礼”“俗生于礼”与“礼缺造诸野”四个主要发展阶段。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首先,礼俗互动(观)以及民俗学是有政治性面向的,与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其次,重俗轻礼或者为社会政治秩序动荡之时,或者为极权统治之时,而重礼轻俗多为秩序相对稳定之时。再次,无论重俗还是重礼,都要为礼俗起源找到一个合理解释;重俗之时,一般将其归结为民族共性,而重礼之时,往往将其解释为上层精英的创造力。最后,礼俗互动观总是立足于实证主义,再加以理性思辨;但由于其政治性面向,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人为加工,乃至偏向于功能主义、甚或工具主义。

礼俗互动态势下的鼓子秧歌研究

2011年,阳信鼓子秧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春节期间,阳信县洋湖乡各村的秧歌代表队都保持着串村表演的习惯。本文采用艺术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从礼俗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究鼓子秧歌集体表象的发生,强调艺术活动中集体记忆与生存智慧构成了人的情感表达与文化自觉,以文化认同的方式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融合起来,将礼俗互动的政治智慧作用于地方社会的良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以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为中心的考察

微山县伏羲庙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凤凰山南麓陈庄村,宋元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基于各种原因,多次对其进行重修。虽然立碑年代各不相同,但碑文都表达了对伏羲氏的敬仰,并对民间盛行的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贯穿伏羲信仰发展的主线,即强调伏羲作为上古圣贤人物的功德,并努力将其形象神圣化。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盛行以及国家对民间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有意识地对民间的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礼”化“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途径就是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地方精英阶层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对民间信仰进行道德渗透,确保儒家思想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礼俗互动:民间宴席食俗的多维考察——基于京郊南部地区“十二八席”研究

礼俗互动实践建构着社会系统,维系着社会发展。民间宴席食俗作为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彰显着礼俗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实现了由贵族宴饮向民间宴席的演变,政治宗教性减弱,世俗娱乐性增强。“十二八席”是京郊南部地区的传统民间宴席食俗,已有数百年历史,其演变历程体现了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的深度融合。其在民族民俗融合、时代改革开放、文化独特包容等因素影响下实现活态演化;在社会礼治规范、性别观念解构、互惠关系形成、新型阶层划分等方面功能明显。

礼俗互动 礼乐相须——浙东民俗与浙东锣鼓的活态共存

民俗活动是仪式音乐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浙东传统礼俗仪式中,民众世代遵循固有的以锣鼓为主导的用乐方式。庙会社火、祠堂祭祖、迎神赛会、节日灯会、祭海谢洋、舞龙耍狮等民俗活动及音声技艺表演中,锣鼓不可或缺。锣鼓音声与礼俗仪式共生互动,是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景观,也是浙东锣鼓成为民间仪式音乐的根本原因。

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对“礼俗互动”研究的理论启示

民国时期兴起的“礼俗学”可谓“礼俗互动”研究的先驱,不少学者受孙末楠《民俗》一书的影响,或在其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的礼俗文化展开考察,或结合本土语汇对其进行解析。由此产生的丰硕成果表明,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在“礼俗互动”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的当下,再次检视孙末楠建构的民俗学理论体系,结合中国实情对其中的核心概念及内在理路作进一步阐发,有助于丰富“礼-俗”关系认知的学理逻辑,从方法论层面推动“礼俗互动”研究范式走向成熟。

反思“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及其研究实践

“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阐释拓展、广泛运用三个阶段。这一概念较早在我国民俗学研究领域使用,认为它先由历史学提出、后被民俗学继承和发扬的看法并不准确。从民俗学对“礼俗互动”的研究实践来看,目前相关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其中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视角渐成主流。民俗学研究“礼俗互动”需要比较视野和理论关怀,但目前所做有限,须加强相关探索,在提升这一学术分析工具阐释力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其学术价值。

家祭、礼俗互动与汉人的精神世界——以云南腾冲汉人家祭活动为阐释对象

平民家祭是浸润伦理精神的礼仪实践,关乎社会善治与生民立命。通过考察云南腾冲汉人家庭祭坛“家堂”的社会构成与伦理内涵,讨论儒家式家祭与日常生活规范及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现祭祀“天地君亲师”、家宅之神和祖先,是国家礼制、儒教礼义与民间信仰互动的产物,这一信仰系统虽深具宗教性,但根柢是私人道德与日用伦常;人与神和祖先的沟通掌握在普通人的手中,“家”成为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唯一庙宇,独立和绵延的“家”成为社会生命的安置之所。因此,作为最有生命力的礼教手段,家祭仍是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领域不可或缺的研究主题。

文本还是实践?——对《“礼俗互动”概念的学术价值及献疑》的回应

礼俗互动是跨学科的学术论题。回应潘斌教授对礼的历史性与中国特殊性的强调,期望有助于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今天,探讨礼俗作为一对理论范畴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理论潜力与价值。礼的历史性并不是固定化礼,相反,承认礼的历史性不仅意味着承认它与过去的联系,更要承认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礼俗互动不是礼和俗作为两个独立的、具有固定边界的领域之间单向或双向的交流互动,而是始终处于彼此对照依存、转化相生而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过程之中。礼俗的互动相生构成了一个动态性转化的机制,在从俗到礼、从礼到俗的循环实践中,既实现了礼的教化作用,又充分地包容了多元差异的文化实践,实现了多元性与一致性的动态转化与辩证统一。与礼俗相关的讨论,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人类文化包容多元性与统一性的更多可能性。

“礼俗互动”概念的学术价值及献疑

张士闪等人提倡“礼俗互动”概念并加以推广,可以纠正中国民俗学、社会史研究等领域的一些偏颇认识,体现出当代学者在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方面的自觉和努力。不过民俗学者所言“礼俗互动”,对“俗”的重要性的强调要远高于“礼”,更多呈现的是“俗”对于“礼”的“自下而上”的作用,而忽视“礼”对于“俗”的“自上而下”的作用。一些民俗学者对礼、俗以及二者关系的界定比较宽泛,缺乏“历史性”;在进行礼俗关系的研究或“礼俗互动”概念的论证时大量套用西方理论和概念,缺乏说服力。作为一个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概念,“礼俗互动”在民俗学等既有学科论证的基础上,还需要以经学、礼学的眼光来加以检视并丰富其内涵。

也谈“礼俗互动”及相关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礼俗互动”说引发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和民俗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大大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然而学者们在“礼”“俗”二者之间关系的描述上,以及“礼俗”概念的范畴与性质界定上,往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礼”与“俗”具有交融性或交叉性,并非国家礼制和民众文化间的截然对立;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礼俗”,存在贵族礼俗、士族礼俗、官僚礼俗、庶民礼俗等多种类型;礼俗是历代各级统治者“以礼化俗”的产物,发挥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作用。《仪礼》作为礼学重要原典,有其独特的行文方式和意义非凡的礼意元素,对后世国家礼制与庶民礼俗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