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世文献与中国传统礼制的“下移”

明清以来,“酬世文献”甚多,但其编纂目的在于日用应酬,多为民间坊刻,印刷粗糙,版本混乱,用之即弃,所以存世较少。目前至少可梳理出《酬世锦囊》《应酬汇选》和《乡党应酬》三个系统,其祖本可溯源至清初乃至元明的民间日用类书。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主张“应酬即是格物”,“应酬即礼”,为日用应酬的礼仪化和酬世文献的编纂做了理论铺垫。作为一种礼仪手册,酬世文献延伸并细化了宋代以来的庶人乡礼,打破了“庶人无酬酢之礼”的限制。酬世文献中的礼文,是明清以来民间礼仪活动中口头言说、文字往还、人神沟通的主要文本资源,其中的活套、丽句、佳联极便于下层行礼者模仿套用,促进了礼文在民间社会的应用。乡间礼生、“下层读书人”或“平民读书人”,都是酬世文献的传播者和应用者。民间酬世文献的流行,推动了传统礼制的下移和礼仪之邦的形成。

以宗统族——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

宗子主祭作为宗法制的重要原则,为宋明理学家所重视与强调。明代是岭南地区宗族发展的重要时期,部分士大夫尝试运用宗子主祭原则来推动宗族建设,实现以宗统族的理想。以嘉靖初年“大礼议”为界,此前的宗子主祭实践只有何真、湛若水寥寥两例。此后,霍韬、湛若水、黄佐、冼桂奇等相继倡导并践行宗子主祭原则,但在运作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坚持宗子主祭原则所带来的困境,因此都陆续于万历以后不再坚持这一原则。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主要依靠强势的族内高官显宦通过其政治与经济实力来推动,一旦相关推动者本人故去,这一原则就很快被后代所抛弃。在这一过程中,理学家所坚持的大宗小宗祭祀原则,逐渐被“始祖—房支”祭祀原则所取代。

元明清国家礼制中的伏羲祭祀

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就是伏羲氏已经不再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而是历代王朝认可的圣王。元明清时期,朝廷除了继承历代王朝的伏羲祭祀传统之外,更从国家和王朝的视角对伏羲祭祀做了相应的规范与调整,这是伏羲祭祀在国家礼制中的适应与改变,是伏羲祭祀国家化的表现。元朝命全国郡县通祀三皇,是三皇祭祀在全国发展的极致,朱元璋则取消了全国郡县通祀三皇,只准在陵寝地祭祀伏羲,唐代以来的春秋祭祀三皇传统被终结,清代除历代帝王祭祀之外,伏羲还被作为皇师与先医被祭祀,可见伏羲身份的多元与伏羲祭祀的多样。元明清文献中记载的分布在全国范围之内的伏羲庙,就是历代伏羲祭祀与伏羲信仰的结果,他们大量存在于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山西、甘肃诸地并流传至今。

苏轼的礼制思想及其对宋代礼制的维护

苏轼重视国家礼制的建设与维护,对礼的起源、本质及功能等方面有着自己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礼制思想。苏轼认为,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国家的繁荣发展需要礼制的维护。苏轼不仅自己严格遵循礼制,同时要求民众也要遵循礼制。对于民众违反丧礼、军礼等礼制规定,甚至对皇室成员也有违反卤簿制度的行为,苏轼均积极采取措施,坚决维护国家礼制,对北宋礼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器之美——礼制文化下的汉代香具使用研究

香具在汉代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香器的发展也映射了汉代的文化,展现了汉代熏香活动的兴盛。博山炉作为汉代熏香文化发展的典型产物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研究汉代礼制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很早就有熏香的习惯,古人以前偶然发现某些植物燃烧时产生的气味,有驱逐蚊虫、净化空气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熏香活动的出现,熏香的器具也随之而发展起来。汉代香器中博山炉作为典型产物,在汉代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式各样不同形制的博山炉对香文化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礼制与中国古代服饰色彩

儒家思想肯定艺术和审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倡以典章制度的形式对礼义的内涵进行规范化。服饰是礼制的载体之一,先秦至秦汉,随着正色、间色的区分以及五色体系的形成,服饰色彩更多体现出观念性、象征性。历代典章制度对皇室贵族及官民各阶层的服饰色彩都有相应的等级规定,以体现各阶层的等级秩序。这些制度成为影响中国历代服饰色彩变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对礼制与中国古代服饰色彩进行了详细分析,以供参考。

宋代儒学礼制世俗化在仿古佩玉中的体现

玉佩饰是中国古代服饰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宋代仿古佩玉仿制前人之作,两者相似又不同,展现出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发展特质。以出土和传世佩玉、图像及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三重互证,分析仿古佩玉的造型特征与象征内涵。研究认为,宋代仿古佩玉中的工艺、纹样展现了鲜活的宋代社会,仿古佩玉的兴盛源于宋人金石复古风气的盛行,同时展现了礼制世俗化对维系国家统治的需要。

礼制背景下的中国古代造物艺术

中国古代的礼制对传统造物艺术的影响体现在等级观念上。用于特定场所的器物,是为彰显特定身份的使用者的社会地位而设计,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器物使用标准。器物作为“礼”的外在表现,其等级差别体现在数量、大小、色彩、纹样及材质等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的典章制度对社会各阶层所用的车舆、服饰等都有相应的等级规定,礼制背景下的传统造物艺术同样参与对政治、伦理等级关系的建构。

元丰祭天礼制背景下程颐祭礼与天理的建构

王安石以天道-人道贯彻祭天礼制,元丰祭天礼制据此对郊祀-明堂二元结构在天帝关系、配帝、祭器等议题上进行变革。程颐认同王安石和元丰祭天礼制的结构,但他基于天理观念将王安石的天人二道统摄到生成一理,又将王安石和元丰礼制区分的郊祀之“天”与明堂“上帝”指涉为同一个天理,并且在礼制上具象地呈现。元祐年间,程颐又将一岁四祭天的生成之理的原理贯彻到祭祖礼中,呈现为其独特的冬至始祖、季秋祭祢。程颐的祭天礼制学说在重新定义政权合法性根源之“天”的同时,也是其天理内涵的重要背景。程颐对天子祭天与士大夫祭祖的一体化和一致化贯彻和建构,深刻影响了此下政治社会中祭礼的形态。

从礼制史到社会文化史——礼仪研究的三个维度

中国传统礼仪的研究方向,主要在于对礼经和礼制的研究。前者关注《周礼》《礼仪》《仪礼》三部礼经以及其他儒家经典所记载的礼,后者关注各朝史书、礼典和礼书中的礼仪制度。两者考察的重点在于统治阶级与上层社会对礼的规定和实践,对地方和底层社会则几乎没有涉及。而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以“礼仪如何下乡”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渐次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之一,极大地拓宽了礼仪研究的视野,至今依然方兴未艾。

“革牲”舆“斷殺”之間——武帝儒家禮制革牲薦蔬改革的經禮依據及其舆佛教的交織

受佛教影響,梁武帝於天監十六年革宗廟二郊農社的牲爲薦蔬。此舉能具有合理性且成爲《斷酒肉文》和僧團素食運動之前奏,是因爲梁武帝在運作機制上将其纳入“至敬無文”、“贵誠重質”的系列儒禮改革之中,在思想資源上尋得《周易》、《左傳》的支撑。“守仁不殺”、“新孝順觀”等佛教論说並未進入儒禮革牲,只有劉勰的身份瑕疵暗示了僧徒力量的存在。作爲“人王”的梁武帝有儒顯佛隱的自覺和能力,是爲其轉向“法王”之重要基石。

礼制思想下古城规划对地域景观设计的影响与运用

通过礼制思想与汉唐长安城地域景观规划的解读,在礼制文化和宗教文化上深入分析汉唐长安城总体布局特征、建筑与空间特征。在人伦秩序、方向秩序、空间秩序及功能秩序中剖析汉唐长安城形态的外在的联系,并将这四类特征在景观规划层面上解读内在的艺术特征。在物质景观和人文景观层面得出地域景观规划在当代所起到的现实意义。通过礼制思想对地域空间规划的分析,旨在为当下中小县域城市景观问题向设计者与规划者提供理论参考与现实参考。

由匏到卺:合卺之礼的神圣信仰与礼制内涵

匏爵是中国神话时代的产物,蕴含着以“葫芦崇拜”为核心的原始信仰和祭天祈禳的巫术思维。由匏爵到卺爵的嬗变历程,揭示了周代巫术传统的祛魅与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合卺之礼”的建构则体现了古人倡导“以和为贵”、遵循“九五”天道以及类比宇宙秩序的礼制内涵,可以此管窥中华礼乐文明的历史渊源及民族精神。

礼制与意味——破体书法当下的意义

本文以破体书法为研究对象,以“环境与个体的关系”为研究视角,力图梳理出破体书法在当下的意义。研究认为,探讨“破体”在书体、文体、字体等语境下的异同,总结出破体书法“变则通”的精神内涵;破体书家平衡于“礼制”与“意味”间,给中国书法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破体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有利于当代书法创作;“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破体书法可以启发传统与当代、环境与个人等诸多有意义的思考。

先秦龙形象中的礼制元素及其演进

中华民族的龙形象来源于蛇、鳄、鱼、蜥蜴、鲵、猪、马、牛、鹿、虎、熊等多种动物,在新石器时代已成为重要的祭祀礼器纹饰。夏、商、西周时期,龙纹综合了多种原龙造型,是礼乐伦理建构的形象表征。至春秋战国,龙形象与凤、虎等形象进一步融合,呈现多元化与开放性特征,并逐步成为礼制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先秦时期,龙作为沟通人神的通天神兽,经历从原龙到夔龙再到飞龙的造型变化,象征了礼制文化从单一到多元的兼容并蓄的发展过程,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宇宙观。

论周代婚姻礼制下贵族女性的婚姻境遇——以《诗经》为中心

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承载者,《诗经》保存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客观反映周代的婚姻礼制。从婚前的祭成之礼、婚时的亲迎之礼及婚后的归宁之礼可知,周代贵族女性在成婚前后受到礼制的严格约束。通过婚前重视贵族女性教育与婚后忽视其情感诉求的对比,《诗经》反映了周代贵族女性被压抑、被束缚的从属地位与悲伤凄凉的人生命运。

传统“哭丧”中的儒家礼制、情感及孝道的虚饰化——基于对先秦儒家文本与后世丧礼实践的考察

哭丧本源于周礼,是儒家丧礼中的仪节之一,先秦儒家对“哭礼”的强调意在表达“悲哀痛疾之至”的情感。然则,缘情制礼、情礼兼备的儒家理想在“哭丧”实践之中往往演变为某种实用化取向的外在孝道实践。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门阀士族制的发展,统治者大力提倡孝道,针对居丧行为制定了奖惩制度,甚至将其作为品评人物、选拔官吏的标准。由此,在门阀士族制官场的利益吸纳机制作用下,士大夫哭丧及代哭的仪式发展到顶峰,也造就了大批伪君子与沽名钓誉之徒。宋明以后,政治层面的科举制取代了门阀士族制,伴随着宗族制度的平民化进程,宋明理学倡导的孝德教育才得以进一步深入基层平民社会。由此,在民间社会之中,在面子舆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了竞相攀比丧礼的排场问题,哭丧日益成为普通民众仪式化形式主义的“展演”。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哭丧”的利益吸纳机制与宋明以后平民“哭丧”的面子舆论机制,都体现了某种形式主义对儒家内在情感的偏离,这种偏离实质上说明先秦儒家礼制与情感表达的孝道理想在后世实践之中为虚饰化的“孝名”所支配。直至今日,普通民众之中以“哭丧”博取“孝名”的形式主义化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其实质反映了儒家伦理化情感在“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现实走向。

纽马克翻译理论视角下《儒林外史》英译本中民俗礼制翻译研究

民俗礼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基于纽马克翻译理论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在《儒林外史》英译本中对中华民俗礼制的翻译处理,分析如何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同时,保障文化信息的传递效果。

“合于时”抑或“依于圣”?——从“北泉议礼”看民国礼制建设的困境与转化

1943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重庆北泉主持了礼制讨论会,意图在抗战建国的契机下整理制定新的礼制,来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提供从日用寻常到国家建构方面的神圣性与仪式感。就礼制讨论会上主要讨论的婚礼、丧礼、祭礼而言,婚礼讨论的焦点是父母之命在法律上的依据,丧礼的讨论在父母之丧中体现了丧礼在现代都市生活间渐渐失去了原来儒家文化中宗教性的仪式与内涵,与之相对则在农村,这种宗教性的仪式逐渐降格为民俗与“鬼事”。对祭礼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家祭祀方面,体现了新时代国家权威的重塑与国民关系的新形式。

“礼”的尊崇与“俗”的融合——《礼制与造物:明清山东礼仪服饰研究》书评

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齐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李俞霏教授所著的《礼制与造物:明清山东礼仪服饰研究》一书,是作者多年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地域研究的成果,拓展了古代礼仪服饰的研究领域,为后人研究礼仪制度、服饰文化提供了参考。该书共分8个章节,从“礼制”与“造物”的维度对明清时期的礼文化、服饰制度到山东礼仪服饰为代表的造物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