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相关研究开展得较为广泛。论文系统梳理了现有的研究文献,分析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营商环境影响研究

本文以杭州市13个区(县、市)为例,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fsQCA方法分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营商环境的影响路径,得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营商环境的优化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建立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素的全面完善之上等结论。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些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体社会信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且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仍面临着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滞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不够清晰,商务征信体系不健全、企业账款拖欠严重,以及其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建议在系统总结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厘清认识和实践误区,进一步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加快推进信用立法,健全商务信用体系,破解企业账款拖欠难题,大力发展信用经济,并做好面向公众的宣传引导工作。

社会信用与企业韧性——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的背景下,如何增强企业韧性是所有企业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测度了企业韧性水平,并以城市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用提升能够显著增强企业韧性;社会信用主要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三个机制来增强企业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增强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中的效果更大。文章为研究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如何增强企业韧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实践面对法治拷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对社会信用法治之路将如何前行进行了回应。该理论通过揭示和描述社会信用机制的内在规律,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当前实践给出了学理解读。在社会交互成本理论看来,社会信用建设现有的法治探索经验显示,社会信用法在法律的调整对象等一系列方面已然显现新的特征,以“行为本位”为前提的法理思维已经无法涵括社会信用法领域出现的新的法律现象。在依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形成的法理观念看来,社会信用法的调整对象已不只是信用行为,而是信用行为习惯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调整手段不只是国家的强制力,而是国家强力规制与社会自我管理有机融合;调整方式不再是单纯的负面惩戒,而是以正向调整鼓励守信为主。

社会信用环境与资本跨区域流动——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和企业异地投资的研究

完善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石”,对引导资本要素充分流动和高效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手工整理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活动数据,以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识别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获得的新增异地子公司数量平均相对提高约2.33%。机制分析发现,社会信用环境改善能够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减少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来促进企业异地投资活动。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信用环境改善促进了高契约密集度行业和高外部融资需求行业内企业的异地投资活动,同时有利于资本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本文从信用环境视角丰富了资本跨区域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关结论有助于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政策参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地方实践的行政程序法检视与规制

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活动在行政程序规制上尚显不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信用行政立法及信用监管实施是当前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实践面向。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上,应明确规划的性质和其应遵守的程序规定,完善监督和变更程序;在信用行政立法上,应统一规范的名称和体例,保障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众参与,完善信用措施设定程序;在信用监管实施上,应完善告知程序和异议程序,设置分级分类监管措施的实施程序,设置相应的听证程序和简易程序。

社会信用环境完善是否降低了农业龙头企业的违规行为?

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21年我国农业龙头企业数据,考察社会信用环境完善对农业龙头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社会信用环境完善显著抑制了农业龙头企业的违规行为,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这一抑制作用对于运营较好的农业龙头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更低地区的农业龙头企业以及规模更大的农业龙头企业更为明显;第三,社会信用环境的完善通过减轻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约束来有效抑制农业龙头企业的违规行为。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并抑制涉农企业的违规行为提供了一些启示。

论社会信用法的法律定位、立法依据和价值目标——兼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征求意见稿)》第一条

法律部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立法工作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入进行相应调整。社会信用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与七大法律部门有所不同,因而将其视为新的法律部门具有客观必然性。社会信用法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部法律,其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立法目的是一部法律预期实现的价值目标,它对法律的制定、修改、解释和适用都具有指导作用。社会信用法的立法目的包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维护社会和市场经济秩序、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征信管理以及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利。

社会信用治理模型选择:由风险预测制迈向行为积分制

模型是对实践的抽象化表达,内含实践的认知理念和价值判断。不同信用模型内含不同的信用治理理念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风险预测制模型用于风险预测和秩序控制,在实际社会信用治理中产生过度收集数据、模型黑箱化、难以有效预测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技术设计过程未能有效反映治理需求,反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信用治理需要从行为改变出发,迈向行为导向,转换治理范式。行为积分制模型以行为理论为支撑,通过将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日常事项转化为积分激励事项,推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建设中,以共建推动共同治理,将共治行为转化为积分,进而实现治理成果的共享,提供了民主治理的新范式。在推动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更多考虑行为积分制模型的应用和推广。

结构性货币政策、社会信用平台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基于支小再贷款政策的研究

发展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一环,支小再贷款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余额占比最大的政策工具,在定向支持小微企业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利用2018年6月支小再贷款额度大幅增加的政策冲击,探讨支小再贷款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支小再贷款额度大幅增加后,地方性法人银行的流动性创造水平明显提升;支小再贷款政策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是降低地方性法人银行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是通过激励渠道起作用,支小再贷款工具对资产质量较好的地方性法人银行产生正向激励;在总量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环境下和银行的信贷集中度更低时,支小再贷款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最后,支小再贷款与社会信用平台设立具有明显的政策协同效应,随着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完善,信易贷平台等金融基础设施逐步建立,支小再贷款的政策效果愈加显著。

社会信用体系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历经单领域点状突破、条线型治理、跨部门协同、全方位系统性建设等不同演进时期,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及司法公信等各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社会诚信意识与信用水平偏低、市场化信用服务生态亟待优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尚未充分释放、应对数字化变革的顶层设计不足、区域信用体系建设不均衡现象突出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提升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引导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持续健康发展、扩大信用数据服务实体经济的应用场景、推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双向嵌套、深化区域信用合作的规则与制度统一等举措。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抑制企业税收规避?

税收作为财政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起到了基础性、支撑性和保障性作用,企业有义务按时足额缴纳税费。然而,企业可能会因转移风险或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原因进行避税,从而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社会信用列为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之一,进一步明确和提升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责任缺失的欺骗行为,企业避税行为还会受到社会信用水平这一非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微观视角分析并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丰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借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一政策,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再次检验了社会信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从动机、能力和成本三个维度分析并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路径,揭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黑箱”;以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展开分析,丰富了关于社会信用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京津冀社会信用体系一体化现实困厄与推进策略

大力推动京津冀社会信用体系一体化是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十年,本文从京津冀社会信用体系一体化的现实困厄入手,并就目前存在的信用法律法规与标准制定难、大数据信用信息归集共享难、信用信息服务市场发育平衡难、信用激励惩戒机制统一健全难等问题,提出了构建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大数据信用信息共享、信用服务市场合作以及区域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新格局等建议,多策并举提高京津冀社会信用体系一体化建设水平,满足新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的需要。

高质量发展条件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化研究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纵深发展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应有之义。为满足高质量发展目标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化完善的要求,理论研究需要对信用体系建设的性质和目标进行再明确,对我国政府公信力进行再认识,对市场主体“守信”标准和境界进行再提升。下一阶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构建以信任为前提的授信监管体系、以引导帮扶为导向的激励体系和以主体为中心的信用权保护体系,其推进路径包括:发挥政务诚信导向作用,推动信任与激励监管目标实现;提升数字平台信用水平,强化对主体信用权的保护;加强信用服务业信用管理引导,建立行业合规自律体系;补齐乡村信用建设短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社会信用与城市创业活跃度

本文在探析社会信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城市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表征社会信用,并与用于刻画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新增企业注册信息相匹配,实证分析社会信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用能够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替换不同度量指标、排除相关政策影响、考虑滞后效应、更换研究样本和剔除异常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用通过促进劳动力集聚、吸引风险投资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三方面机制,进一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用对中西部地区城市、一般等级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更强,其有利于提升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创业活跃度,但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不明显;不同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社会信用不仅能够激发城市的创业活力,还有利于提高相邻城市甚至地理距离更远关联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社会信用环境与企业违约风险——基于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刻画社会信用环境并以此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了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抑制了企业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资产抵押能力较低、董事会独立性较低、地区法治环境较好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企业违约风险。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而且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果,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防范化解企业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统计检验

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信用城市试点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该效应不存在时滞性且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企业家精神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机制;社会信用体系的经济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对相邻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也有显著影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更容易受城市规模影响,而受城市区位影响不明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公司债发行定价

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对该问题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能显著降低试点地区公司债发行价差。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主要通过提高债券发行方与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从而降低公司债的发行价差。这主要表现在发行方会强化信任制度建设、实施诚信行为、提供信任结果保障和债券投资者给予信任四个方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社会信任环境较差的地区以及债权人保障水平较低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对公司债发行价差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针对二级市场的分析表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还能降低二级市场债券的交易价差,实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协同优化。该研究结论对于继续扩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范围、强化现有的社会信用体系,提高债券市场的定价能力、支持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数智化转型发展、社会信用环境与绿色创新质效

文章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智化转型发展对绿色创新质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社会信用环境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智化转型发展能显著促进绿色创新“质”与“效”提升;(2)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智化转型发展能通过缓解绿色创新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进步显著促进绿色创新“质”与“效”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数智化转型发展对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与非科技密集型企业相比,数智化转型发展对科技密集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效”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通过显著提升社会信息透明度、吸引社会风险资本、集聚社会工作劳动力等途径强化数智化转型功能,显著增强数智化转型发展对绿色创新提质增效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