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社会制度历史演变基本规律非机械性再释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生产要素→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方式(工艺方法→生产组织)→社会生产方式(经济运行方式→产权制度)→生产关系(形式生产关系→实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一个多环节的递进关系,各环节都有反向作用力。由于诸多非生产力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存在效率认识的分歧、利益博弈的斗争和价值评价的对立,上述链条各环节并非机械决定而是存在着非同步、非对应的多元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存在着适应生产力及技术生产方式的总体演变趋势,上层建筑存在着适应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的总体演变趋势,但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没有简单的直接决定的普遍必然性,上层建筑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也经常不一致。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历史唯物论有助于科学认识世界与中国经济制度的现状与未来。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社会制度手段的防洪综合效益——以鄱阳湖流域为例

全球正在致力于探索有效的方法来减缓水风险,以提高气候适应能力。防洪问题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需要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社会制度手段进行结合,采取更为系统的战略实现对自然生态与社会生产的双重管理。运用参与式系统动力模型以及情景分析法,选取鄱阳湖为案例,综合考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社会制度手段在降低洪水风险上的潜力,以及衍生的社会、经济、生态的多种收益。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社会制度通过不断反馈与循环的作用机理逐渐调节影响洪灾规模的关键要素,来达成防洪及减轻洪涝灾害的目的。(2)在防洪效益的基础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社会制度手段还衍生出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效益,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效用发挥呈现出更明显的时滞性。(3)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社会制度手段两种策略相辅相成,要发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长期效用,在社会制度手段上需提升社会层面对防洪的安全意识、资金支持、机构合作、能力建设等;要保持社会制度手段的长期效用,也必须有一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基础。研究认为因地制宜地选择两类管理手段相应措施的优化组合,更有利洪水风险的管理和产生更好的综合效益。

人工智能与人的本质发展——兼论社会制度系统的适应性变革

人的本质具有多重性,主要包括劳动本质、社会关系本质和共同体本质;人的多重本质均具有动态发展性,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制度系统的日益完善而不断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趋进。当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人的多重本质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特别是其就业极化和收入极化效应使相当一部分人面临丧失劳动机会、严重社会区隔以及落入“第四世界”而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风险。这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社会制度系统进行新的适应性变革,特别是主导性思想观念的创新、产权制度的完善以及政府政策的调整。

近现代中国社会制度演变与社会结构变迁

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本文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两个维度,系统梳理和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演变轨迹。在社会制度方面,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封建社会制度被打破,现代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在社会结构方面,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变化,中间阶层不断壮大,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参照。

试论社会制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兼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认识上的两种偏差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种曲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理论上对于社会制度共同性与差异性的问题未能加以深入认识相关。而在目前的社会主义改革中,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身缺乏科学认识,致使改革受到不同程度干扰的状况,同样可以从我们至今仍然未能对社会制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问题引起足够的注意中,寻找到某种原因。

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两种社会制度的比较

比较,是人们分析和认识事物的一种重要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世界,生活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都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运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对两种社会制度进行比较,并且会得出各不相向的结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增强媒体公信力的社会制度建设

本文在研究媒介公信力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媒介公信力的因素,并提出了用制度来捍卫媒介公信力,以获得稳定持久的受众,从而提高媒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改革完善

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是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社会制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的比较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明显,不但实现了更高的效率,而且实现了更好的公平,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进得到了更好的统一和相互促进。

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新接点——《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体、文化模式、社会制度》评介

1.引言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其理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不囿于在认知语言学范式下对语言现象的研究,而是尝试性地将相关理论应用到二语习得、翻译、

合作、信任与社会制度

在对供应链企业间信任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法律体系与社会制度对于培养企业间信任、促进合作具有重要作用．并给出了在社会制度背景下企业间信任博弈的一般模型。

基于分形理论的社会制度系统建设的复杂性研究

运用复杂性理论和分形理论阐述了社会制度系统的复杂性特征。揭示了社会制度系统中存在的制度结构分形、过程分形及功能分形特征,从5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用复杂性理论及分形理论研究社会制度系统设计与创新的主要内容。

信息悖论与社会制度问题

信息悖论在信息时代有日趋尖锐化的趋势,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信息广泛使用与信息合法垄断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是与社会制度深刻关联的制度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矛盾问题在信息时代的表现。信息悖论的解决必须从社会制度层面着手,资本主义制度逐利的本性注定了它无法彻底解决信息悖论问题,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于克服信息悖论具有制度层面的优势。

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制度优势——以“大跃进”运动前血吸虫病防治为例

血吸虫病是近代以来危害中国人民身体健康的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依然在中国广大地区肆虐,并成为一场持久而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1949—1958年,面对严重的危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对人民、对民族负责的态度,充分发挥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掀起防治血吸虫病的宏大运动,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控制甚至消除了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这场运动成为分析和探讨重大社会行动中社会制度影响力的经典案例。

我国农村致贫的社会制度因素分析

本文从社会制度建设的视角剖析了我国农村致贫因素。研究发现:城乡"二元经济"和"二元户籍"制度的分割局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缺陷、农村文化制度缺失、农村教育制度差距、政治权利和法律制度障碍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重要社会制度因素。

中国贫困女性化的社会制度根源——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贫困女性化是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和反贫困快速进展而被学界所关注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本文运用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从婚姻家庭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市场制度四个层面对中国贫困化现象进行解构,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国家干预在促进女性可行能力提升和摆脱贫困方面的意义与行为空间。

论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从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以保障工业化建设和城市粮食供应为出发点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对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通过国家在粮食上的垄断经营切断了城乡之间的主要市场联系;它以动员农民回乡为重要手段,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第一次从制度上确立了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别;它把有无城市正式户籍作为标准,对城乡居民实行差别供应,将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排除在计划供应之外,同时又促进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生。这一切,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化的分离,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制度变革与文化模式转换: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双重路径

俄罗斯法治现代化之路的曲折性有目共睹,对于同时代其他转型国家具有极强的参照价值。俄罗斯法治现代化之路可以有两个考察路径,一般路径主要沿社会制度变革路线进行考察,特殊路径则通过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以文化模式转换为线索进行考察。一般路径贯彻的是以社会制度来决定研究的基调和范围,特殊路径贯彻的是以文化模式转换来决定研究的视野,社会制度变迁在显性层面上表现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文化模式转换则是这种阶段性表现的内在驱动力,二者一表一里共同表征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两种路径交融能够形成一种总体性视角,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立场,最终促成对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个人理性选择、社会制度环境与居民信任度差异

将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制度环境相结合,研究二者对居民信任度差异的影响,发现社会制度环境相对于个人理性选择而言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是都不及综合模型。为提高居民的普遍信任度,应构建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加强新型社区建设。

正义之首:罗尔斯的社会制度正义

以社会制度正义为主题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鲜明特色。社会基本制度在罗尔斯那里又称为社会基本结构,对人的生活和命运等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并会造成社会的深刻不平等,因而罗尔斯强调正义对于社会制度具有首要价值。罗尔斯的正义概念的内涵是平等的公民基本自由或公民的平等基本权利,他正是用这一概念来衡量制度正义或建构制度正义原则。罗尔斯继承了古典契约论的方法,以契约为起点来建构一个合乎正义的社会基本制度。但与古典契约论不同的是,罗尔斯的契约不是直接选择建立政治社会,而是选择可以指导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罗尔斯认为,只有能够确保平等公民基本权利的两个正义原则,才可激发广泛的正义感,正义社会的稳定性才可有保障;在多元性宗教、道德与哲学文化的背景下,政治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对于正义社会的稳定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罗尔斯所理解的正义制度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变革的可能,只要公民的基本平等自由权利得不到现实制度的保障,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就存在。正义制度的稳定性与政治变革对于罗尔斯来说同样重要。

社会制度设制的基本原则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设计、建构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任何一个政党、政治集团、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希望设制出优良的、适应性强的、能持久延续并得到广大民众支持和拥护的制度。设计和建构这样的社会制度必须遵循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统一、稳定性和适应性的统一、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统一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制度建设的前沿性问题,也是制度实践的基础性问题。社会制度设制的上述五个原则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设计、建构一个大型的社会制度、部门制度、基本制度时,这些原则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在制度设制中要回答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却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