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评估在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评价中的运用

司法实践中,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价方法较为简单,以主观判断为主,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客观性。根据犯罪心理学原理,将心理测量与心理评估的结果运用于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价,构建包含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犯罪心理、发展环境三个内容的量化评估体系,使评估全面、科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为涉罪未成年人的精准帮教与犯罪预防提供参考。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问题探析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变。逮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因素的设定,将我国逮捕的功能定位为羁押候审功能,从而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诉讼保障性三大评估因素,并从评估模式、评估主体、评估方法等内容探讨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体系。为真正发挥逮捕在刑事诉讼中的应有功能,使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得以发挥良好效果,还应加强对辩护权的保障并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进一步完善。

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的设计问题及优化路径

目前,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检察官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作出判断。但该模型在具体设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评估因素设置合理性不足;二是部分设计选取的样本代表性不足或样本质量不佳;三是评估程序的公开性和公正性还有所欠缺;四是评估结论的适用未受到合理限制且难以被修正。为确保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更为恰当地服务于刑事诉讼逮捕决策,应合理设置评估因素,使评估结果回归逮捕的应然功能;提升样本选取的科学性,确保评估样本的代表性、可靠性;统筹公开性与公正性要求,保障评估程序的公开、公正;明确评估结论适用的有限性和可修正性,提高评估结论适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数字检察背景下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的实践反思与发展进路

在数字检察背景下,为提升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全国多地检察机关探索使用量化评估机制。在设定量化评估标准、构建评估模型、运用评估结果的过程中,这一机制的风险与缺陷逐渐暴露。评估标准存在非可欲性与演化缺陷,评估模型可能侵害诉讼权利,评估结果容易造成检察官的机械决策。为加以改善,应当依靠数字技术沟通社会危险性评估的自发秩序与制度建构,通过规则制定推动标准优化;以技术正当程序理念推进算法公开,健全非歧视审查机制,化解评估模型的侵权风险;明确评估结果的参考和初步判断作用,以科技手段助力检察官能动履职,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刑事检察工作中社会危险性审查的形式化反思与实质化出路

强制措施贯穿于刑事检察工作的始终,并对刑事诉讼的进行起到重要作用,而社会危险性审查则是审查适用强制措施的重中之重。在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中,强化社会危险性的实质性审查,既是有效保护个人权利的重要体现,亦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而社会危险性审查亦可运用在不起诉等其他程序当中。本文以当前刑事案件国内外司法背景为基础,在明确社会危险性理论及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情况,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危险性审查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形式化困境,并就如何进一步实现社会危险性审查的实质化提出意见和建议。

轻罪案件社会危险性评估实证研究——以X市审查逮捕案件为样本展开

实现科学合理的刑事案件诉前羁押率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东北某常住人口近千万的X市的审查逮捕案件数据为分析基础,以大量因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的轻罪案件为样本,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需要更新司法办案理念、统一评估尺度、加强释法说理、完善考评标准和配套措施等方式,探索建立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工作模式,力求宽严相济用好逮捕权,解决好诉前羁押率过高等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确保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

我国逮捕审查制度中“社会危险性”认定之程序要件——兼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9条

《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若干问题的规定》1第5-9条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判断犯罪之"社会危险性"的实质要件,在"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的客观性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规定》第5-9条仍未彻底解决"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客观性不足的问题,并且某些规定反而导致了"社会危险性"的认定标准趋于机械化的后果。究其原因是"社会危险性"本身的抽象性决定其难以在实质要件上彻底实现客观性,故仅在实质要件上寻求"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之客观性的努力成效有限。转换视角,通过构建"社会危险性"之程序要件的方式以破解其认定标准客观性不足之难题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

论取保候审“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司法认定

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是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与无罪推定原则、人权保障理念关系最为密切的"制度设计"之一。现行《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适用条件中"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理解与认定问题,是正确把握取保候审制度的关键所在,也是影响取保候审适用率的重要因素。从立法层面来看,"社会危险性"标准的认定存在局限性。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危险性"的司法认定是一个系统分析、综合考量的认证过程,有一定的逻辑法则可循。在现行取保候审制度的框架下,利用风险评估理论和统计学方法,构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具有可行性,能够实现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相对标准化与客观化。

审前羁押问题中社会危险性与羁押必要性的整体性思考

依语义与体系解释,2012年刑诉法修改意将审前羁押弱化为一种例外。然而,实践中对审前羁押的依赖仍未明显消减。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纾缓侦查惯性冲击,消解不当羁押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与逮捕前社会危险性之间的关系亟待理顺。应以审前阶段为整体视角,对社会危险性和羁押必要性进行整体性研究,藉以域外经验启发,从统一认识、分设独立调查机构,以及通过合理证明标准并藉以推定规定的导入实现社会危险性与羁押必要性衔接等角度入手,破解中国式审前羁押问题。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的纠缠与厘定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具有各自独立的学术品格,"人身危险性"不能寄居于"社会危害性"之下并被其简单囊括。人身危险性的介入并不排斥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彼此内涵中究竟以行为还是以行为人为中心是界分二者的核心基准。"人身危险性"概念应该得到正本清源的澄清,"人身危险性"这一容易引发歧义的概念应该还原为"社会危险性"。厘清"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具有多元化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顺利接纳并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的理论前提。

审查批捕中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研究

对于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详细的实体和程序规定,统一了逮捕的使用条件和证明标准,并且赋予逮捕这一人身羁押程序以严格的法律审查制度,充分发挥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重要功能。但是,对于逮捕的证明标准问题,特别是逮捕使用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证明问题,由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司法人员不同的主观法律意识影响,一直无法统一适用,这一现象对刑诉法公平价值的有效实现造成了强有力的阻碍。

论逮捕中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方法

社会危险性条件具有未然性。证据无法证明具有未然性的未知事实,人们只能依靠客观的事实合理地推定。对社会危险性的推定必须建立在有客观证据证明的行为之上。我国法律规定的迳行逮捕条件完全忽视了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存在,极大地消解了社会危险性条件的限缩作用。应当将迳行逮捕条件融入到社会危险性条件当中,合理地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如此可以有效发挥社会危险性条件的限缩作用,防止滥用逮捕,有效保障人权。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应用

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依据,因而不仅需要为其设置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证明标准,而且还应当在具体应用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

论盗窃案件审查逮捕中社会危险性之评估框架--基于C市W区实证数据的分析

为有效降低审前羁押率,最高人民检察院着力开展审查逮捕案件社会危险性证明试点工作。藉由试点检察院C市W区人民检察院的实证数据,尝试构建盗窃案件审查逮捕中社会危险性之评估框架。在审查逮捕模式上,“证明模式”并不可取,应该采取对降低逮捕率更为有效的“评估模式”;在评估方法上,应在细致划分评估因素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的影响方向,根据不同的重要程度,设置不同比率的正负分值;在评估要素上,与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因素应划分为犯罪事实、罪前表现、罪后表现、环境因素、被害人因素;然后再考量妨害诉讼因素和取保候审的替代性。立基于此,可以有效设计盗窃案件审查逮捕中社会危险性之具体评估框架。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决定的客观化建构——以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结果为判断基础

受制于实用主义导向,我国审前羁押程序设计中侦查权一家独大,逮捕等羁押手段出现了功能性的异化倾向。在这一背景下,虽然通过相关立法改革,以及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成立,为在检察阶段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分流转处程序创造了条件,但建构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或者"检察中心主义",彻底贯彻"未成年人特殊论"这一基本原则,仍有待于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与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就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而言,应围绕"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这一关键要素的量化分析模式展开,在摸索评估客观化、程序化建构的同时,为解决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存在的"可操作性问题"积累经验。

试论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依据,因而有必要为其预设科学的证明标准。

论安置教育中涉恐青少年社会危险性评估

安置教育制度实施过程中,确立并增强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的可操作性是启动和终结安置教育的关键。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实施具有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涉恐青少年基本权利的双重必要性。探究经济、宗教和族际等宏观因素以及个体、家庭、教育等微观因素对我国涉恐青少年社会危险性的影响,是后续有针对性地防治青少年暴恐犯罪的依据与基础。针对社会危险性评估在主体、内容、对象以及方法层面的问题,应加强评估主体的专业化队伍建设、评估内容的全面立体化构建、评估对象的明确化界定以及评估方法的科学智能化增效。

逮捕必要性条件运行实证考察——从社会危险性的视角

2012年以来,我国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离立法意愿的情形,整体来看,社会危险性条件已经成为批捕条件中的重要内容,但在执行中,还存在传统思维尚未转变,检警存在分歧,制度不够细化,公众沟通不到位等问题,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以期为今后的改革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