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社会史的理论渊源和学术视域

学术社会史理论上契合唯物史观,注重研究学术的复杂社会性。学术社会史发展了从先秦诸子到近代学者有关学术社会环境、著述语境的论述。学术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同中有异,虽皆立足于跨学科研究,借重社会史视角,但前者主要研究学术思想及其语境,多维度揭示学术的社会蕴含。与此同时,学术社会史兼重官方和民间文献,大幅拓展了学术史材料;既借鉴海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又植根于中国学术土壤,发扬传统史学的优长。学术社会史的理论自觉有益于构建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文化”与“社会”:英国新社会史文化主义范式综论

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政治与新社会史“文化转向”的语境下,西方史学界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范式中“文化”与“社会”相结合的根本特征及其范式本身价值意义进行了长期批判质疑。在意识形态、社会阶级分析法和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写三重维度上,史学界从意识形态维度批判早期“文化主义”理论与“结构主义”路径,强调研究意识形态重要作用并选择多元的分析路径,到抹杀社会阶级分析法与“社会—文化”因果阐释机制,批判宏大叙事并强调“话语”与文本的作用,表现出文化决定论与文本主义倾向,挑战了新社会史学科范式的理论基础,呈现文化主义范式危机与史学碎片化。随着新社会史“文化转向”弊端愈益暴露,史学界在“实践史学”思潮下开始对新社会史“文化”与“社会”重新结合的历史书写路径与方法进行探索。

江南社会史视野中的“农村三部曲”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将他的江南地域经验和社会政治意识、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社会史兴趣进行有机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三部曲”集中体现了茅盾对经济生活的高度关注,“眼光向下”的分析路径,以及书写“整体的历史”的追求,纵横捭阖地勾勒出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政治、经济、农事、风俗、祭祀、礼仪等多重图景,涉及社会阶层变动、地方权力博弈、底层对统治阶层的反抗等多重政经脉络的演进。作品在贡献出一幅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整体的历史”的缩微图的同时,也打开了现实江南世界的历史纹理和日常褶皱,为现代江南文学的书写和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创作手法上的借鉴和研究路径上的启示。

南来北往:中华民族共同体南北互动交融过程的社会史阐释——以长城为纽带的中原与北方民族关系论

长城作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各国十分熟悉的伟大工程及历史名胜古迹,是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社会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南北区域相互扩张和流动的轴线,更是以血缘为坐标的族性社会“纽带”。虽然,后人对长城持有不同的认同态度并赋予了多样的历史意义,但长城作为多元文化类型的秩序线,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南北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和多民族国家的和谐、融合与发展。长城的社会性价值和历史性意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应挖掘的传统遗产。

回顾与省思:2023年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23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强劲兴盛的发展态势,其学术热点仍表现为对社会史学科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主要包括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日常生活史研究、学术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等内容。同时,也形成一些新的学术增长热点,主要包括新革命生活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本土实践,借鉴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撰写某行业专业史等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史研究理论探索明显滞后、研究“同质化“”碎片化”状态仍比较普遍等问题。期待未来社会史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和理论,甚至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为历史研究视野和解释能力的深度拓展做出贡献。

史料与视角:2015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15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成绩显著,亮点纷呈,尤其是在史料运用和视角选择等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特点。为了更好地展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史研究的具体情况,笔者拟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的时代顺序,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梳理,以期勾勒出2015年度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进展和趋势。一、先秦秦汉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先秦秦汉社会史研究在史料运用方面特色鲜明。其中。

传承与创新:2016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渐复兴和发展以来,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据中国社会史学会《社会史研究通讯》第20期所载林旭鸣整理《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索引》显示,该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约1600篇,涵盖主题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口述史以及会议与研究综述·书评等七大类。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展现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就该年度的主要成绩与亮点所在发表看法,并希望能够以此引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综合来看,2016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因应当今学术潮流的新成果有所涌现。如以"生命、生计与生态"的"三生"视野观察,关注生命与健康的医疗社会史、注重民生的生活史以及重视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都有重要著作面世。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社会史研究更加重视人群的跨国流动、经贸关系与社会变化、文化涵化与社会融合等。在整体社会认识追求下,面向宏观的具体研究层出不缺,在具体问题探讨中,尽量将事物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联系中考察,已经成为共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不断引发学者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的思考,有关的社会史研究持续不断。中国社会史研究尝试打开新视野,开拓新领域,探讨新问题。既有的"老问题"在"观念转化"下也显示出新貌,特别是在新资料不断出现、研究手段现代化的环境下得以深化。

以人为本:2017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嘉乐的整理,2017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多达千余篇,涵盖主题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以及口述史等类别。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展现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与走势,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旨在梳理和探讨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到底关注了哪些热点问题,呈现何种研究走势,同时对现有研究展开追问,以给出未来研究开展方向的建议。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年份。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和发展以来,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的显学而备受推崇,无论是古代社会史研究抑或近代社会史研究都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与其相比,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则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但是它已经萌发出勃然的生机,因为它适应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社会转型空前剧烈、社会建设全面提速的客观需要,实践呼唤着我们从历史研究中汲取经验,从历史的视角对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作出规律性的解读。就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来看,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都不约而同地重申了＂以人为本＂的立场,并对＂同质化＂、＂碎片化＂的研究现象作了反思,这无疑对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我们已与《河北学刊》携手策划了两组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年度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即《进展与趋势：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深化与拓展：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均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本组专题讨论是此前讨论的继续,希望能够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同人有所助益。

社会史视角下书写考古学史刍议——从《殷虚发掘员工传》的史料价值说起

研究视角的转换,能够激发旧史料的新意涵,拓展旧问题的新面相。在学界已较为深入地从学科史、学术史视角书写考古学史的基础上,有必要借鉴社会史视角,进一步拓展考古学史的书写视野,充分发掘《殷虚发掘员工传》等文献中有关考古民工记述的史料价值,具体而微地考察考古学与近代社会间的互动。

从“潜流”到“预流”:医疗社会史与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进展

近百年来,医疗社会史与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学人重视,逐渐从“潜流”变为“预流”。对经典命题的重审与省思常常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再出发的前提,而医疗社会史恰为今人重返文学创作的历史现场开辟了路径。医疗社会史视角的介入足以令许多过去我们习焉不察的文献与命题重新“陌生化”,从而为研究者切入古代文学文本提供新鲜而多元的视角。视野的多元带来研究思路的拓展,进而引导人们重审以往那些决定论或简单化的因果解释,这有助于研究者提出新的推论,深化学界对古代世风、士风及经典作家、作品的理解。

关于以图证史与区域艺术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赵世瑜教授访谈录

2018年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先生的指导下,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区域艺术社会史。本次访谈的议题是艺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向潮流下的地方(区域)美术史写作。在访谈中赵世瑜先生先后从学科的内与外,以及跨学科、跨领域乃至跨文化的角度,具体、深入地探析了区域艺术社会史的相关问题。一方面,应该确立视觉因素在田野考察中的核心地位。即除了扩大史料来源、运用图像佐证历史,我们还应从空间、物质以及视觉材料的本体性的角度,开展艺术史与社会史对话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艺术社会史与一般社会史存在显著差异。应该超越物质生活等传统的历史层面,聚焦于观念、想象的精神世界。此外,如何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即如何运用艺术的手法去“剥离”不同人群的艺术品,关注不同人群对艺术的需求差异。从整体上去理解生活、文化和世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去探寻其不可替代的部分。

社会史视域下的大众音乐——兼评珍妮·海德《歌唱新闻:都铎中叶英格兰的民谣》

珍妮·海德的《歌唱新闻:都铎中叶英格兰的民谣》是近年来英语学界第一部专门研究16世纪英格兰民谣的社会史专著,该书同时运用了音乐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集中阐述了既作为歌曲又作为新闻的民谣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作用。通过对这部专著内容与研究方式的论述,作者试图从方法论层面探讨社会史研究与音乐学研究是如何进行整合的。同时,这种社会史与音乐社会学对大众文化的聚焦融合,也能在长期关注于古典音乐形式与特征的传统音乐学解释之外,为大众理解音乐及人类社会自身提供另一视角。

医疗社会史视角下浙派温病的历史演变规律探析

浙派温病源远流长,名医辈出,是温病学说的代表之一,对温病学发展具有重要贡献。通过对浙派温病相关古籍进行梳理,将瘟疫的疾病医疗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并融合更为广阔的文化史或政治史的领域,探讨不同时期政治局势、战争状况、文化思想、人口情况、卫生水平等因素对浙派温病发展的影响,从医疗社会史角度出发,总结剖析不同阶段浙派温病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利于促进浙派温病的进步与发展,也为现代社会防治突发性传染病提供临床价值和宝贵经验。

概念史与社会史

爱比克泰德有句名言:震撼人类的并非行为,而是用以描述行为的语句。2除了这句话里包含的“人不应让自己被语言所干扰”的斯多亚式观点以外,“事实”(pragmata)与“信条”(dogma)之间的对比还有其他的层面,是爱比克泰德的道德警句所未能囊括的。警句提醒我们关注词语的自主力量,没有对词语的使用,人类的行为和激情便难以被体验,更不可能被他人所理解。爱比克泰德的警句属于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它关注的是词语与事物、精神与生活、意识与存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对所有试图探寻概念史与社会史关系的人来说,这种传统的巨大影响都是无法回避的。

《温疫论》诞生的社会史叙事

明崇祯十五年(1642),江苏名医吴有性撰成《温疫论》,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直接以“瘟疫”命名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医疫病学专著。它不仅在当时和后世多有刻印,更有诸多评注版本问世,针对其整书及其中具体问题的相关研究也是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主要为医家之说,以探究和叙述其医学学术史与治疗实践价值为旨归,少有关注和探讨这部经典诞生的历史。医学经典绝非只是供后世医家从中提取诊治疾病知识的“知识银行”,其成书本身即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值得进行深入的社会史研究。

“市民社会”史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更新——以于尔根·科卡为中心

“市民社会”在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构想,也反映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现实。于尔根·科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将市民社会引入社会史研究,对市民社会作了“理想类型”式的定义,同时又在市民社会的视角下重释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的德国近现代历史。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卡引入市民社会延续了他此前的阶级史研究,而从联邦德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争论来看,“市民社会”则是科卡对“日常生活史”等文化史派别挑战的回应。通过市民社会史研究,科卡既延续了批判社会史学派对结构与社会的重视,又将文化因素容纳进来,并且保持对历史认知的批判性。与此同时,作为批判社会史学派核心观点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论”,也通过引入市民社会史得到了修正。总之,在两德统一之际的德国国家认同受到挑战的背景之下,市民社会史成为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史学研究再次获得现实相关性的工具。

沙俄治下的中亚霍乱疫情及其防疫对策演变--一项医学社会史研究

霍乱是极具破坏性的流行病,仅沙俄统治中亚时期就先后爆发过八次。其中,在1872年、1892年及20世纪初期的三次霍乱疫情中,沙俄政府分别采取了不同的防疫对策进行应对;期间防疫对策的调整演变,体现了现代西方医学观念的进步,也折射出流行病与中亚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间存在着的互动关系;流行病防控措施的实施和效果的显现,既与疾病理论的进步有关,还与区域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连,而特定的社会文化和习俗对防疫对策的运转也有一定的影响;研究沙俄统治中亚时期防疫对策的演变并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地区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之路与未来走向

中国社会史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曾出现两度辉煌,但60年代初以后,陷入了长达20余年的沉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命运多舛的学科,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复兴之路,重新绽放繁荣景象,成为新时期的一门"显学"。考察其走向复兴的道路,看到目前存在问题,有利于认识中国社会史的未来发展的大体走向。

近十年来近代河南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河南学术界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近十年近代河南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内容:一是人口与灾荒,其中人口方面包括人口分布和人口移动,灾荒方面包括灾荒类别、影响、赈灾等;二是妇女、婚姻家庭和婚俗,关注点在于根据地和其他区域妇女家庭以及婚俗;三是社会阶层,包括学生、士绅、工人、商人和农民等;四是会党、土匪与宗教,包括近代河南的红枪会、基督教、土匪等。至于存在的不足体现为研究内容有缺失和史料发掘不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出版史作为社会史——评《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出版是商业活动,也是纸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根基。作为思想的扩音器,出版难免与其所处时代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发生交结。在20世纪上半叶,五四新文化的思想激流(“启蒙”)、日益多元且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生意”)、政权与战争的更迭反复(“政治”)共同决定了无数出版社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