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视野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已经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中国的法律体系框架下,由于宪法不可诉以及行政抽象行为不可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国内法院不能获得完全的司法救济。"大调解"将多种调解方式进行有效的整合,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化解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司法机构在法律局限和资源不足方面的缺陷。将"大调解"适用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的过程中,法院应当确定优先履行核心义务,发挥灵活的能动司法作用,推动立法完善来增强司法救济。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救济机制的新突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述评

由于条约实施机制存在缺陷，《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社会权在国际层面一直得不到有效救济。这一状况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产生了长久的负面影响。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在缔约国报告程序之外，议定书还确立了个人来文程序、国家来文程序、调查程序三位一体的准司法性权利救济程序。这将会大大加强对个人社会权的国际保护，结束社会权与公民权国际保护不平衡的局面，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从而推动国际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法律效果及在我国的实施

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我国人权保护的重大举措。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应具有直接的效力,我们应逐渐实现公约所载权利和所承担义务。为此,应完善国内立法;在司法及行政上也应有一些措施,确保国际法的实施。

企业社会责任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保障

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别于企业经济责任的新型责任形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是基于远期经济利益和社会伦理的主观考虑,更是基于软法和立法的客观激励。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人权,是整体人权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和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内在关联性,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既是对国家人权保障的重要补充,也是当代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探析

我国自2001年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多方面完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并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探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将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

国际人权法中的准司法程序与中国——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为例

除强制性程序外,我国迄今尚未接受联合国任何一项核心人权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个人来文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以及调查程序。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简称"《任择议定书》")为例,通过分析在《任择议定书》约文谈判和起草过程中我国对个人来文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和调查程序的立场、意见和建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往往与《任择议定书》的支持者相左,比较接近于怀疑论阵营。中国政府提倡人权对话反对人权对抗的理念和做法是正确的。但国际人权法中的准司法程序的对抗性不同于人权对抗,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为批准《任择议定书》创造条件,并在适当时机签署和批准《任择议定书》,且在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其他核心人权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准司法程序。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框架下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问题研究

作为强制性国际规范条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次以国际法律形式对工作权、工会权等经社权加以确认。我国于2001批准该公约后,公约已经成为我国推动与保障外国人就业权的国际标准。公约要求成员国在履行法律义务时,尊重外国人就业权,明确相应的国家义务与相关措施,根据本国国情,保证该项义务的切实履行。相比公约的要求,我国对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上存在着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执法机构、完善的司法救济手段、有效的行动措施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等问题,为此,文章提出了认真履行公约义务、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以整体系统的观念,通过健全法律制度、统一执法机构、提供司法救济以及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等途径有效管理和保护外国劳动者。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

调查程序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规定的一项准司法程序,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缔约国报告程序、个人来文程序和国家间指控程序具有辅助作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制定之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为了审议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两国的国家报告,曾成功地对两国开展过调查活动。在起草该任择议定书的过程中,对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调查程序曾发生过一些争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继承和发展了此前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并对此后的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提供了借鉴。迄今为止,该任择议定书的20个缔约国中只有4个接受调查程序,比例明显偏低。该调查程序的批准和实施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毕竟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增加了一种监督程序,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提供了潜在的更广泛的保护空间。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研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该公约的基础性并且是唯一的强制性制度,既具有所有人权条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共性,又具有自身的内容和特点。自1978年以来,该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对监督缔约国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义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系列缺陷,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缔约国报告制度在内的人权条约机构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批准并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实施机制研究日益重要,而国际条约的实施理论和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为人权公约的实施提供了法理基础和体制背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由缔约国报告制度及其结论性意见和一般性评论构成。公约的实施机制具有单一性、逐步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公约实施机制推动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但是只有完善其保留制度、协调实施过程中的法律冲突,才能提高公约实施机制的实效性。同时,国际人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国内转化立法是中国切实履行公约义务的重要途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可诉性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可诉性是指,受到侵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能够通过国际层面的司法和准司法方法寻求救济的可行性。由于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被视为纲领性、不可诉的人权,导致国际层面始终缺乏相关的实施机制,使国家所负有的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体性责任与程序性责任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国家在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施方面,承担着不容推卸的国家义务,国际社会也为此建立了明确的国际审查标准及实施机制,这些都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可诉性,提供了相关的实施标准和可操作性的实施路径。

费孝通是怎样把社会和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的?——费孝通教授晚年思想脉络

在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思想中,社会和文化是互为一体的。纵观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活动,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著和学术活动中的两条主线是社会和文化,这就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解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的初心中引申出来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并将这种探索贯穿于他的一生;从"中华民族文化变异"的思考,到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理名言;从"江村经济"到"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可以将其视为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两条基本主线。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与文化融为一体,就在于他不是从学科建设来考量社会和文化,也不是从部门工作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这样,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方法上,视野都将宽阔得多。

国际法视野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指标及其应用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指标被逐步纳入到国际人权规范框架之中。实践中,联合国机构、人权条约机构和各国常常使用人权指标来增进和监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施情况。由于自身的固有缺陷,人权指标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状况。将平均统计数据和特定群体的人权信息结合起来,在普遍性指标和特定国家的指标之间寻求平衡,加强国际合作努力收集全面、可靠的人权数据,能够促进人权指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中的作用。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五部分述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五部分存在着一些问题。保留规定的缺位影响了该公约的普遍效力;而若干条款规定的不合理则影响了该公约的公信力。因此,需要增加保留条款,同时修改条文。当前,解决该公约保留的问题还存在较大困难,而修改该公约则是可行之途。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工作权研究

工作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确立的一种重要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是经济社会权利的核心,是最基本的经济权利。在《公约》中第6条、第7条和第8条分别从狭义工作权、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与工会相关的权利三个方面阐述了工作权。我国作为该公约成员国,应积极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权,促进工作权在中国更好地实施和完善。

浅谈武则天称帝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武则天(624～705年),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其建立的周政权存在了16年,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写下了极为凝重的一页。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的功过是非毁誉不一。长期以来,对她如何登上女皇宝座,文人学士多侧重于从其政治手段去剖析,诸如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滥用酷吏等等,似乎武则天上台完全是踏着一条血路。与武则天同为历史上政治女强人的吕后、西太后也不乏不择手段,残酷打击,推行恐怖政策。但无论她们多么跋扈、强悍、刁蛮,对外只能乖乖地称太后,而不敢象武后那样公然地从帘内出来称帝。武则天之所以公然摒弃一切,堂而皇之地登上女皇宝座,除了她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手段外,还和唐初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国内实施机制研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签订以来,由于条约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使得社会权利的保护问题一直无法落到实处,2008年12月10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已于2013年5月5日正式生效,使这一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然而,由于国际人权环境和议定书固有的一些特点的影响,议定书的实施仍然存在一些不如人意之处。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国内实施机制,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缔约国报告程序、个人来文程序、国家来文程序、调查程序等一系列救济程序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对个人社会权的国际保护,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从而推动国际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从社会和文化角度谈儿童文学翻译:《夏洛的网》两个中译本比较

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热的兴起,翻译实践中语言的社会、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翻译理论界的文化学派明确提出了"文化转向"这一研究新方向,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该文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出发对《夏洛的网》两个中文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今后的儿童文学翻译开辟一个新视角。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实施的障碍——从劳动权实现的角度

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其是工作自由权和职业保障权、原权和救济权、个体劳动权和集体劳动权的结合,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地体现。我国是该公约缔约国,虽在劳动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在劳动权平等、集体劳动权的保障以及司法保护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我国应在立法、执法、诉讼制度建设方面做更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