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身份转换让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了吗?——基于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的视角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方法)从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两个视角检验农业转移人口在实现户籍身份转换后(即农转非)是否更好地融入城市。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从实际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来看,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与城市户籍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显著,户籍转换劳动者在实际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已较好地融入城市;其次,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客观收入水平与实际社会地位平均高于农村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最后,从主观指标来看,农村户籍劳动者群体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主观评价高于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而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主观评价指标则高于城市户籍群体,原因可能是:与城市相比,农村户籍及户籍转换劳动者实际工作总收入及ISEI指数提升速度相对较快,心理上的满足度也较高,也可能是受“知足者常乐”心理状态的影响。研究证实了尽管经过多轮户籍制度改革,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农村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仍旧低于城市户籍劳动者;农转非劳动者与城市户籍劳动者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差距并不显著,户籍身份转换劳动者群体已经基本融入城市社会,说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确实有助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及其社会地位。基于此,提出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市民化成本共担、收益共享机制等建议。

主观社会地位对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为探讨主观社会地位对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的影响,采用青少年主观社会地位量表、亲社会冒险行为量表、公正世界信念量表以及自尊量表,对1106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地位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2)公正世界信念和自尊不仅在主观社会地位和亲社会冒险行为之间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两者间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3)上述链式中介模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调节了模型中“主观社会地位—亲社会冒险行为”这一路径。研究为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的引导和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

“努力”与“拼爹”影响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研究

将个体“努力”自致因素与“拼爹”先赋因素作为解释我国社会地位代际流动的双驱机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路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个体“努力”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既包括直接提升作用,也包括增加上大学、创业、体制内就业等机会的中介路径;相比之下,“努力”的作用还低于父辈地位的影响,但“努力”作用的边际回报更高;进一步将样本分为“60前”、“60后”、“70后”、“80后”四个世代,或上中下三个社会层级,各组间系数变化及其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努力”的作用在趋于上升,父辈地位的作用则在减弱,且“努力”对社会底层家庭的作用更大。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更换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得到了支撑。由此反映我国社会结构提供了努力者向上流动的渠道,折射出社会流动性的上升走势。

宋辽时期服饰与社会地位的关联性

通过研究宋辽时期的服饰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性,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在服饰上的差异,发现皇室和贵族的服饰体现出其高贵地位和权威性,士人和官员的服饰则体现出其文雅和世家文化,而平民的服饰则以朴素实用为主,体现出其平民性。此外,等级制度、文化背景、职业职责、财富认同等因素也对服饰的选择和风格产生了影响。

原生家庭与子代社会地位对子代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地位视角下,原生家庭社会地位与子代社会地位对子代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影响。研究发现,原生家庭社会地位尤其是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子代的社会地位,子女自身的社会地位有助于增加他们的幸福感程度,并且原生家庭社会地位通过子代社会地位间接作用于其幸福感,即子代的社会地位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和发展了“家庭背景效应论”“地位决定论”以及累积优势理论。

“数字文化资本”:青年群体的数字自我展示与主观社会地位

随着数字社会的兴起,青年群体有机会呈现自我的生活状态、管理自身的形象,从而实现自我价值感。本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关注数字自我展示对青年群体主观地位的影响,以及家庭背景与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利用2017年CGSS的数据发现:不同阶层出身的青年在数字自我展示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数字自我展示能够提升青年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是一种独特的数字文化资本形式;这种文化资本形式对于家庭背景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社会公平感较低的青年群体有着更加明显的积极效果。研究阐明了数字文化资本具有的社会流动效应与社会补偿效应,鼓励青年群体尤其是弱势青年群体在数字社会中表达自我,有助于提振他们对于社会地位的信心。

主观社会地位对人工智能负面态度的预测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冲击和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主观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可能从中感到工作、资源或权利被剥夺的威胁,从而产生对人工智能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负面态度。为探讨主观社会地位对人工智能研究态度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本研究采用主观社会地位量表、人工智能威胁感知量表、自由意志和决定量表的分量表等收集482份有效问卷。结果发现:1) 主观社会地位能够负向预测个体对人工智能的负面态度;2) 人工智能威胁感知在主观社会地位和人工智能负面态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个体对自由意志的信念调节了“主观社会地位–人工智能威胁感知”这一路径。研究对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的研究发展有积极意义。

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影响: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

以制造业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构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工匠精神的双路径模型,检验心理所有权与和谐式工作激情在主观社会地位与工匠精神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关怀型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收集的538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心理所有权与和谐式工作激情在主观社会地位对工匠精神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关怀型伦理氛围在心理所有权、和谐式工作激情与工匠精神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双路径影响机制,丰富了工匠精神的前因变量研究,并为培育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提供指导。

高职教师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提升高职教师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是类型教育背景下促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以36名高职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方式收集原始资料,按照扎根理论方法步骤,借助NVivo12软件对数据进行程序化编码,融合刺激—机体—反应(SOR)框架,构建高职教师社会地位自我感知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内在状态对高职教师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有直接影响;个人因素、工作环境与社会环境是刺激因素,以内在状态为中介,作用于高职教师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提升高职教师社会地位自我感知的启示为:改善个人条件,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改善工作环境,塑造积极校园生态;改善社会环境,营造技能成才氛围;关注内在状态,强化以师为本理念。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获得感?--基于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与社会地位的调节

新时代下,作为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系与增进居民获得感已成为衡量人民受益发展、政府施政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测量数据,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缕析公众参与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逻辑。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参与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知间接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当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层时,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受社会地位的调节。因此,激发公众参与意愿、拓宽参事议事渠道、形塑社会公平感知、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等均可成为新时代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创新路径。

农村失婚男性社会地位的区域比较研究

农村失婚率升高并引发较多社会风险,学界对失婚男性成因、类型的研究较多,社会地位分析较少。基于对已有社会地位研究中主客位视角的反思,及华北、华南、中部村庄的经验,在区域差异视角下,以村庄社会结构、代际关系为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区域失婚男性社会地位的类型差异及深层次价值原因。研究发现,北方村庄以社会性价值为主导,分裂型社会结构、失衡代际关系下的失婚男性完全处于边缘地位;南方村庄以本体性价值为主导,团结型社会结构、厚重均衡代际关系下的失婚男性处于半边缘地位;中部原子化村庄以基础性价值为主导,分散型社会结构、低度均衡代际关系下的失婚男性处于非边缘地位。

契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证分析与文化启示

契丹女性社会地位问题为学者所关注,对契丹女性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军政能力、文学成就等方面的表现进行全面反证分析,可以发现,契丹女性社会地位的形成既有其民族自身逻辑发展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同时空场域中唐、宋文化的影响。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文化反思,认识到它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对现实社会文化自信的树立和文化精神的培养大有裨益。

家庭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及代际流动性——基于中国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连续六年数据,研究家庭社会地位对子代社会地位的影响,分析我国代际流动性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家庭社会地位对子代社会地位的影响增强,教育对社会地位提升作用保持稳定,家庭地位的影响大于教育水平的影响,教育不是家庭社会地位影响子代社会地位的主要渠道;通过构造年度虚拟变量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交互项分析代际流动的动态变化,发现2012年以来我国代际流动变弱。

上海市 19 所三级医院护士主观社会地位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上海市三级医院护士的主观社会地位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上海市19所三级医院的6539名护士,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MacArthur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组织公平感量表和护士职业获益感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护士主观社会地位总分为(5.50±1.34)分,组织公平感总分为(77.97±14.83)分,职业获益感总分为(115.90±19.39)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是否有子女、初始学历、税后年薪、工作科室、职务、户口所在地、经历医患冲突的次数、组织公平感和职业获益感是护士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均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35.7%。结论上海市三级医院护士的主观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水平,建议可以通过提高护士收入,推进护理高等教育发展,提高护理工作专业性,提高组织公平感和职业获益感等措施提高护士的主观社会地位。

我国青年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变迁——基于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5—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十期数据,使用HAPC模型分析了我国青年群体中,高等教育在主客观社会地位回报上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年龄越大,青年高等教育的地位认知和收入回报就越大,在青年中后期,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收入下降更晚,地位认知回升更快。高等教育对社会地位回报的时期效应呈“V”字型,地位认知回报后期增强趋势不如收入。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有显著的队列效应,随着高等教育扩张,“80后”和“90后”青年收入回报大幅下降。此外,随着年龄和近年来时期变化,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增加趋势高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而高等教育收入回报贬值在新一代东部青年群体中更显著。

创业者社会地位感知对创业承诺的影响:时空比较视角

社会地位感知是人们生活与工作的一股强大力量,深刻影响着个体行为表现以及创业者的创业承诺。选取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数据,基于时空比较视角,从主观社会地位、地位感知偏差、地位邻里比较、主观流动感和流动预期5个方面考察社会地位感知对创业承诺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偏低的创业者表现出较高的创业承诺;创业者地位感知偏差越小,创业承诺越高;具备向上流动感的创业者拥有更高的创业承诺;当感知地位低于邻里平均水平时,创业者表现出较高的创业承诺。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创业承诺前因研究,对于激发创业者高水平努力提供了一定实践启示。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教育如何改变命运?新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决定社会地位获得机制探索

将非认知能力引入社会地位获得模型,创建了NCA-B-D框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分析法和中介效应检验法,探究教育禀赋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本人教育履历显著驱动社会地位生产及其再生产;父亲与母亲教育资历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存在赞助性升迁效应;非认知能力积极促进社会地位生产及再生产;非认知能力在教育引致客观社会地位当期回报与跨期回报中都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非认知能力在教育激发竞争性及赞助性主观社会地位获得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教育通过非认知能力中介路径促成竞争性和赞助性社会地位再生产。研究结果为NCA-B-D框架提供了证据支撑,揭开了教育改变命运之谜,为教育赋能夯实理论基础。

收入、社会地位与人们的社会信心——分配公平与权利公平视角

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7数据,从分配公平和权利公平视角,研究收入、社会地位与人们的社会信心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个人收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为负,社会地位对社会信心的影响为正,且社会地位的影响远大于收入的影响。第二,区分未来生活和政策信心与社会流动性信心的分析表明,收入对未来生活和政策信心影响为负,对社会流动性信心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对未来生活和政策信心影响为正,对社会流动性信心的影响为负。第三,公平感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信心,还是收入和社会地位影响社会信心的桥梁,相比分配公平,人们更重视权利公平;且权利公平对两类社会信心均存在正向影响,分配公平对社会流动性信心的影响为负。第四,异质性研究表明,尽管收入、社会地位对社会信心的影响以及公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政治面貌、教育层次、城乡以及地区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研究假设以及上述结论。

高中生心理韧性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班级同伴地位的中介作用

以881名高中生为被试,采用中学生主观社会地位问卷、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和班级同伴地位的社会距离测量法,考察心理韧性与主观社会地位的关系及班级同伴地位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心理韧性、班级同伴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两两间呈显著正相关;心理韧性与班级同伴地位对主观社会地位皆存在正向预测作用;高中生班级同伴地位在心理韧性与主观社会地位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中生心理韧性既可以直接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同时还可通过班级同伴地位间接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