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罗村为例

外生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地方实践中面临可持续发展困境,因此,如何激活村庄互助养老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浙江省中部罗村的田野调查,分析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的构建路径,阐明引导和约束运行机制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新乡贤、村集体及(新)村民等多元主体构建起组织建设、资金筹措、文化浸润以及行为激励四重运行机制。依托乡村精英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熟人社会的相互信任与面子竞争、地方知识的关联建构与拓展应用等乡村社会基础促进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生成,以软性约束方式保障实践长效运行。基于此,加强乡村社会建设、通过农民自组织互助养老应是建设内生型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要义。

乡村社会“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基于社会基础视角的分析

通过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以实现乡村善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借助社会基础的视角,可以深化对乡村“三治融合”实践逻辑的认识与理解。在结构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会制约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发挥与相互融合。多地乡村通过机制创新来利用乡土熟人社会的资源,增强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扩大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从而激活和培育了新的社会基础。凭借社会基础的支持与保障,法律和道德实施获得充分的社会助力,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维系和生产能力也得以增强。对于乡村“三治融合”实践探索的分析,揭示出激活和培育社会基础对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意义,此外还需要注重法治的规范、引领与保障作用。

“非陌生人社会”与关系信任:小型房产中介存续的社会基础

金融资本的快速扩张给中小企业的生存带来挑战,但资本扩张并非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都能取得成功,中小企业也不会任其“宰割”。本文以北京郊区S小型房产中介公司为个案,探求其在金融资本挤压下的存续机制与社会基础。研究发现,“非陌生人社会”的关系结构与总体性交往逻辑,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义务型、往来型、基础型关系信任,这构成小型房产中介取得客户信任、打破大型公司信息垄断的关键。此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小企业的存续机制,以及地方社会中关系信任的运作逻辑与条件。

治理性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性自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在基层亟需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治理性自组织成为不少村庄的发展重点。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协同治理理论,重点剖析了一个治理性自组织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及其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来阐述该类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表明,治理性自组织的社会基础包括组织条件对应的村庄精英动员,内容条件对应的治理事务与治理结构契合,以及制度条件对应的村规民约落实与内部规则确立三个部分。治理性自组织要根据不同的社会基础不断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治理有效。

乡村产业内生的社会基础与动力机制--基于陕西省F社区樱桃产业的调研

乡村产业振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战略的交汇点。发展乡村内生型产业,激活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点。梳理相关成果可知,乡村产业内生的社会基础有乡村社会关联和乡村共同体两种理解。侧重乡村社会关联理解的学者强调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本对村庄内生型产业的支撑作用,侧重乡村共同体理解的学者主要关注村庄共同体建构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将两者相结合,可以从动力学的角度对F社区樱桃产业内生的社会基础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揭示乡村产业内生的动力机制。调研显示,乡村社会基础的影响因素包括社区记忆、经济社会分化、动员资源、政府注意力、党建引领五个方面,乡村内生型产业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基层党建、社会合作、组织动员、能人吸纳和政府引导五点来理解,并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从找准产业定位、强化基层党建、转变自身角色、夯实社会基础等方面来为乡村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明清徽州村落民俗体育兴盛的社会基础研究

研究徽州村落民俗体育是助力徽文化区域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基于此,通过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研究发现良好的村落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基础、社会关系基础、社会文化基础等,为民俗体育开展和兴盛提供了社会条件。村落社会基础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某一方面缺失或弱化,会带来村落的衰落。徽州村落民俗体育对于稳固村落社会基础、振兴乡村等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在徽州村落民俗体育发展实践中,应强化与徽州村落社会基础的共生关系,实现徽州村落与村落民俗体育发展的良性循环。

内生型发展:乡村产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基础考察

乡村产业绿色转型是外部宏观制度条件和乡村微观动力因素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将影响产业绿色转型的乡村微观动力因素统称为社会基础。基于云南三个乡村产业绿色转型案例,从地方产业精英、地方“生态—资源”知识、乡村社会资本三个社会基础因素入手,探讨乡村社会基础对产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产业绿色转型中乡村社会基础的作用体现在激发产业绿色转型中乡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匹配产业绿色发展的要素供给和地方资源、化解产业绿色转型中经营主体面临的困境、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绿色产业“内生型发展”路径。研究结论对于打通乡村产业绿色转型“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意义在于,发掘乡村内生性要素,提升内外要素适配度;“点—线—面”梯度推进,扩大绿色转型示范效果,培育地方产业精英;最大程度利用现有基础缩减产业绿色转型成本。

国家建设视野下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构筑

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单位,也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良善的基层治理以优良的社会基础为基本前提。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是指作为人民群众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社会的基础,具体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公益、社会慈善等四个方面。在人们生活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越是完善、活跃,工作机制越是健全,城乡社区社会基础越是厚实,就越容易形成内聚力强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国家对基层治理越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中国的城乡社区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国家建构性,加上受到原子化、个体化和利益化的影响,基层治理的四大社会基础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具备,社区生活共同体也不会自然形成,需要国家培育和建设。因而,国家构筑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成为国家对基层治理的内在命题和前置性议题。国家加强基层治理,亦要注重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建设。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生活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全国各地农村尝试开展与实施的环境治理工程,但如何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一直困扰着地方环境管理者。通过对浙北码头村的案例分析,总结该村在长期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以及不同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并深入挖掘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社会基础。最后,基于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互动联系,提出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以此来反映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政企合作及其社会基础--以湖南省B县黄金茶产业开发为例

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开发乡村产业极其依赖政企合作。利用乡村本土资源,以政府的权力、项目或组织资源为杠杆,引导企业投入研发、生产和销售资源,是当前开发乡村产业的主流模式之一。政企负责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为政企合作开发乡村产业提供了成功的社会基础。以湖南省B县黄金茶产业开发为例,研究发现,政企合作深嵌于非正式关系中,应依靠非正式关系选择合作对象和确定合作内容;政企合作存在差序格局,依靠非正式关系形成的“差序”网络结构可解决合作障碍;政企合作受伦理原则支配,“家国情怀”伦理原则支持的非正式关系将提升政企合作境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既要在产业政策上给予扶持,又要理顺政企合作的社会基础,充分利用政企负责人的社会资源,激发乡村产业开发的内生动力。

县域政府推进数商兴农政策的社会基础研究——基于H省M县的分析

数商兴农作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也是我国政府顺应经济技术发展规律对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县域政府在“数商兴农”政策推进的过程中,应充分依据农村社会基础,这是决定公共政策实践成败的关键所在。结合H省M县实践可将县域政府在推进数商兴农政策分为以农民个人特质去片面表征社会基础、借力社会基础以及再造社会基础阶段。通过反思发现,社会基础在县域政府推进数商兴农政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虽然受到市场化逻辑冲击,但仍旧发挥较强的影响力,并且社会基础是可以进行形塑与再造的。由此,本文提出可以通过有效政策沟通,进一步明晰农村社会基础的内涵和特点;明确乡村振兴的导向,充分借力社会基础;以信用体系建设和数商技术培训为手段,充分挖掘农村社会基础的潜力;以社会生活为最终落脚点,再造社会基础;最终实现数商兴农政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

快递下乡的社会基础:配送模式与合作策略

围绕快递下乡论题,物流管理科学注重效率因素,而经济学则重视成本因素,两者由于忽视了乡土社会基础,因此均没有克服快递派费与派送成本不相匹配的困境。文章指出,当前的“快快合作”模式因为契合了乡土社会基础而广为存在。这种模式主要包括快递运输、网点管理和快递服务三个环节,其中,在快递运输环节,乡镇快递网点通过化零为整来降低运输成本;在网点管理环节,乡镇快递网点通过家庭经营来降低劳动组织与管理成本;在快递服务环节,乡镇快递网点通过援引社会情理机制培养客户自提快递来降低派送成本。速达快递公司从快递运输到网点管理再到快递派送诸多环节,通过动员各种乡土社会资源来降低快递派送成本,进而推动了快递下乡。

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覆盖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的宏大叙事,具体表现为各民族在日常生活、居住格局、交往实践等构成的社会网络。民族互嵌式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是新形势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但我们在推进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多方面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仍存在共治意识不深、文化互融欠佳等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了搬迁互嵌、城市互嵌、边疆互嵌三种民族互嵌社区类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要创新和诠释现代社会治理理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逐步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要求,深化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路径:激发经济互嵌活力,完善社区居民保障;加大文化互嵌交流,提高社区凝聚力;构建多元化社会互嵌格局,发挥共商共治作用的具体举措。

激活“乡土韧性”:乡村社会基础重塑及其运行逻辑——以浙北青山村为例

当前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多,乡土社会的损蚀成为村庄发展的共性困境。文章以位于浙江省北部的青山村为例,从文化基础、关系基础、村庄共同体基础等角度,剖析乡村社会基础修复与重塑的社会机制。对乡村社会基础的研究表明,乡村社会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依然保留较强的“乡土韧性”,其运行逻辑隐藏于互动关系中:保护性的乡土韧性让村庄在面对外部行政力量干预时,能维持遵守共同规范的自觉性,并形成具有韧性的行动网络及秩序;建设性的乡土韧性支撑村庄在与市场等外部环境交互中吸纳能量,不断推动自身发展,同时降低因利益输入带来的村庄分化的风险。乡村振兴要注重维系村庄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具有天然的韧性并且能够以不同形式存续和变迁,对促进村庄发展至关重要。

论基层公共行政体系的建构:目标、原则与社会基础

公共行政理论需要服务于中国的行政化改革实践。当前,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这一改革以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塑造村级组织服务者角色为目标,并伴随大量公共资源的输入,具有在基层建构公共行政的基本性质。“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目标、权力、组织则构成了公共行政体系运行的基本要素。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的提升为根本目标,在基层则表现为满足农民的治理服务需求,并通过行政权力与基层组织的常规运转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推进国家权力公共性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维持目标系统与权力系统的权责均衡、与组织系统的机制匹配,是保证行政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基本前提。这既要求国家具有服务乡村的政治理念,又依赖特定的社会基础条件,为公共行政体系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社会结构支持。乡村社会具有区域差异的典型特征,这就决定了不能盲目进行全国性的基层公共行政体系建设,而是需要审慎考虑特定乡村的社会基础条件。

法制现代化与社会基础之重构——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法理学思考

由于市民社会对西方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关怀,市民社会研究被纳入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广阔视野。本文从法学的角度,从分析市民社会理论的演进入手,指明该理论的当代含义及其现实意义;从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影响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困惑,反省我国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基础的市民社会之缺失,进而指明当代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从国家与社会二元良性互动的总体需要出发,就如何培育和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提出几点实证性对策。

不规范合同的社会基础及运行机制——基于玉林市福绵区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证调查

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着大量不规范合同,但这种不规范合同却能够正常运行而极少发生违约。这是因为,合同不只是一个法律文本,也是一种社会契约,以法律为后盾的规范合同并不是土地流转秩序的唯一来源,正式司法体系也不是保障合同正常运行的唯一机制,法律文本之外的社会规范及其运行机制在土地流转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从法律中心论的立场对不规范合同进行指责和批判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而应该深入农村,分析不规范合同存在的社会基础,维护和培育那些确保不规范合同正常运行的内在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农村土地流转的正常秩序和保护土地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取消农业税后的村民自治:社会基础、挑战及对策

取消农业税后,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变,乡村组织的治理方式、乡村社会的结构和农民生活的价值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给村民自治提出了严重挑战,本文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改善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强化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完善村务管理的具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