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造与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兴起(1918-1928)

具有现代意义的民间文学研究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成果之一。创建民主社会的现实要求使得平民的价值和权利得到提升,在社会层面上高扬平民的价值和权利。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以“文学再造”的方式从学理上肯定平民的价值,摆脱了语言形式对人表达的束缚。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到民间去”运动把目光深入到中国的乡村和农民,期望通过知识分子的改造,实现农民的觉醒。正是在走向民间、关注现世生活的趋势下,民间文学文学性和民族性的特质被放大,并融入社会改造的进程中,这形塑了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认知,促进了“民众在学术史上的抬头”。

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改造理念探析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洗礼,迫切探求民族复兴之路的五四知识青年基于不同的政治认识,在吸收西方各类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诸多救国理念。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时期极具影响力的青年社团,其成员皆为接受新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并且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对当时中国的黑暗政治感到不满与失望,他们在新文化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谈政治”的提倡与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下,试图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工读互助、促进妇女解放、开展社会调查等途径,来推行社会改造,创造“少年中国”。实践证明,这种单纯的社会改造的方式无法解决近代中国问题,革命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试述南京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

南京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 ,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的改造和社会问题的处理两方面。在改造过程中 ,中共对旧的社会组织加以取缔、改造 ,或继承、发展 ,从而将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组织在新的社会体系里 ,并对产生于旧中国的社会遗留问题进行了成功的治理 ,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得到了根治。中共对社会的改造 ,一方面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净化了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新政权重建了社会基础 ,国家权力迅速扩张 ,渗透到基层社会领域 。

“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

民初新式读书人与社会的疏离,使得不少人生出了"另辟新境"的想法,希望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实现其"新生活"。这一思想本有隐逸传统的意味,又受到五四前后来自俄国、日本的新村思潮影响,将这种"另辟新境"的想法落实到了乡村。"耕读传家"的思想开始被赋予了泛劳动主义的意义,乡村也被视为一个远离都市,甚至现代社会组织的虚拟空间。然而,此时读书人的"新生活"自有一整套文化标准,不少人因此开始注意到乡村生活"黑暗"与"落后"的一面。乡村的文化内涵开始改变,乡村运动也逐渐走向了乡村改造。更有人反思了这种"跳出现实"的社会改造方式,呼吁更激进和全方位的政治解决,成为了稍后农民运动的起点。

“五四”先进知识分子由“文化革命”到“社会改造”的转变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经历了由"文化革命"到"社会改造"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有中国近代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关联,又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密切相关。它不仅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的特征,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为未来中国社会改造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早期对社会改造道路的认识与选择

社会改造思想是毛泽东早期社会理想中最突出的部分,集中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思考。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入分析,青年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其早期独具特色的"新社会"理想,包括"文明其精神、强健其体魄"的"新国民"理想;从"民众联合"到"俄式道路"的"新制度"理想;改造教育、重建家庭、改良风俗的"新生活"理想等内容。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社会改造理想的探索,毛泽东不仅最终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构筑了其早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维度,成为毛泽东一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的转变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本身是错综复杂的,但细细看来,它主要是从社会改造的出发点、社会改造的目的、社会改造的主体力量、社会改造的方法、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这五个方面形成、演进和转变的。理清这几个转变,对于准确理解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具有关键性意义。

社会改造的理想与政治稳定的现实——二十年来大陆社区建设的一般分析与发展进路

社区建设是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反映,是社会管理与控制向社会治理与服务迈进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社区建设运动契合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发展理念,也寄托着政府改造社会的理想。但由于政府开展社区建设的初衷和直接目的是解决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中的社会问题,并非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清醒把握和自觉追求,在政治稳定的框架内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面临着重重矛盾,举步维艰。新农村建设为陷于尴尬和彷徨中的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重生和质变的契机。

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国际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潮流对中国社会改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世界改造潮流不仅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积极改造中国乃至世界的信心和责任,而且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重新作出中国社会改造路向的选择。战后各国改造的经验教训,也助益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造问题的深入思考,进而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也正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迎受世界改造潮流的结果。

“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

陶行知乡村教师社会改造观及启示

陶行知的乡村教师社会改造观认为，乡村教师社会改造角色应定位于大众文化的促进者和独立性的民主促进者，乡村教师改造社会应具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三方面素质，乡村教师改造社会应通过宣传农业科技、弘扬先进文化、参与农村治理的途径来实现。在我国三农问题突出的形势下，陶行知的乡村教师社会改造观的启示意义在于：乡村教育应以农业为本，乡村教师应与农民为友，乡村教育要为农村服务。

梁漱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趋同和差异

梁漱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趋同和差异时广东近代以来，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就毛泽东和梁漱溟而言，前者主张用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种主张的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战争，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

“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

"社会改造"为五四前后(1918～1921)出现的新词汇。尽管五四前后的"社会改造"论众说纷纭,但将眼光从政治、个人层面转向社会、集体层面,注重自下而上的缓进方式,以劳工平民为改造对象,致力于社会事业,建设人道、互助的新社会,则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共识。随着20年代初主义政治的兴起,"社会改造"一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专称。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已成常用词汇,但词义宽泛,范围缩小,主流倾向已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改造社会",在40年代后期又成为政府"社会政策"的代称,已与早期的含义相去甚远。

论“五四”后的社会改造思潮

五四以后,有关社会改造问题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中心话题。围绕着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改造的出路等重大问题,不同的思想政治派别各自阐发自己的"主义",构成了当时社会改造思潮纷繁复杂的图景。马克思主义以其自身严谨而科学的理论,与其它社会改造理论区别开来,并在众多的社会改造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改造思潮的主流和方向。

冬学教育与根据地社会改造

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尤其在经济上领导农民翻身之后,如何对农民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政治文化教育,彻底改造旧文化、旧思想,成为共产党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冬学这一传统的学习方式,从教育入手发动组织了广大农民群众,将革命意识渗透到了农村的各个方面。在推进根据地社会改造的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论陶行知的知识观——基于社会改造的视角

陶行知的知识观源于其民主社会改造理想,通过大众的实践与反思,最终要推动他们的解放和觉悟。"真知识"是其知识观的核心体现。"真知识"源于直接经验,是人类知识产生的基础。知识只有被推广到大众中去,才会实现其真正的社会改造意义。陶行知的知识观将文化知识传递与生活实践完整地统一起来了。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改造与转型

从社会改造与转型的角度来讲,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制等政治原则对封建专制的否定;全面改造和整顿旧的封建官僚机构,建立有别于封建专制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新风尚;反对旧式教育,提倡发展资产阶级新型教育;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彻底改造封建的经济结构,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辛亥革命促使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为中华民族展现了灿烂的发展前景。

教育改革与基层社会改造——以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为考察中心

1930年代,与学校教育界急于撇清与政治的纠葛倡导"教育独立"理念不同,社会教育界却热衷于政教合一,并与政府机关合办实验区开展"管、教、养、卫"综合实验,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尤具代表性。该实验区以村为单位,以民众基础学校的教育改革为中心,进行了为期六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乡村社会教育实验,不仅在社教落后的中原地带探索出一条利用旧势力发展新力量的基层社会改造之路,还为国民政府新县制推行作了积极尝试。以中国社会教育社为基地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主导着实验区制度设计话语权,呈现出不同于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