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翻译学研究可视化分析(2000-2022年)

以2000—2022年间国内发表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为语料,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社会翻译学研究进展予以全面考察和分析。结果发现: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近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场域”“惯习”“资本”“布迪厄”“翻译”为高频研究关键词;当前研究方向从理论探讨向理论实践转移;理论性探索研究、个案实践研究和综述评价研究是主要三类研究方向。未来,可结合其他数字化手段,尝试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社会翻译学研究和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社会翻译学的再思考:回顾与反思

翻译研究在其发展历程中历经多次转向:从最初的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转向和技术转向。社会转向意味着翻译研究的关注点转向翻译的社会层面。国外社会翻译学兴起于20世纪末,较为关注翻译活动中的行动者和翻译产品的流通与传播。国内社会翻译学虽稍晚起步,但发展迅速,在学科定位、理论探索和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方面取得不小进展。然而总体来看,国内社会翻译学仍处于建设期,需要在话语体系建构、理论建构和学科建构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的发展,既要立足中国,在中国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建构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也要放眼世界,拓展全球视野,还要追溯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从历时和共时角度探索翻译实践,满足时代需求。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红高粱》两种英译比较研究及启示

葛浩文英译的《红高粱》享誉海内外,人们想当然地视其为《红高粱》最早且唯一的英译本。事实上,此前已有中国译者翻译的《红高粱》英译本在国内出版。在社会翻译学理论观照下对《红高粱》两种英译进行综合对比考察,通过对翻译场域、译者惯习、翻译策略及译本特点的深入分析,探究两种英译成败背后彼此关联的各种因素及其运作规律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想要获得良好效果,既要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和文学价值,灵活处理文化差异,满足目标语读者阅读期待以传递文化共通性和文学魅力,又要在传播途径中寻找能够助力“走进”目标语读者的主流出版商。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的翻译评论

作为翻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角度,社会翻译学是一门庞大的学科,文章主要聚焦于其中一个流派——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借鉴其核心概念:域场、惯习和资本,对知识与艺术作品的生产实践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针对社科文本《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英译本进行评论,借鉴王洪涛的分析步骤,从文化场域到译者惯习、从译者惯习到翻译策略、从翻译策略到译本特点三个角度对译本分析,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时常采用归化的策略、意译的方法以及增译的技巧,以读者为导向,尽量解决目标语读者范围广,能力亦有层次的问题。希望此研究为社科文本的外译提供新的思路与思考。Sociology-translation studies is a big word. Based on Pierre Bourgeoisie’s reflective sociology, the present paper adopts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and the expanded analytic model of the reflexive sociology. It examines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developed in specific field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haped by the habitus and the textual features of the translation produced by using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t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logic underlying the success of the translation, hoping to shed fresh light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ext.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心理罪》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内优秀文学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当今国内的悬疑小说界,雷米被称为最优秀的心理犯罪悬疑小说家之一,其代表作《心理罪》系列自2007年发表以来,在国内好评不断,热度不减。但其译作在英语世界却未引起太多关注。《心理罪》系列在国内与国外热度的鲜明对比引人深思。本文将从社会翻译学角度,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以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心理罪》译作在海外译介传播受阻的原因,并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措施,促进我国悬疑小说走出去。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林语堂自译研究——以《啼笑皆非》为例

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活动,逐渐受到众多翻译学者的关注。我国的自译家有张爱玲、林语堂等,本文就选取林语堂的《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从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概念入手,分析社会因素对林语堂自译本的影响,以期拓宽林语堂自译的研究视角。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杜甫诗歌典 故英译对比研究 ——以许渊冲与宇文所安为考察中心

诗歌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精粹,凝结着深沉丰厚的中华文化,其外译传播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取许渊冲与宇文所安杜诗译本,以典故为视点,借助社会翻译学中的“惯习”概念,从译者、策略、副文本三个角度分析探讨二人译者行为规律。研究发现:许渊冲和宇文所安的前导惯习及职业惯习深刻影响了其译者惯习的形成与发展,许渊冲“求美”及宇文所安“忠实”的译者惯习致使二人在英译杜诗典故的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译者行为倾向:许渊冲追求美感,重在传递诗歌情感,贴近读者;宇文所安追求全面严谨,重在传递客观信息,贴近原作。本研究旨在从个案现象中提炼经验,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研究提供参考。

社会翻译学视阈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

本文在社会翻译学视阈中借鉴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的"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概念与理论,将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萌芽、肇始、兴盛、沉寂、复苏及发展6个阶段还原至当时的国际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高度语境化和深度历史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关系主义"解析,以诠释出不同阶段传译活动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共变关系,进而揭示出中国文学在英国近四百年传译活动的整体运作轨迹与规律。

关于“社会翻译学”的再思考

社会学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其他人文学科提供借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以此观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整体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取向。社会翻译学一方面促进和深化了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暴露三个问题:研究内容日益偏离文本;实证研究方法背离翻译学的人文属性;社会学理论运用在研究实践中的不足。

社会实践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

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虽然突破了以往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其“场域”概念界限模糊,“惯习”概念具有“决定论”倾向,“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无法解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等。如仅借鉴社会实践理论来研究翻译现象,会导致译者行为研究出现片面性。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能使中观“翻译网络”与宏观“翻译场域”相互补充,以“译者能动性”弥补“译者惯习”之“决定论”局限,使翻译研究采用行动者与过程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从而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更科学、更系统的理论视角。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外译机制研究——以贾平凹《高兴》英译为中心

作为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学“走出去”浪潮席卷而来,我国众多作家及作品走出国门,享誉国际文坛。贾平凹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场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的英译活动受到学界广泛关注。2017年,《高兴》英译本由亚马逊跨文化出版事业部向全球出版发行,就译介效果而言,堪称贾平凹小说海外传播的巅峰之作。本文结合海外销量、OCLC馆藏量及海外大众读者书评,探析贾平凹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效果,并通过布迪厄社会实践论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高兴》译介行为过程。研究发现,《高兴》项目发起网络、翻译生产网络、出版发行网络及评价网络的有效运行是译本海外传播的关键所在,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启示。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新进路——《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英译现当代小说为中心》评介

从提升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效果,到加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及至为国家对外译介战略提供决策建议,均离不开对文学译介与传播活动的实证探究与理论思辨。新著《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英译现当代小说为中心》可谓应时之作。该书以社会翻译学、描写翻译学为理论框架,深入剖析鲁迅、莫言、余华小说英译的五种典型译介与传播模式,据此探究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参照模式与可行性策略。其特点可扼要概括为理论基础扎实,选题视角新颖,研究范式独特,兼顾文本内外,观点独创性强,颇具智库价值。

社会翻译学研究的路径探索与创新实践——《行动者网络构建的翻译:亚瑟·韦利英译〈西游记〉中的行动者、行为和网络》介评

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社会转向”(social turn)以来,社会翻译学已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一维。中西方学者共同致力于理论引鉴、体系创新与实践探索,社会翻译学的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在研究传统、理论立场、学术目标等方面的趋同性日益凸显,学术共同体已现雏形。开展社会翻译学研究,不仅是翻译研究问题意识使然,同时也是翻译研究学科发展的应然(傅敬民2018:94)。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社会翻译学逐渐形成社会系统论(Social Systems Theory)、社会实践论(Social Practice Theory)和行动者网络论(Actor-Network Theory)三大研究路径。

国内外社会翻译学理论研究综述

翻译作为一门跨文化学科,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社会翻译学理论为翻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基于该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翻译史

社会翻译学关注的是译者行为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中介是翻译实践。本文主要采用历时描写法,以社会翻译学的视角重述中国翻译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翻译活动。研究发现中国翻译史就是一部译者行为体通过翻译实践与社会结构发生双向互动关系的历史。文章在总结目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文化战略、理论融合、文本回归三方面展望社会翻译学的未来发展之路,以期加深对社会翻译学本质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的建设。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武侠小说英译的项目发起研究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浪潮中,极具中国特色的武侠小说也逐渐向西方传播,并获得良好反响。在社会翻译学框架下,结合传统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网络武侠小说《盘龙》个案,考察中国武侠小说英译的项目发起过程,解读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和运作。研究发现,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相互联结、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了《射雕英雄传》和《盘龙》英译项目发起的行动者网络,促成了中国武侠小说在海外的顺利传播。为了更好地促进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需要更加注重作品中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文化特质的融合、加强中外合作的发起模式、挑选多元身份的译者、更加重视网络出版。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谢灵运诗歌英译研究

该文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对傅乐山译介的谢灵运的作品《潺潺溪流》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傅乐山在西方文学、汉学及社会场域制约下,在惯习作用下,采用语言维度归化、文化维度异化和深度翻译的翻译总策略,选择直译为主的元策略,翻译谢灵运诗歌,并运作文化资产和象征资本,使译作在汉学领域掀起一层浪,让谢灵运走入西方文学世界。

社会翻译学视阈下的翻译批评研究

翻译活动不是单纯语言形式上的转换,而应视为一项社会实践。因此,以社会翻译学视角研究翻译批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拟在回顾国内外翻译批评研究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探索结合社会翻译学与翻译批评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其一,西方翻译批评聚焦于“文本对比”和“质量评估”,而国内翻译批评研究更关注“价值取向”及“问题导向”;其二,就翻译批评的研究对象而言,翻译主体应为参与翻译实践的整个行动者网络,而非译者一人;其三,制定批评标准时,既要考虑译本的文学与语言价值,也要考虑现实的社会价值;其四,翻译批评不应忽视翻译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应超越内部与外部的二元对立,整体辩证地进行翻译环境批评研究。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名与实及其对社会翻译学研究的意义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在一定的社会(包括历史的、翻译的和现实的)条件中开展,由社会中的要素(人、物、知识等)推进,同时对社会及其构成要素产生影响。单纯从语言、文本、甚至文化层面理解翻译很难触及翻译的社会本质,因此翻译的社会性研究亟需社会学介入。本文选取社会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融合多位行动者网络理论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系统的、发展的和适用的角度,探索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逻辑和关键概念。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这一理论为翻译研究带来的可能性与发展契机。本文是对现有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引介研究的发展和补充,旨在推进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为未来创新性的理论应用型研究做好铺垫。

社会翻译学视阈下英汉自译惯习研究——以熊式一《天桥》汉语自译本为例

从布尔迪厄社会翻译学理论入手,分析熊式一的《天桥》汉自译本中译者行为痕迹,从文化专有项明晰化、人物塑造明晰化、叙事空间明晰化和家国情怀明晰化等角度,探讨译者社会经历中所积攒双重文化惯习与自译过程中译创机制,阐明自译中译者翻译惯习和译者创作惯习之间的交互关系,并厘清自译惯习、场域和资本与译者自译行为的实践逻辑关系,为今后的自译研究提供一定的文本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