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数字人的传播风险与社会行动者治理

虚拟数字人日益嵌入社会结构当中,加剧当下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在其迅速应用于内容生产领域的同时,还出现了内容失当和传播伦理等问题。虚拟数字人是非人之物(non-human),但该场景中的社会行动者——中之人既是自然人,又为内容把关模式的创新提供一个可行的视角。中之人被视为法律责任的主体之一,作为新型把关主体,其隐匿于后台,把关的创新体现在主体、对象、策略和价值引导等方面,呈现出中介化和弥散化的特点,相关主体性的建构还需与主流文化同频共振,以求把关主体的价值观和“善治”有机融合。

社会行动理论下农村养老秩序的形塑机制与路径选择

当前,农村养老秩序在实践中不断被重塑和调整。根据社会行动理论的核心要义,构建结构-行动-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系统考察中国语境下农村养老秩序的形塑机制,可以发现,农村养老秩序为一个系统,社会变迁、制度权威、农村社会生态和家庭场域的结构限制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老年人在获得养老资源方面有限;家庭行动者会在生产再生产和互动过程中做出符合既定资源条件且能满足家庭整体偏好的适应性行为,以进行养老资源的灵活有效配置;农村养老情境中的某些限制要素在家庭成员的能动作用和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得到调整和修正,使得养老秩序得以再生产出来。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养老-互助养老-家庭养老”的综合支持体系,从而重构农村养老秩序。

制造内卷:青年内卷行为的数字生产逻辑--一种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内卷分析框架

青年内卷已经成为数字时代越来越突出的特征。借鉴社会行动理论,把内卷视为青年的一种过度竞争的社会行动,构建了一个“行动者—目标—手段”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了数字媒介是如何“制造”内卷的。研究发现,在数字时代中,数字媒介通过信息传播和数字技术,制造了社会焦虑,塑造了单一化的功绩性目标,并提供了相应的行动手段;在此情境下,为了消除自身的焦虑感,青年不得不依据数字媒介设定的目标和手段行动,这推动着内卷的生产。数字时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风险以及焦虑恐惧的时代,青年内卷行为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而要避免过度内卷造成负面的社会后果,则可以从价值转向、规范竞争和心态治理等方面进行突破。

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的困境剖析与路径选择——基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

在我国,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平衡现象。为促进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集团化办园成为一种有效途径。基于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集团化办园可被看作一个行动系统,其共同治理面临制度、权力及文化方面的现实困境。多主体共同治理路径有:一是目标达成,促进集团化办园中共同治理的制度建设;二是利益整合,促进集团化办园中共同治理的权力平衡;三是品牌维系,促进集团化办园中共同治理的文化认同。

规则的分辨率:一个社会行动的分析框架

有关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在过去20年经历了抗争政治和治理现代化两个研究阶段,与这两种理论视角不同,本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一个城市小区的业主大会选举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则的分辨率”这一分析框架。此框架一方面更细致地展现了城市社区治理事务中的社会行动的逻辑,另一方面在经验研究层次上响应了社会学理论在规则/制度的客观性、清晰性和有效性等问题上的立场。本文认为,社会学家应积极开展这类理论化尝试,以此提升社会学解释的概括力和拓展性。

论校长问责制的社会行动伦理——基于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之思考

校长问责制是我国中小学校长专业发展不可忽缺的重要治理机制。校长问责制的社会行动伦理机理主要包括教育解释伦理、追究机制伦理、治理监督伦理、教育改进伦理和教育领导伦理等。当前中小学校长问责存在校长治理角色冲突、校长治理理念冲突、治理事件利益冲突、学校治理权力冲突和学校治理制度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需要从公众伦理、关怀伦理、批判伦理和专业伦理等向度着手改进校长治校行为,具体措施包括:建构超越信念与责任两种伦理的校长问责制伦理,重构基于问责伦理的学校治理关系,建立校长问责制的公共领域,将确立的教育价值观念转化为可行性治理策略设计,并且要审慎看待施行校长问责制的代价。

“社会行动取向”视角下“一月事件”后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进程探析

2021年底至2022年初,哈萨克斯坦因液化石油气涨价而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借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力量迅速平息了骚乱,并且终结了自2019年3月以来的“纳扎尔巴耶夫—托卡耶夫双头政治”格局,随即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包括政党改革、议会改革、总统与议会权力再分配、行政区划调整等多个方面。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取向理论”是全方位认识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深层动机的一把钥匙,“民主”“普世价值”等口号构成了改革的“价值理性”表征。而托卡耶夫的改革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他在“一月事件”后所实行政治改革是一种权力的策略,其并没有因议会的“多党化”而削弱总统的权力。改革的目的在于重塑总统的权威,为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赢得时间与空间。此外,当前的改革还有“情绪”与“传统”的因素:看似是在宣誓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切割,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纳扎尔巴耶夫所造就的哈萨克斯坦政治模式。

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下的“打卡”现象研究——基于古今对照的角度

“打卡”最初的意思是当我们上班或下班的时候,将一张带着磁性的卡片放在一台机器里,然后阅读相应的信息,以便我们进行等级与签到。而现如今,打卡已经成为一个被泛化的概念:参与很多人所热衷的事情,并留下一些参与的过程、成果等信息(一般情况下会展示出来)。本文基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从古代与现代打卡现象对照的角度来深入剖析打卡这一现象,通过发放网络问卷和收集相关文献资料,使用spss分析问卷以及内容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究打卡的特质。古今打卡行为在行动者、行动目标、社会处境、社会规范四个要素方面个各有差异。现代由于互联网和社会环境等的介入,现代打卡行动中社会阶层间界限模糊,这使得在惯常社会情境中起着很好的协调和规范社会行为的道德在网红地打卡过程中不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研究致力于形成一种知识的生产,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各个领域的人群提供一种参照,从打卡行为入手引导旅游业健康向上发展。

工程与社会行动的“嵌入性”分析视角——兼论工程社会学的研究现状

首先批判性地梳理了国内工程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尽管存在"工程共同体"论、"社会工程"论、"建设工程系统"论及"社会评价"论等分析范式和视角,但工程与社会之关系是工程社会学的元问题;其次,提出"工程社区"与"工程社会行动"两个概念,以社会行动理论为切入点,总结出工程社会行动分析范式的三大维度,即工程与公众参与、工程与非自愿移民、工程与社会风险;最后,认为尽管关于工程社会学的讨论还在继续,但工程成功"嵌入"社会是工程追求的终极目标。

超越“计算机为社会行动者”范式:智媒时代人机传播理论创新的突破点

“计算机为社会行动者”范式源自“媒体等同”,是人机传播领域的经典理论,至今仍保持着较高的理论解释力。该范式提出后约30年间,媒介技术的拟人化水平、个体媒体使用经验、人机交互方式与媒介社交可供性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修正和拓展该理论范式势在必行。超越“计算机为社会行动者”范式是推进人机传播理论创新的突破点和可行起点,研究者未来可围绕效果实证、社交线索、社交脚本与解释机制等重点深化研究。具体可从第一,纠偏人类中心倾向,深挖人机传播理论特异性;第二,开拓研究视野与议题,构建完整理论框架;第三,克服心理实验法局限,引入多元研究方法等方向推动理论创新。

试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局限

韦伯把社会行动纳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开创了解释社会学的先河,打破了以孔德、涂尔干为代表对社会现象只能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断,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巨大的空间。文章在试图分析韦伯行动的内涵、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指出韦伯社会行动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意义,并在时代的发展脉络中探析韦伯社会行动理论体现出的不足与局限。

社会行动理论视野下的当代青年价值观研究

青年价值观是青年价值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反映,它尤其表现在青年关于自身价值及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看法,是青年和社会精神文化系统中深层的、相对稳定而起主导作用的部分,价值观是青年精神心理活动的中枢系统,是其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精神支柱和动力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在时代的发展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青年一向是变革的动力,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在他们身上通过并实现的,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对青年价值观研究非常重要。笔者认为社会行动理论对青年价值观的研究有所帮助,并以此为视点对青年价值观进行解读,阐述青年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和建设意见。

社会行动:韦伯和吉登斯行动理论之比较

社会行动一直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主题,马克斯.韦伯首次揭示出人类社会行动的理性化特征,并按理性程度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对于把人类的思维方式从神学中解脱出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吉登斯作为社会理论发展的批判继承者,在对社会行动理性化反思的基础上,对社会行动内涵、无意识社会行动、行动的合理化、行动意外后果的应对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和分析。他把社会行动看作是一种持续绵延的行动流,是一种能动,并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抽离出了一种实践意识,亦把社会行动分为本能行动、实践行动和话语行动,把合理化作为解释社会行动的依据,赋予了行动者更多的主动性,深化和发展了社会行动理论。就此对韦伯和吉登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够准确把握社会行动的研究趋势。

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一个理论简史

行动的意外后果是人类活动的独有现象,社会学家默顿、吉登斯和贝克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的讨论。默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意外后果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和范畴提出来,从功能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作了具体的研究。吉登斯将意外后果的范围扩展到风险,直接把现代社会的意外和风险与专家知识的特征及其运用联系起来,从而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由于不满吉登斯过分强调专家知识的作用而忽视意外后果以及人们对它的无知的重要性,贝克从行动者之间基于社会分层和权力分化而在知识和理性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来解释意外后果和风险,认为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造成人们对意外后果和风险的无知,并使工业社会转变成风险社会。这三位社会学家还就意外后果和风险的预防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整体的“社会事实”与个体的“社会行动”——关于迪尔凯姆与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逻辑基点比较

迪尔凯姆主张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社会现象 ,坚持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的原则 ;韦伯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两位大师由各自的逻辑基点出发构建了各自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传统中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分野。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问题表征及功能实现——基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

培训评价组织功能的实现直接影响着1+X证书制度的运行效果,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为分析培训评价组织问题表征及功能实现提供了研究视角。调研发现,培训评价组织参与1+X证书制度存在如下问题:行动者——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冲突,行动目标——愿景与资历的差序,行动情境——条件与手段的匮乏,行动规范——强合法性与弱合法性的缺位。因此,若要更好地实现培训评价组织的功能,需协调公益性与营利性以实现组织有机系统的适应功能,完善社会职能属性以实现组织人格系统的目标功能,耦合情境资源以实现组织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获得合法性以实现组织文化系统的维持功能。

大学生就业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社会行动视角

从"社会行动"的视角出发,借鉴"理想类型"的方法,对大学生就业行为进行"理想类型"的区分,可划分为:目的合理性就业、价值合理性就业、情感性就业、传统性就业、随机性就业。

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研究

本文在对以往关于中国人社会行动(行为)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结构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人"与"事"是分析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的主要变量,并从基本关系、问题性质、责任结构、共事经验四个角度分析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本文将时间视角引入对问题的分析,指出上述四个角度都具有时间的性质,从而提出"多元嵌套结构"的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最后形成关系—问题—责任—经验四位一体的影响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的理论模型。

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下农民超生行为分析

影响人口生育行为的因素是多维的,包括个体的生育意愿、家庭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传统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我们从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农民超生是在一个特定系统下进行的,即农民是否选择超生,选择用何种方式规避计划生育制度,都取决于行动环境的状况和农村特有的生活场景。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弹性、农村计划生育"乡为主"的管理方式、独生子女家庭风险意识、传种接代习俗、农民对生育政策的规避等诸多综合因素共同影响着农民的生育行为。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二重性和社会行动者--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为视角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由政府主导、民众自主参与的社会行动所共同建构的,既不是单一的科层制管控架构,也不是纯粹顶层设计的政策产物,而是基于不断成长的社会文化需求的社会行动过程。公共文化服务行动主体和主题的多元化,是这一体系的结构化动因。当前,政府仍作为首要行动者,管控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策动广泛的社会参与;而社会行动者也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体制来获取行动资源。自主性和依附性形成动态的辩证关系。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互动情境中,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获得了明显提升,不仅促进原有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还由此培育出具有共享性和创造性特质的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