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测度与影响因素

恢复力强调系统承受各种扰动冲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为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将恢复力理论框架引入失地农民社区研究中,在明晰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恢复力、社会恢复力、管理恢复力和环境恢复力四个维度建立测度指标体系,并选取西安城市边缘区为案例区,基于入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对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并采取t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探讨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表明:①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恢复力综合指数处于低、中、高三个级别的失地农民社区所占比重分别为47. 6%、33. 3%和19. 1%,等级结构呈现"金字塔"形;②四个维度恢复力测度结果依次为环境恢复力>经济恢复力>管理恢复力>社会恢复力,表明在快速城市化冲击下,相较于失地农民社区在物质环境和经济收入层面的快速适应和恢复,其社会恢复较为滞后,具体表现为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社区参与及社会学习等方面恢复能力较差,反映失地农民社区在管理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基层政府管理公平性缺失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因素阻碍了社区管理恢复力的构建;③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是社区内在特征与外部干扰因素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分析可知,地理区位、外来人口比重、征地原因以及征地时间是其主要影响因素。最后从经济、社会、管理、环境层面提出提升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的对策建议。

生态治理内陆河流域社区恢复力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探究生态治理背景下内陆河流域社区恢复力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流域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石羊河流域为典型研究区,在识别社区恢复力演变的基础上,探究社区恢复力内部影响因素及外部生态治理影响路径,进而揭示社区恢复力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生态治理背景下石羊河流域社区恢复力迅速增长且时空异质性明显,其中,生态维度空间格局集聚度高且优势性强,但增长缓慢,经济及社会维度时空异质性大,且增长迅速;(2)石羊河流域社区恢复力内部影响因素中,经济维度具有主导影响,社会维度影响减弱,而生态维度影响最小且变化趋势不大;(3)外部生态治理影响中,退耕还林及关井压田在三个时期对社区恢复力均起到制约作用,农业技术培训早期制约社区恢复力提升,后期制约作用消失,多重生态治理要素组合影响在2000年表现为农业结构调整及资源调控路径,2010年表现为农业结构调整路径、生活水资源主导调控路径、生态水资源主导调控路径,2020年表现为农业结构调整及资源配置路径、农业结构调整及技术支持路径、生产水资源主导配置路径。总体来说,研究为社区恢复力内外部影响因素综合研究提供了思路,也为内陆河流域未来乡村社区恢复力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

基于CiteSpace的旅游社区恢复力知识图谱分析

旅游业作为一种敏感性产业,它的发展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旅游业发展和社区管理需要新的策略与方法来应对纷繁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在这一形势下,社区恢复力成为旅游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适应变化的新理念。借助科学文献分析工具CiteSpace,对从Web of Science和CNKI中收录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探讨旅游社区恢复力研究发展的现状、趋势与特点。

台风灾害影响下的海岛旅游社区恢复力研究

以厦门鼓浪屿为例，通过分析2016年9月台风“莫兰蒂”对海岛旅游景区鼓浪屿的影响，从社会地理学视角研究社区恢复力的主要议题，包括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及各类指标测度等，为政府相关部门、海岛社区及居民提出台风灾害发生前预警、灾中应急、灾后恢复管理的对策。

近20年国内外社区恢复力研究脉络、进展与逻辑框架

面对全球复杂多变的环境,提升社区恢复力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社区恢复力在近20年发展中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却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需要对已有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推动社区恢复力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首先,借助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2001—2021年的国内外社区恢复力发文情况、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划分了社区恢复力研究领域演变的三个阶段,分析概括了其发文特征、主题内容以及各阶段特点和趋势。其次,针对社区恢复力在发展中以框架、评价、影响因素和建设管理为主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和述评。继而基于其概念内涵、核心内容和相关框架的综合思考,提出了聚焦可持续科学领域的社区恢复力研究基本逻辑框架。最后,立足目前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和发展困境,提出未来议题需要强调从多学科融合方法体系构建,多领域整合和注重中国地方化实践以强化和深入未来社区恢复力领域研究。

基于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广州社区恢复力评价及空间分异

公共健康危害形势日趋严峻,综合测度社区恢复力并探寻空间分异格局,有利于摸清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及社区应对健康危害的能力,对推动社区健康治理、促进健康公平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向公共健康领域拓展及中国化探索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以广州市社区为基本单元,从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政府制度5个子维度选取23个指标、32个表征要素建立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社区恢复力评价模型,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其进行测度,将社区恢复力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和差5个等级,结果显示:恢复力中等水平社区居多,优秀级和差级社区均较少,整体呈"橄榄型"结构,且城市社区恢复力优于乡村社区;社区恢复力空间上由中部向四周,东北部向西部,南部向北部梯度递减,各子系统空间格局差异显著;不同等级恢复力的社区呈"集群化"空间分布,优秀级呈"双中心"格局、良好级呈"核心—边缘"格局、中等和较差级均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差级呈"边缘延伸"格局;中部、南部公共健康安全,西部相对较危险因而是城市公共健康安全重点防御区域。

旅游地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与影响因子分析——以千岛湖为例

人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旅游地社区恢复力提高是旅游地可持续治理的关键。运用通径分析方法,从治理、社会、经济及生态系统4个维度建立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模型,定量测度千岛湖社区认知恢复力,识别脆弱性及应对能力认知对社区恢复力的复杂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恢复力认知可提取8个因子,政府治理在社区恢复力中的作用最为显著,是社区恢复力提高的主导力量。(2)千岛湖恢复力认知综合平均值为2.42,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社会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高,生态和经济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低,系统发展应关注生态资本的积累与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稳定性。(3)社区脆弱性、个体和政府应对能力的各变量对社区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政府应对能力对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的影响相对最强,个体应对能力对多数恢复力认知维度未产生明显影响。需进一步发挥个体作用,促进个体和政府的共同参与,提高社区恢复力。

社区恢复力研究进展及其地理学研究议题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加深,灾害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恢复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范式。恢复力研究的范式也由早期的生态恢复力逐渐转向社区恢复力的研究。现有的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探索、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客观指标和基于行动者感知的社区恢复力测度等方面。迄今尚未形成公认的可接受的社区恢复力理论框架;对普通乡村社区研究较多,对特定资源依赖型社区恢复力研究较少;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多,对其他灾害和危机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少;社区恢复力测度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仍待加强;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社区恢复力的主要议题,包括社区恢复力的形成机制及其区域差异、动态演变过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基于人地关系的社区恢复力感知量表以及具有尺度效应的社区恢复力测度指数等。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2)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乡村类型视角下干旱区社区恢复力评估及优化策略——以民勤绿洲为例

以西北典型干旱区民勤绿洲为例,基于582份农户调研问卷,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等方法,界定乡村类型,测度乡村社区恢复力,明确乡村类型和社区恢复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在研究区抽样的71个行政村中,传统非农型乡村40个,在绿洲分布最广;传统农业型乡村17个,主要分布于湖区;新型农业型乡村6个,分布于坝区和泉山区;非农型乡村8个,在县城周围呈环形分布。(2)民勤绿洲乡村社区恢复力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除湖区东湖和西渠2镇外,其余地区恢复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3)民勤绿洲不同类型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大小为:传统非农型(0.520)>新型农业型(0.495)>非农型(0.472)>传统农业型(0.453)。基于上述结果,针对不同类型乡村与社区恢复力的关系,提出民勤绿洲乡村社区恢复力优化策略。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社区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乡村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变革压力下,构建恢复力已成为保障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研究区,从社会、经济、制度、生态4个维度,运用熵权TOPSIS法对黄土丘陵沟壑区20个乡村的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探讨了2015—2019年社区恢复力的时空演变;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并通过比较当前关键影响因子所处维度,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实现社区的分类治理。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社区恢复力由0.171提升到0.318,其中经济恢复力上升较为明显,制度、生态恢复力呈小幅提高,而社会恢复力则表现为下降;社区恢复力空间分异更加显著,呈现为"中部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②研究期末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中,经济维度有养殖业发展水平、种植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数、农民人均收入;制度维度为基层领导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平性管制、村民参与决策机会;社会维度为乡村公共空间比例、流动人口比例;生态维度为"三田"面积占比。③通过当前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各维度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识别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恢复力低值区,最终将高渠乡20个乡村社区划分为3类,结合不同类型乡村社区的特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尺度、变化和恢复力:社区旅游规划的视角

近年来,恢复力规划逐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替代范式,为快速变化中的社区发展和社会-生态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社区恢复力这个新兴概念在很多学科已有所涉猎,旅游学者也从某种程度上逐渐接受这一理念。但大多数关于社区恢复力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重大灾难和危机等突发事件,鲜有对渐变事件和过程进行研究。因此,建立一个包含缓慢变量的新框架将进一步拓展恢复力相关研究。论文中建立的旅游恢复力模型包含了从慢到快的变化速率以及从业主到社区旅游收益的不同尺度,并得出一个2×2矩阵,该矩阵中呈现了4种相互区别的恢复力主题、方法和测度,涵盖了从企业家维护日常管理的需求到社区灾难的应急、响应和恢复等诸多方面。作者进而通过对台湾乡村旅游的研究,修订了SCR模型,建立了应对扰动和变化的社区尺度、变化和恢复力系统及子系统推广模型。新的模型改变尺度、变化和恢复力的通用模型,具有等级体系,包含一个系统和至少一个子系统,并以阈值线来界定区分变化程度。另外,对SCR模型的四个象限进行了正式的命名,即管理、资源、规划、治理恢复力/可持续性。

基于危机响应的旅游地社区参与研究——以汶川地震后大九寨环线区域为例

旅游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易遭受突发危机事件的影响,突发危机事件成为制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如何防范和应对旅游地突发危机事件,保障旅游业健康发展和旅游地社区生计的可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旅游地社区参与是响应和处置突发危机事件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基于此,论文以汶川地震后大九寨环线区域的九寨沟、青城山和北川县为案例地,采集556份有效样本,运用社区参与理论和社区恢复理论,以结构方程模型为技术方法,构建了基于危机响应视角的以社区参与获益、社区恢复力和社区依恋为维度的社区参与概念模型。得出如下结论:①震后旅游地社区参与获益和社区恢复力对社区危机响应与支持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社区恢复力(0.59,P≤0.001)的作用强于社区获益感知(0.30,P≤0.001);②社区依恋对社区参与起显著正向作用(0.19,P≤0.001),对社区恢复力和社区参与意向起部分中介效应,而对社区参与获益和社区参与意向不起中介效应;③论文提出了基于危机响应的社区参与由参与度、支持度和响应度构成,构建了由地方依恋(Attachment)、社区获益(Benefit)和社区恢复力(Resilience)维度组成的社区参与"ABR"框架模型。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地社区参与研究的边界,对旅游地社区参与和危机管理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