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系祀典的解体与汉系祀典的建立——中国礼治史研究系列之五

西汉高祖祀典、文帝祀典基本上属于对秦系祀典的完善,武帝祀典将秦系祀典发展到极致,秦系祀典走向解体。汉成帝建始祀典开启构建汉系祀典之路。汉平帝元始祀典确立了此后近两千年中华祀典的基本框架,属于真正的“汉典”。从秦系祀典到汉系祀典,标志着儒生主动参与以礼治国、中华文明进入以经学为主导的时代。

基于动作捕捉技术的孔庙祀典数字化

祀典现场情况的保存,通常采用的是摄像机或照相机拍摄的方式,这只能从几个有限的角度以二维图像的方式进行记录并传播,在数据的重复利用及编辑性方面有其弱势,且数字化程度较低。针对这一问题,以孔庙祀典为研究对象,采用动作捕捉技术对祀典乐舞舞蹈的舞姿进行三维空间的数据记录提取,对舞者动作的运动轨迹保存处理后,利用Maya、Motion Builder及UDK软件进行舞蹈及其环境的三维建模、动作绑定及角色动画制作,数字化地再现孔庙祀典乐舞的精髓。

“忠义”符号: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岳祀典

近代关羽和岳飞祀典在官方塑造国家"忠义"典范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晚清时期,清廷为激励将士在内外战争中为国尽忠,将关羽祀典的规格从"群祀"升为"中祀"。由于参加关羽祭礼的官员敷衍与懈怠,这一祀典的"神道设教"功能并未得以有效实现。民国初年,关羽和岳飞被塑造成军人"忠义"于国家的楷模,并同时进入国家祀典。不过,关岳祀典无助于解决北洋时期不同政治集团以武力操控中央政权的格局,反而激起了有识之士对"武治主义"的批判。南京国民政府废止了关岳祀典,但其又被日伪政权扭曲性地改造成粉饰自身正当性的文化工具。近代关羽和岳飞祀典的变迁,表明传统"忠义"符号在近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复杂的面相。

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

在 儒家 政治 背景 下 ，孔 庙祀 典作 为 学术 与 道统 的象 征，它 操纵 于国 家，充 当了 润饰 政治 和 教化 臣 民的 精神工 具 。明 代孔 庙 祀典 承继 了 历史 的积 淀 ，洪武 以 后孔 庙 祀典 不断 上升 ，目 的 是借 孔 子之 道厉 行“教化 ”。嘉 靖九年 ，明世 宗缘 于 大 礼议 之际 士 儒以 道 统”对 抗君 权 ，屡 次 反对 礼制 改革 ，故而 世 宗通 过降 杀 孔庙 祀典 ，打 “ ” “击士 气 ，显现 君 权。

国家祀典与民间信仰:祭厉及其社会意义

“厉”本是中国传统社会惧怕的恶鬼,而“厉”的祭祀却被列入国家正典,显示古人因惧厉而祭厉的缘由。厉鬼信仰有着很鲜明的民间宗教传统色彩,与“不语怪力乱神”的精英文化传统大相径庭。祭厉的存在体现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良苦用心,是利用信仰辅助统治的手段。它的存在使得国家与民间社会在信仰领域中较少正面冲突,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带。

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

明初制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在永乐以后逐渐变化。抵弘治初年,一批士大夫针对祭祀体系中积聚已深的佛、道、杂神崇拜等因素,要求废弃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汰除渎礼、清理祭祀方式和人员。其批评的现象主要是各种渗透于国家祀典的非儒家信仰活动,批评的行为主体则是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孝宗对士大夫厘正祀典的呼吁略示赞同,但并未认真采纳。尽管如此,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明中期关于祭祀体系的这场争论,反映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儒家信仰与佛、道以及杂神崇拜等观念的深刻冲突,此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封建国家祀典的形成及其对古代中国宗教活动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宗教活动,在佛教没有传入和道教还未兴起之前是很单纯的,“祭祖祀神”四个字就概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不过,在当时它不仅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国事活动。

试论民国初年(1912～1915年)的祀典政策

祀典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1912～1915年间,伴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剧烈转型,袁世凯政府对祀典制度进行了诸多革新。这些革新既顺应了当时社会舆论的要求,又满足了当时重塑道德权威的需要,既继承了传统,又吸纳了时代精神,从而对我国的宗教文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礼议视野下的孔子祀典改革

"大礼议"是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政治的重大事件。不能充分认识其对嘉靖政治的全面影响,就不可能真正认清嘉靖朝的历史变革。礼制改革是嘉靖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嘉靖革新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对以去"王"化为核心的孔子祀典更定是重要的革新举措,影响深远。"大礼议"是孔子祀典改革的政治前提,只有正视"大礼议"的积极意义,才能全面理解嘉靖时期孔子祀典改革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正当性。

周代郊天祀典中文王、武王配享制度探赜

周代有以祖先神文王和武王配祀天神的传统。在农业文明主导的周代,祖先神配享制度寄托着强烈的农事期许,这种期许是双向的:既有向祖先神报告王朝农事状况,并报谢祖先神的赐福;也有向祖先神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农事诉求。

太公配飨·地方先贤·盐业之神——论古代官方祀典系统里的管仲形象

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在古代官方祭祀系统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既是官方政府树造的教化偶像,又是行业从事者的保护神,还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寄托。这体现出官府和民众对传统地方资源的一种共享和利用,其间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创新,从而使得管仲本人的形象在正史之外更加丰满和充实。

论汉代郊庙祀典与诗赋创作

郊庙祀典是汉代诗赋创作的重要主题,对汉代诗赋创作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汉初郊庙制度的地方色彩和对天命神权的重视直接影响了文学领域诗赋新曲的兴造;汉代元、成以后兴起的郊庙复古运动推动了诗赋创作向儒家传统观念转变的雅化倾向;汉末郊庙祀典的式微则促进了诗赋创作中国家观念的动摇以及创作观念的新变。

官方祀典与民间信仰中伏羲女娲地位探微

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两位显赫的大神。伏羲作为男权的代表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女娲 ,但女娲作为女权的代言人则在民间信仰中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矛盾在中原地区的人祖庙会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

国家祀典与英雄形象——以湖南宜章黄师浩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传统时代,大量的英雄人物被列入地方的祠祀体系。因应不同时代的国家祀典要求,神祇的英雄形象也有所变化。本文以湖南宜章地区昭德侯黄师浩为例,在清晰考证其宋代以来所获国家祀典史实的基础上,揭示黄师浩的历史形象经历了宋元时强调在祈雨上“著有灵迹”的功绩,到明代重视其本人生前的功勋及其对地方治安的庇护,到清代进一步树碑立传、丰富其生平事迹,强调其忠义形象的演变过程,从而展现在不同朝代祀典要求下,地方神祇的英雄形象及其文化象征意逐步被改造和丰富的过程。

祀典时代中原坛庙崇祀文化在海南府城的传播进程——基于二元社会理论的分析

自宋代以来,作为海南政治中心的府城地区便一直是中原坛庙崇祀文化向海南传播的前沿阵地。就祀典时代中原坛庙崇祀文化在海南府城的传播进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宋元时期的落地、明代的繁荣,以及清代的鼎盛三个历史阶段。中原坛庙崇祀文化在海南府城传播的历史进程中,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均扮演着积极推动者的角色。从这点来看,官方主导的"礼"和民间信奉的"俗"之间,存在某种功能一致性。

试论泰山与嵩山在明洪武朝祀典中的地位变化

泰山有“五岳独尊”之称,但在国家祭祀体系中有两次明显的变动:一次是在唐代,一次是在明代。这两次较为明显的变动都与中岳嵩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的封于嵩山,打破了泰山独享封禅仪式的局面。明洪武元年皇帝亲祀汴梁之神、十年李善长祀中岳的祭祀大臣配置,均透露出朱元璋曾欲建都河南而做礼制上的准备,这也影响到了泰山祀典地位的变动。

越南国家祀典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雄王公祭为例

作为官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国家祀典的政治性不言而喻,但其与民间文化的互动往往被忽视。越南国家祀典往往根植于民间信仰,而民间信仰也以获得国家承认为导向,并通过朝圣等方式实现对国家祀典的参与。两者在互动过程中彼此渗透、依存并互相利用,以服务于自身的政治或文化建构。

礼制与政治的互动:论明嘉靖孔子祀典改革

孔子祀典改革既是嘉靖时期礼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以“皇祖初建之制”为理论依据推行革新政策的成功案例。孔子祀典改革与“大礼议”关系密切,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延续。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父子在纲常伦序中的核心地位,论证了世宗保持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的正确性,同时建立起洪武祖制尤其是“皇祖初建之制”的绝对权威,完成了嘉靖革新的理论建设。

简论清儒吴肃公《广祀典议》

明清之际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发展和转型时期。中国宗教经过长期发展,到明清时期,除儒释道三个正宗大教外,民间宗教十分活跃,教派甚多,淫祀、迷信泛滥。作为清初醇儒吴肃公,为捍卫儒家祀典正统,罢废淫祀,通过《广祀典议》以维护儒家祭祀制度及合法性。《广祀典议》对现代儒学及宗教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祀典“先贤”与民间“圣母”--官民互动背景下冼夫人信仰衍变与其形象建构

通过对广东西部与海南盛行的冼夫人信仰发展衍变的观察和探讨可知,隋初作为俚人领袖的冼夫人去世后被“立庙以祀”是这种信仰的发轨,然而随着冯冼家族在唐代受到巨大打击,冼夫人信仰曾有过长时间衰微的处境。而明初冼夫人被纳入国家祀典,以及国家与乡村社会大家族的互动,最终促使冼夫人信仰在明清以后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对边睡地区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引导过程与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