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养老福利水平测度--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分析了两种投资政策工具对老年人社会养老福利水平的影响。通过采用2011-2021年财政对有关社会保险和养老服务福利支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比例相加方法,对我国31个省份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层面测度了养老服务指数,比较了我国不同地区及其城乡之间公共财政在社会养老福利方面支出的效果以及我国城乡老年人之间的社会养老福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需求端的投入能促进老年人社会养老福利水平的提高,而长期使用供给端政策则会抑制老年人的社会养老福利水平提升。同时,农村老年人在养老金收入、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福利普遍可得性不够,公共财政支出在福利分配上的公平性体现不足,公共财政投入养老服务的效率没能充分显现。

“宽带中国”战略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当今,数字经济发展关乎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民美好生活水平,国务院在2013年正式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与数字经济内涵也刚好一致。文章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十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验证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与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衡量基准的居民福利水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即居民福利水平。文章研究结论从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福利角度为“宽带中国”提供了支持依据,进而提出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金融排斥对新市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排斥对新市民福利产生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金融排斥的存在会削弱新市民社会福利水平。不同的金融排斥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投资排斥和信贷排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更大;风险排斥即新市民的风险偏好则对家庭食品消费水平的影响更大;金融知识对居民家庭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容忽视,家庭投资行为、风险偏好及借贷行为都离不开金融知识储备。本文认为金融机构应当体现“金融为民”的责任与担当,围绕新市民的生活需求,主动开放加强资源整合、创新思路提供差异化服务,不断优化金融供给,弱化金融排斥的负面影响,提高新市民的福利水平。

福利水平对肉羊繁殖性能的影响

羊的繁殖性能不仅受遗传基因的控制,而且受日粮水平、饲养管理方式和生存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养羊生产中,福利水平的高低与羊的繁殖性能具有重要关联。合理的营养供给和良好的饲养管理环境,能使公母羊的繁殖性能得到正常发挥,而营养缺乏、环境条件差和心理应激等低福利情况常常导致公母羊的繁殖性能下降,低福利往往会伴随着低产羔率、低妊娠率、高死胎率和羔羊的高死亡率,因此群体繁殖效率的高低可以用来作为评估养羊福利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基于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的失地农民福利水平评价

研究目的:测算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水平。研究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结果:失去土地后,农民的福利水平略有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342上升到0.373,居住条件和发展空间的改善是失地农民福利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而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和居住环境则呈现出恶化趋势。研究结论:应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心理调适机制,从而提高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

农民宅基地福利水平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民宅基地的无偿无期限使用制度以及其多功能性,使得农民宅基地福利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宅基地自身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本文阐述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宅基地福利水平以及影响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宅基地福利水平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饲养密度对猪行为表现和福利水平的影响

为了比较不同饲养密度对猪行为和福利的影响，试验选取体重10～15kg长白仔猪和50—60kg长白和大河乌猪育肥猪，在固定圈舍面积（9m2）内分别饲养8，10，12，14，16头，进行行为观察、行为数据采集、分析及日增重的测定。结果表明：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大，长白仔猪和育肥猪的日增重均下降，对行为表现的影响显著（P〈0．05）；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加，猪的福利水平逐渐下降，且对大河鸟猪的行为异常和福利影响较大。

农户信贷约束及其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

采用2013年苏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平均处理效果,然后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处于不同分位数点的农户的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其绝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而增加,但其相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呈现出"倒U型"关系。

渠道信贷约束、非正规金融与农户福利水平

使用2017年江苏和山东两省农户家庭调查数据,通过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构建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农户遭受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其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使得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分别平均降低16.1%、14.2%和17.6%;非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使得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分别平均降低13.5%、12.1%和14.7%;混合金融信贷约束使得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分别平均降低19.1%、16.8%和20.6%。

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社会福利水平

对经典的Ramsey(1928)模型进行了扩展,通过构建Hamilton泛函讨论了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动态关系。运用中国2005-2016年31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与社会福利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与社会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分区域研究的结果显示: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会抑制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会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中国产业层次对地区初次分配福利水平的提升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地区初次分配福利系数和产业层次系数,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产业层次对地区初次分配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层次与地区初次分配福利水平正相关,产业层次越高,初次分配福利水平越高,产业层次对初次分配福利水平具有提升作用。产业层次系数增长率与地区初次分配福利系数增长率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规律。这种U型变化具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区域性特点。产业层次的进一步提升对西部和中部福利水平的改进更明显,现代服务业产值结构提升的福利效应将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体现得更明显。

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测度

GDP在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GDP不能完全涵盖反映社会福利的所有指标,需要对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借鉴社会福利的相关研究,构建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指标体系,从时间序列上(2000—2008年)对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系统评价,力图探求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为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浙江省县域福利水平的时空变化

居民福利水平一直是决策层与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文章选取浙江69个县级行政区域的数据,利用SPSS、ARCGI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空间相关性和可视化处理,研究各县福利水平的时空变化及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县域福利水平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异状态且年度变化幅度较大,大部分地区福利水平的排位发生变化;区域内极化现象明显,辐射效应相对较弱;类型数量结构由"橄榄型"向"金字塔型"转变。另外,热点图显示:热点区域空间格局的主要结构特征保持不变,但南部地区正经历着冷热点区域的广泛调整。

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基于瑞典的实证研究

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政治和学术辩论的热门话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一直宣称福利国家的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了国家经济发展,影响了国家竞争力。但是,对瑞典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社会福利水平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竞争力,在理论和实践中确实存在"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现象。从个体生命周期角度观察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也印证了高社会福利水平的确能创造强国家竞争力。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增强国家竞争力有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对瑞典的研究将给中国带来启发和借鉴:一是要积极看待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三是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积极挖掘和释放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效应。

社会福利水平地区差异衡量——基于广东21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从经济指标、社会文化指标以及环境资源指标等方面,利用SPSS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广东21个地级市的福利水平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整个广东的福利水平分布呈"扇状"分布,珠三角所在的圆心角位置福利水平最高,然后向扇形的各个方向福利水平逐渐下降,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福利水平的分布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认清广东不同经济区域福利水平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应加强对低福利水平地区的支持,缩小地区差异,为实现"幸福广东"以及普惠型福利社会建设而努力。

对福利水平指数评价效率的研究——兼与蔡增正先生商榷

用实证方法检验福利水平指数评价模型的结果表明,福利水平指数评价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其动态不可比性,因而应利用变权方法改善编制方法,以保证多因素评价的动态可比性。

中国福利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以全国30个省市为分析对象,选取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出了各个省市的福利水平,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中国福利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动力机制。认为:中国福利水平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差异和向"山"字型布局特征发展的趋势。各动力因子的影响力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就影响程度而言,从强到弱依次为开放动力、经济动力、消费动力、环境动力、政府动力和信息化动力。最后从有效借助优势统筹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均衡发展、因时因地制宜重点发展三个方面,并结合十九大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方面提出重点发展、协调发展等措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福利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从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四个方面选取指标,采取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权重,形成因变量——“综合福利水平”,然后对综合福利水平进行测度排序,最后使用SYS-GMM方法得出以下结论:成渝地区之间,重庆市主城区在2011—2019年稳居第一,成都市排名第二,成渝综合福利水平整体上表现为两极分化;成渝地区综合福利水平总体上受财政支出和第二产业的正向影响;四川省和重庆市综合福利水平异质性在于后者更得益于财政支出和第三产业产值贡献;高综合福利水平地区和低综合福利水平地区异质性在于后者仅依赖政府财政支出的推动,而前者不仅对财政支出利用效率更高,还综合受到第二产业和出口额的驱动贡献。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

文章运用现代福利经济学常用的效用理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等分析工具,结合几何图形分析了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对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指出人民币适度升值可以提高我国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结合进出口活动来看,人民币升值使生产者福利水平受到损害,消费者福利水平改善。最后指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福利改善效应受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因素制约,并且强调人民币升值改善福利水平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论社会保障制度与国民福利水平

近年来,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功过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观点也十分庞杂。本文不打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过给予一个简单的评价,而是力求以社会保障制度与国民福利水平的关系为着眼点探讨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从而给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大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