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话语的嬗变:从福柯到马克思

国内外学者对于生命政治的探讨,开启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新的模式。福柯作为生命政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将谱系学的方法运用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使得生命政治的内涵从肉体惩戒和人口调控延伸到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生命政治成为一种权力技术与政治范式。从《巴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生命政治维度贯穿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始终,这也为我们探讨生命政治批判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关联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方面生命政治批判展现着新自由主义下现代政治治理的限度;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和解放的方向,生命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统一于资本对人的生命的控制中。在当代视角下,以生命政治批判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着重要意义。

“自我治理”的双重本体——福柯的晚期斯多葛学派研究中的家与自我

“自我治理”是福柯晚年的研究议题。他将西方古代自我治理史分为古希腊、希腊化和罗马、基督教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对于批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过度治理、对其进行“反引导”,有着特殊的借鉴价值。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自我治理观念以晚期斯多葛学派为典型。“自我治理”者以夫妻关系为载体来实践“自我主体化”,建构独立于外部环境、以相互平等和尊重、互相施爱的“生存忠诚”为根本特征的“婚姻生活模式”。斯多葛学派将夫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理解为“理性之爱”,即将爱、责任建基于“自我”之表征的理性和美德,不为外部条件所动。字面上看,斯多葛学派笔下的“自我”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家庭与朋友、公职被并置为身外之物,但伦理主体以“理性之爱”来履行家庭责任,实则神似原始儒家的“古之学者为己”主张,故而在显性的自我本体之外,不经意地托举出隐性的家本体,实现了“自我”与“家”在根本立场上的和谐。

“生成主体”——重释福柯《主体解释学》中的精神性

如何恰切理解福柯自《性史》之后所发生的转变,向来是学界深思和热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在经由基督教回溯至古代世界的过程之中,福柯看似逐渐丧失了那种批判的锋芒和抵抗的精神,但这或许只是一个表面的印象甚至误解。在《主体解释学》中所阐发的精神性这个关键概念的引导之下,不仅令这条贯穿福柯思想发展始终的潜在线索得以清晰呈现,更是得以聚焦于“政治的精神性”这个往往为人忽视的主题,由此进一步敞开人之自由与生成-主体这两个相关的本质维度。布洛赫对晚期福柯的深刻影响,及其中蕴含的极端的否定性精神,也同时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

生物政治的诞生——重释福柯的《主体性与真相》

《主体性与真相》是福柯晚期的一部往往被忽视的杰作。其中的一个今日尚待深思的要点正是“bios”概念的明确提出,及其与“zoe”之间的辩证。看似福柯的思路只是延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沉思生活的古典传统,但实际上,他对“aphrodisia”的阐发,以及由此敞开的“nomos”的分布与配置,皆与当代欧陆思潮有着明显的关联。经由福柯与阿伦特、阿甘本之间的对话,“bios”与“zoe”之间的张力不断得以澄清,更是由此敞开了动物性及否定性这两个关键要点。从“bios”向“zoe”的回归,从生命政治向生物政治的转向,或许正是晚年福柯留给世人的一个宝贵的思想遗产。

福柯知识考古学视野下的针灸人文研究启示与思考

福柯知识考古学对知识生成的分析与考察为针灸人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启示及方法提示。通过构建—解构—重构的考古学方式探讨针灸知识的生成及理论化是考察针灸话语实践、按照既定秩序和规则探寻针灸知识表达形式的有效方法。将知识考古的方法应用于针灸人文研究进行思路检视及方法探讨,是对针灸学科理论研究的自省,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路径,呈现不同的思考视角,扩大研究者的科研视野。

葛兰西与福柯:两种治理观的比较

关于治理,20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家葛兰西与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之间内在地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对话关系。前者总体上坚持一种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治理理论,后者倡导一种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治理理论。虽然同是基于权力分析来探讨治理问题,但葛兰西采取的是文化霸权的视角,而福柯采取的是生命权力的视角。对于治理的本质规定、权力基础、历史主体、未来图景等问题,他们的看法存在许多异同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理问题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元面向,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对治理问题的认识、进而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以“生命政治”之名:在数字时代重思福柯的治理术

治理术是理解福柯治理思想的重要切面,通过对不同时代治理术的剖析,可以找到福柯有关生命政治思想的诞生源头。治理术可以被划分为16世纪之前的治理权术、16至19世纪的治理技艺、20世纪以来的治理算术,它们分别由统治权力、规训权力和摆置权力创制,旨在实现的治理则分别为“对人口的治理”“对国家的治理”以及“对想象力的治理”。其中,治理算术作为数字时代治理术的被异化形式,以一种隐蔽但强力的方式操纵社会,并由此产生了许多自身难以化解的风险。数字时代的治理应当重新回到“人的解放”这个核心议题,将实现“生命平等”和提高“生命质量”作为建构一种新治理术的核心主张。这种新治理术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哲学,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则为建构这种政治哲学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思想资源。

生命的驯顺与保存:福柯与斯蒂格勒技术观的思想分野

在当代欧美左翼思潮中,福柯奠定了以阐明技术与生命的关系为基础来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传统。他认为,技术话语体系以开展治理活动为名驯服生命,人类传承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方式在于摆脱技术话语控制进行自主言说。相比福柯,斯蒂格勒更强调技术工具与技术语言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技术在人类历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保存记忆的功能,但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加速使其原有功能失效,生命由此遭遇保存危机,因此,传承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在于重新定位技术的历史功效。从福柯到斯蒂格勒,欧美左翼思潮在“技术—生命”叙事上形成了两种路径,体现出当下欧美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

福柯的直言

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一套关乎真相、真理与说真话的勇气的技艺无疑对个人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而“直言”正是这样一种在与真理的关系中照料自我与治理他人的技艺。通过梳理福柯的考察,我们发现,作为一种自由而勇敢地言说真相的行动,直言最初是希腊民主制中公民的政治特权,后来演变成直言者面向君主言说有关政治实务或灵魂真相的行为。从苏格拉底开始,政治直言转变成面向主体的灵魂与生活方式的伦理直言并被犬儒学派通过极端化与戏剧化的方式推向极限,甚而翻转成一种颠覆日常伦理的真的生活的逾矩实践。基督教兴起之后,直言转变成忏悔/坦白制度,在现当代社会当然也不乏以特定形式存在的直言,而这些直言及其意义将有待我们更进一步探究。

生命权力与治理技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维度批判

现代政治思考的起点,不再是以某种脱离现实的理想为目标,而是以生命的保存和发展为目的。随着现代政治的渐次铺开,生命成为政治权力角逐的对象,一种关注生命的权力政治学就此诞生。保障整体人口安全是生命权力的最终目标。自由市场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的现实土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构成新自由主义批判的一体两面。若想展开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的全面批判,一方面要立足于政治经济学层面,批判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各种抽象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要关注生命政治学层面,批判布控在生命权力链条上的个人身体和自由个体。

福柯哲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40年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福柯的哲学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影响中国教育研究,其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可以分为初步影响阶段、广泛影响阶段及深入影响阶段。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和分析,发现福柯哲学思想中的“权力”“规训”“话语”“知识”“身体”等术语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最大,被广泛运用于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教育实践、教师和学生等研究中。福柯哲学思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教育研究的重要西方哲学思潮之一,对中国教育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未来,中国教育研究在接受福柯哲学思想影响时还需对福柯哲学思想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和批判性的应用,并继续开拓福柯哲学思想在教育学科研究领域的应用。

诊断与异议:文学在福柯哲学中的批判作用

文学在福柯哲学中起到了诊断与提出异议的批判性作用。福柯通过《堂吉诃德》等体现了文学对知识型的诊断作用,并通过萨德等人的作品进一步展现了文学冲击理性话语秩序的异议能力,这两个方面共同形成了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在福柯对波德莱尔的浪荡作风与现代性的关联考察中得到了最佳体现。福柯的这些文学评论大多基于一种历史考察,但是其真正的目的仍在于为当下的自我创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晚期福柯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与主体性关切

权力/知识框架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基于这一方法论,福柯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国科学史中基于“断裂”概念对科学作为普遍真理的质疑,关注知识起源和普遍化过程中的偶然性以及知识与权力的互动。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断裂特质,福柯揭示了其起源的偶然及逻辑上的混乱,消解了其作为真理的地位,并进一步表现出对主体命运的关切。主体被作为“权力/知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做了专断的定义和规训,成为臣服的主体。但是,如果对这种专断的真理和权力体系进行反叛与断裂,就有可能指向能动性的主体的重建,并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

数据凝视:福柯凝视在数智时代的新样态

在数智时代普遍发生的“数据凝视”现象,可被视为福柯意义上的“凝视”现象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数据凝视继承了福柯的医学凝视,作为以计量化为核心的知识型,促逼着人类存在的同质化;另一方面,数据凝视延伸了福柯的凝视范畴,以无边的数字空间替代了物理的监视空间,并通过数据管理实现了权力的精准行使。在认识论上,数据凝视重塑了人类的感知方式,加深了认知偏见;在存在论上,数据凝视使人类以数据化的形态存在,并在本质上沦为数据结构下易于支配和掌控的符号。

正常化时代中“法权利”的状况与可能性——福柯的法权利思想研究

福柯对于法权利的激烈批判并不意味着对法权利的否定;相反,通过他的谱系学视野,法权利作为某种被相对化了的权力形式,仍旧保持着有效性,特别是在规训和正常化的时代中,法权利对于福柯而言,仍旧带有一种批判和抵抗的功能。但是,这种批判和抵抗,并不能从旧的法权利的意义上,即基于主权与普遍主体的真理的意义上来理解;相反,它们与福柯关于法权利的新构想,即基于特殊主体之真理的特殊权利相联系。

福柯“反抗规训权力”的解放之路批判——基于马克思权力观的视野

通过对西方社会话语权力和规训权力的研究,福柯发现西方社会的主体是以“塑造主体”的形式呈现的,生产性权力使得西方社会成为一个“全景敞视社会”。福柯虽然指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困境,但对权力主体的消解导致其走向泛权力论,试图在生存美学的实践中找到人自由解放的路径也颇具浪漫主义色彩。马克思从生产实践过程中现实的人出发,对权力生产的物质基础进行考察,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种现实的和革命的社会运动。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困境深刻表明,必须走出资本权力生命政治的循环模式,回到马克思的现实解放理论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当代人的自由和解放。

福柯与赫勒生命政治理论之比较研究

福柯和赫勒的生命政治理论存在较大差异。福柯主要关注生命权力的概念,包括生物政治与生物权力,以及生命政治与死亡的权力。赫勒则更关注对生命权力的理解、后马克思批判,以及抵抗与变革。福柯与赫勒生命政治理论比较:(一)在生命权力概念上,福柯侧重于国家对个体、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赫勒更多地关注个体如何体验和抵抗权力;(二)在治理逻辑上,福柯揭示了自由主义背后复杂的权力运作,而赫勒则从东欧经验出发,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更为直接的批判;(三)在主体性和反抗路径上,他们都认识到个体能够在权力结构中找到反抗的空间,但赫勒更加注重个体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现。

取缔还是修缮?——澄明韩炳哲对福柯生命政治行将“终结”的误判

韩炳哲基于对数字精神权力运作机制及功绩主体生存境况的剖析,构建起精神政治学,以期取缔福柯的生命政治。宣称生命政治学的解释框架无法兼容功绩社会的运行规律和本质特征,因而必然走向“终结”,被精神政治学代替。韩炳哲对福柯生命政治“过时性”的批评,对推动生命政治学走向精神深处具有意义,但他曲解了福柯的思想原意,未能捕捉生命政治学隐含的“精神关怀”和“自我技术”的一面,错失了生命政治的当代转型——数字—生命政治。精神政治的出场并未“终结”生命政治,只是对生命政治向精神层面的铺展和延伸。从韩炳哲关于生命政治行将“终结”的误判及自身的理论局限来看,唯物史观依然是洞悉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旗帜。

福柯权力理论视域下的《玉卿嫂》解读

福柯的权力理论振聋发聩,他具体分析了以话语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微小且隐蔽的权力对主体的塑造。在福柯看来身体和性都是权力的产物,权力也通过对身体和性的制约来塑造主体。福柯权力理论为解读白先勇的中篇小说《玉卿嫂》提供了路径,小说主人公玉卿嫂及其他人物都身处由权力构成的全景敞视监狱中,遭受权力的规训与锻造,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权力的压迫。相互制约的权力唱响了人类命运的悲歌,也显见白先勇作品对人性的关怀及个体命运的反思。

基于福柯权力理论的女性职场性骚扰及其解决

职场是性骚扰最常发生的场所之一,职场性骚扰中的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女性。根据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理论,职场中的性骚扰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体现,是父权制运作支配社会的一个缩影。基于福柯的知识—人体—权力理论,辅以其主体理论,分析职场性骚扰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更清晰地阐释权力文化如何通过身体和性支配个人。要解决女性职场性骚扰,就需要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解构男性文化对男性自身的“桎梏”,通过社会工作改善职场性骚扰干预效果,不断完善现行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