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兼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0条》

离婚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提供适当的经济帮助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须符合若干条件,需要正确解释“一方生活确有困难”。长期以来,经济帮助以保障当事人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法院判决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和程度普遍较保守,需要予以适当加强。法院通过判决确认对房屋的居住权是离婚经济帮助的一种恰当方式。

离婚时商业保险权益分割的法理逻辑与规范适用

离婚时商业保险权益的分割应当基于保险法和夫妻财产法相协同的视角,以保险法和夫妻财产法上的价值理念和规范原理为宏观指引,以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相区分为基本处理框架,以夫妻财产分割制度的原则、价值目标和一般规范为根本遵循,以保险法相关规则为具体分析工具。离婚时商业保险权益的分割包含积极财产的分割和潜在补偿的给付两部分内容。对于财产保险,其待分割权益主要为保险金,需结合保险标的归属和保费来源两项因素确定不同情形下的保险金分割与经济补偿规则。对于人身保险,其待分割权益主要包括保险金、退保现金价值、保单红利和投资收益,需区分保障型、储蓄型和投资型三种不同保险类型,并结合保险合同主体的不同构成、是否产生保险金、保费的不同来源、保险期间是否已完全经过等因素,确定不同情形下具体存在哪些保险权益可供分割、如何予以分割以及如何给付经济补偿。

离婚当事人童年创伤与婚姻满意度及解决冲突方式的关系

目的:探讨离婚当事人童年创伤与其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及解决冲突方式在两者间的作用。方法:选取离婚当事人305名,用童年创伤问卷(CTQ)和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的婚姻满意度分量表、解决冲突方式分量表进行评估。结果:童年创伤检出率67.5%。CTQ总分与婚姻满意度、解决冲突方式得分均呈负相关(r=-0.14、-0.25,均P<0.05);解决冲突方式在童年创伤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总效应值为-0.06,95%CI:-0.11~-0.01。结论:离婚当事人的童年创伤与婚姻满意度及解决冲突方式相关。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

在离婚的协商过程中,男女双方通过协议将财产赠与子女,是常见的一种离婚财产处分方式。但由于司法实践对于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性质认识不同,该条款产生的法律纠纷在法律适用上并不统一。为了给相关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通过理论与实践中对该类条款性质认定的不同观点与学说分别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将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定性为“利益第三人合同”更具合理性。在这一定性的前提下,选择适用《民法典》第522条的规定处理相关纠纷,更能兼顾作为利益第三人受赠子女的利益保护。

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并出现闪婚闪离、冲动离婚等现象。对此,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首次增设离婚冷静期,旨在通过立法约束减少冲动离婚和轻率离婚,挽救可维系的婚姻。目前,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已经初显成效,部分夫妇在冷静期结束后选择放弃离婚。但在法律实践中也出现了适用期限缺乏弹性、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同步申请导致冷静期虚化、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通过设立灵活且有弹性的离婚冷静期期限、设置排除适用离婚冷静期的情形和离婚申请前置审查程序、完善调解措施等举措,逐步健全离婚冷静期制度,使之更加符合当前婚姻法律改革的发展和需要。

离婚冷静期:规范适用与功能优化

离婚冷静期是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关于登记离婚程序的制度创新,具有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价值功能。实践表明,离婚冷静期制度既有适用于登记离婚程序的现实需要,也有适用于诉讼离婚程序的司法基础。而将适用于诉讼离婚程序中的冷静期试点经验以司法解释或者民事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制度化,进而形成适用于登记离婚程序和诉讼离婚程序的“二元结构”的离婚冷静期制度体系,使其充分发挥规范效应、溢出效应、审判效应、辅助效应,既有助于完善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规范配置,优化离婚冷静期制度的适用功能;也有助于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离婚自由与离婚权益,加速婚姻家事法治改革进程。离婚冷静期制度并非仅是程序性的制度设计,也是融合了离婚条件审视、婚姻辅导服务、离婚危机干预、心理疏导机制等实体性的规范体系,具有程序性规范与实体性规范相互辅助、有机统一的功能特质。

社会性别观念对育龄群体离婚风险的影响

在中国,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在目前国内人口负增长趋势明显的严峻形势下,婚姻稳定性一直受到学界关注。本研究使用2012年至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社会性别观念指数,探究了社会性别观念对于育龄群体离婚风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性别、已育和未育群体间影响的差异,且进一步分析了生活幸福感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会降低离婚风险,这一影响在女性和已育群体中更为凸显;另外,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除了直接降低离婚风险外,还会降低育龄群体的生活幸福感,从而增加他们做出离婚选择的可能。

债权人保护视角下的离婚财产协议

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及债务处理的条款存在诈害债权的情形时,可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或直接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且原则上应当属于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相关条款无偿性的判断以法定的或司法裁判确定的财产分配比例为参考基准,当事人在条款中约定的分配比例显著超出合理基准,且实际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其超出部分构成可被撤销的诈害行为。债权人应当承担条款具有诈害性的举证责任,其行使撤销权的范围限于其债权和超出部分的数额,且应当在除斥期间内行使,以避免债权撤销权对离婚协议意思自治的过度介入。

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真意的保护

未成年子女的受抚养真意是影响离婚诉讼中抚养权裁判的关键因素,保护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真意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核心要义。我国目前在保护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真意方面尚存在立法规范不完善、程序建构缺位、指导性判例欠缺等问题,给相关司法裁判带来诸多困境。强化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真意保护,应当从完善实体立法、健全程序规则、形成指导性案例等方面综合施策,以实现离婚诉讼抚养权裁判中“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真正落地。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司法适用及完善

随着《民法典》的实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迎来了变革,其适用条件得以调整。然而,实证研究发现,该制度的有效执行仍面临适用范围有限、补偿标准不统一、请求时限较为苛刻以及当事人举证困难等诸多障碍。因此,可以根据夫妻财产制度的不同形式,差异化设定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条件,并且重视人力资本对补偿数额的影响,充分考虑婚姻期间一方在提升家庭整体经济价值中的贡献。在补偿的方式和内容方面,应灵活适用一次付清和分期支付的情况,增加除货币外其他财产及财产权益作为支付内容,同时根据夫妻财产制类型,区分用于补偿的责任财产。在请求时间上可以适当放宽限制,但需加强法院对申请的审查力度。

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探析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立法机关为消除女性在家庭内部长期受到的劳动剥削,基于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作出的制度创新。家务劳动的分担不只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更是一个暗含公平与正义等基本价值的重大性别问题。法律对劳动性别分工的纠正,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有益于提升女性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地位。《民法典》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作出了修改和完善,但实践中也存在某些不足。通过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希望能够改善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实用价值。

离婚冷静期的实施效果与价值判断

自《民法典》实施以来,离婚冷静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为可观的立法预期成效,有利于积极应对婚姻危机、妥善解决婚姻纠纷、有效减少离婚案件。因此,设立离婚冷静期是必要的,它所凸显出来的契合传统婚姻道德、体现国家干预态度、理性对待婚姻矛盾、禁止滥用离婚自由、完善离婚登记程序等多方面的积极价值,可以促进美好的立法初衷与良好的实施效果之间的完满接驳,降低离婚增长率,稳定婚姻家庭关系。

教育水平“般配”就能幸福终老吗?——正向教育选型婚配倾向与离婚率

本文使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样本来构建城市层面的“正向教育选型婚配倾向”指数,以实证考察婚姻的教育匹配对离婚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刻意追求教育水平的“般配”,特别是中、高教育水平的同级匹配会导致更高的离婚率。在使用高校扩招政策作为工具变量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保持不变。基于微观家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同级教育婚配的家庭幸福感更低。机制分析显示,婚姻的教育匹配会通过影响家庭生产的分工模式来影响婚姻的稳定性。

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司法认定的实证研究

家庭暴力并未因社会进步而销声匿迹,我国涉家暴离婚案件呈增长之势。以实证研究为方法,对我国基层人民法院涉家暴离婚案件民事判决书中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进行分析,发现实务中家庭暴力的司法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类型范围界定狭窄、家庭暴力行为认定标准过高、家暴事实证明标准过于严苛等问题。基于此,应从明晰家庭暴力行为的概念、构建多元化家庭暴力认定标准和优化家庭暴力证据认定规则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于离婚自由与我国裁判离婚标准的几点思考

婚姻家庭法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修改婚姻法，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十分严肃的大事。婚姻法修改涉及到亲属制度、结婚制度、离婚制度、亲子关系制度、监护制度、扶养制度、涉外婚姻、涉台、港、澳婚姻、法律责任制度及少数民族地...

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实证研究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肯定家庭中承担义务较多一方的劳动价值,这也是我国民法典时代下,对婚姻关系公平正义的实质追求。其中家务劳动对家庭维稳和间接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不容忽视。值此《民法典》时代,笔者以婚姻家庭实际案例为基础,以民法典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出台前后为对比时间,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明确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与夫妻财产制不存在捆绑关系,明确该制度补偿受损一方的复杂法益,明确法院在审理婚姻家庭财产纠纷时的司法实践思路,即考量因素、证明标准、补偿标准等。厘清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法律定位和功能,强化该制度的司法功能。

隐秘建构与无声反抗:青年离婚污名的形成机制与主体应对

近年来,青年离婚率逐年增高,但对青年面临的离婚污名研究阙如。本文基于对16位城市青年的离婚污名体验和应对方式进行的深度访谈,归纳青年离婚污名的形成机制与主体应对策略。研究发现,离异青年面临着公众污名、亲友污名和自我污名,污名感知具有情境化和波浪化双重交互的特征。离婚污名是由制度、文化和他者共同建构的,婚姻登记制度的贴标签、普遍婚文化规范的区隔和自我认同的消极刻板印象,是污名形成的主要机制。面对离婚污名,青年发挥主体能动性,采取伪装隐瞒、差序宣告和程度降级三种策略进行应对。本研究澄清了青年面临的离婚污名,丰富了污名研究的谱系。

民国时期女性离婚财产权益保护状况探析——以20世纪40年代北平离婚调解档案为中心

1931年5月5日《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施行,它对个人离婚财产权做了细致而专门的规定,和传统时代相比,女性获得了和男性基本相同的离婚财产权,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的法律进步。但20世纪40年代北平地区的离婚调解案件也体现出,民法施行后女性离婚财产权益的实际保护程度仍然很低,与传统时代相比变化并不明显。这主要源于三个原因:第一,法律条文仍存在对女性离婚财产权的直接歧视;第二,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女性离婚财产权的间接歧视;第三,女性面对法律歧视鲜少反抗态度。

离婚诉讼中股票期权收益的分割规则

股票期权作为一项未来收益型的财产权,与一般的财产型收益不同。在离婚诉讼中该如何分割股票期权收益一直是难题。在理论基础上,离婚诉讼中股票期权的分割应以其收益为分割对象,并应遵循现有收益分割的体系化原则,即以贡献作为其分割的基本原理。在贡献理论下,股票期权收益应区分三部分价值,即股票期权价值、行权成本价值、忠诚劳动价值,并以此确定股票期权收益分割计算规则的基本形态。其中,行权成本采取补偿原则,剩余的收益中股票期权价值与忠诚劳动价值具有同等性。而作为共同财产的忠诚劳动价值则依据婚姻关系存续时间与股票期权持有期间占比关系来确定。具体的计算中还需考虑股票期权获得与行权的时间进行类型化的处理。同时,要依据行权成本的来源进行补偿,并通过贡献多少和是否恶意放弃行权的举证来调适个案中的计算。最后,对于分割的处理还需注意行权后取得股票的分割对公司利益的影响。

夫妻离婚虚拟财产分割的理论建构与规则适用

夫妻离婚分割的虚拟财产主要包括经营型、社交型和物品型虚拟财产。依托权利束理论,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应当突破物债二分的桎梏,财产权属性定位下的虚拟财产可以作为夫妻离婚共同财产分割的客体。通过财产的劳动理论、人格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的启示,夫妻离婚虚拟财产分割时应当以夫妻协力、关注财产蕴含的人格意义、网络共治和物尽其用作为理论依据。在其指引下,夫妻共同虚拟财产的范围划定、用户协议中禁止夫妻离婚虚拟财产分割条款的效力和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等问题都可以得到恰当地解决。法院在判决夫妻离婚虚拟财产的分割时,应当重点考虑虚拟财产与当事人精神情感价值或人格象征意义的关联程度、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对社会受众信赖利益的保护、虚拟财产的物尽其用和促进技术创新发展等因素,并运用比例原则的分析工具进行合理的利益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