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观念对育龄群体离婚风险的影响

在中国,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在目前国内人口负增长趋势明显的严峻形势下,婚姻稳定性一直受到学界关注。本研究使用2012年至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社会性别观念指数,探究了社会性别观念对于育龄群体离婚风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性别、已育和未育群体间影响的差异,且进一步分析了生活幸福感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会降低离婚风险,这一影响在女性和已育群体中更为凸显;另外,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除了直接降低离婚风险外,还会降低育龄群体的生活幸福感,从而增加他们做出离婚选择的可能。

离婚风险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女性初婚年龄视角

随着离婚率的升高,婚姻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0年数据,使用治愈率模型分析离婚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初婚年龄在影响离婚风险的过程中存在显著“U”型特征,女性早婚或晚婚均会增大离婚风险;子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离婚成本,对婚姻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女性初婚年龄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东北地区受到晚婚的影响更大。通过探究晚婚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发现,晚婚夫妻的婚育观与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验证了价值观念中的“不匹配效应”,该效应的存在使得离婚风险增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减缓离婚风险上升的政策性建议。With the increasing divorce rate, marriage issues have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society.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Family Tracking Survey from 2010 to 2020, the cure rate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vorce risk.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e of female first marriage has a significant “U” shape in the process of affecting divorce risk, and female early or late marriage will increase the divorce risk. Children increase the cost of divorce to some extent an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marital stability. The heterogeneity study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women’s first marriage age on divorce risk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northeast region is more affected by late marriage. By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late marriage on marriage stabi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iews and values of late marriage couples, and the “mismatch effect” in values is verified, and the existence of this effect increases the risk of divorce.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mitigate the rise of divorce risk.

代际支持、居住模式与离婚风险——基于CFPS2010-2020年数据的微观证据

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理论视角,运用CFPS2010-2020数据分析了代际支持、居住模式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代际关系随世代变化逐渐趋强,代际反馈模式表现出文化韧性;父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子代对父代的日常照料都会显著提升子代离婚风险,但子代对父代的经济支持不会影响子代离婚风险,且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代、城乡和性别差异性;代际同居会显著增加子代离婚风险,降低子代婚姻稳定性,且在不同世代、性别和城乡之间表现出相似性;代际关系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同时表现出传承性与现代性、工具性而非情感性的特点。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小皇帝”会提高婚姻稳定性吗——中国城市离婚风险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2006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CGSS)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城市社会子女及其性别构成与离婚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子女性别结构对初始婚姻离婚风险无显著影响,即无论"小皇帝"还是"小公主"在促进父母婚姻稳定方面的贡献无差异,但不生育子女则大大提高离婚风险。

女性初婚年龄与离婚风险

初婚年龄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2013、2015三年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和多层次Logit模型研究女性初婚年龄对离婚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初婚年龄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并未出现理论假设中的U型关系。与20~24岁正常婚龄内初婚的女性相比较,15~19岁早婚和25~27岁晚婚的女性离婚风险没有明显上升,但是28~40岁晚婚的女性离婚风险约为前者的1.4倍。研究结果支持了“差匹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晚婚会导致离婚风险的升高。为了促进婚姻稳定,建议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女性在正常婚龄内结婚。

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家庭生态系统理论和代际团结理论,运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以团结型关系模式为主,主要有互惠型、奉养型、支持型和互动型四种;不同类型代际关系家庭中,子代离婚风险呈现出序列化特征:互惠型>支持型>奉养型>互动型。孝道观念对互惠型家庭中子代离婚风险具有强化效应,对奉养型与支持型家庭中子代离婚风险具有弱化效应;老一代与中生代互动型家庭子代婚姻稳定性最好,新生代奉养型家庭子代婚姻稳定性最好;男性支持型家庭、女性奉养型家庭子代离婚风险较高。

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

既有的研究运用不同的数据分别涉及了子女数量、年龄以及性别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本文运用一个数据,分析了是否婚前生育、子女数量、年龄和性别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并考察了城乡之间的差异性。本研究发现,婚前生育不利于婚姻的稳定,生育子女数量多对婚姻稳定有利但边际效应递减,子女的年龄小对婚姻稳定有保护作用,有男孩的夫妇离婚的风险更低。本研究还发现,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有显著的不同:农村地区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比城市更强,有男孩的夫妇婚姻更稳定。

婚姻匹配、生活满意度和初婚离婚风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分析了1949-2010年初婚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研究了初婚婚姻匹配对生活满意度及离婚风险的影响,从年龄、教育和家庭背景三个维度估计了"婚姻梯度"匹配对生活满意度的不同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几个婚育变量对婚姻的不同影响:初婚年龄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与婚姻稳定性呈现"U型"关系;婚前同居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提高了男性离婚概率;尽管儿子数量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但大幅增强了婚姻稳定性。

“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稳吗?——匹配结构与离婚风险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夫妇个人及双方父亲和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的匹配结构与初婚离婚概率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的婚姻匹配模式具有同类联姻特征,同类匹配或"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不一定更稳定,夫妇社会特征的相当对离婚风险有不同方向的作用,家庭经济条件相当对离婚风险无显著影响,个人的教育、宗教信仰和初婚年代可能影响人们的婚姻价值观从而对离婚风险有一定的影响。

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一个综合解释模型探讨

国外主流文献以双方年龄、教育、宗教和种族等人口特征的相对差异来测量夫妻的异质性,本研究认为这难以反映两性异质的真正内涵,继而改用双方在观念、性格、旨趣、生活习惯、消费意向/习惯、子女教育和处理亲属关系等方面协调适应的同质性作为检验离婚风险的异质假说,同时将婚姻互动论、离婚成本分析、家庭压力论、文化规范论和替代选择假说的相关变量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改进后纳入一个综合分析模型,以上海、兰州城乡4区域的概率抽样调查资料来检视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该异质性指标更具解释力,异质假说的内涵得到了拓展,而且综合分析框架在排除其他因素影响后也验证了其他相关理论。

互联网使用对离婚风险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个人离婚风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理和群体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会显著增大离婚风险。(2)互联网使用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存在两种机制,一是扩展了社交,增加了社交的广度和深度,二是促进了观念变化,更加认同独立平等、追求婚姻质量、注重自我感受的现代婚姻观念。(3)互联网使用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群体差异性,低年龄与工作时间较长的群体互联网使用对离婚风险影响更大。文章为信息时代下中国持续升高的离婚率提供了新的解释,为婚姻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受教育水平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及其时代变化

中国离婚率的不断走高持续吸引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关于离婚的研究却仍然存在可继续探讨的空间。结合受教育水平与亲密关系变迁的相关理论,分析受教育水平与离婚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中发生转变。研究发现,对于1960年以前的出生队列而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会显著提升离婚风险,而男性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不会提升离婚风险。教育水平对离婚风险影响的分性别作用机制在1980年及以后的出生队列中发生了改变,在1980年及以后的出生队列中,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并不会显著提升其离婚风险,而男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其离婚风险。这一结果体现了受教育水平对离婚等亲密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会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发生转变。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代表“学校相识”或“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幸福度,不应被视为鼓励寻求特定类别对象的证据。

个体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性别和时间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离婚率的攀升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了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对个体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与国外研究结论类似,我国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第二,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离婚风险越高、婚姻稳定性相对低,但男性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稳定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第三,受教育程度降低了1978年以前、1978—1990年和1991—2000年初婚女性的婚姻稳定性,但对2000年以后初婚的女性无影响,而2000年后初婚的男性受教育程度对提升婚姻稳定性有显著影响。文章关注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受教育程度对男女婚姻稳定性的整体性影响,并发现随着年代推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并不一定拥有较高的离婚风险,而对男性而言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的稳固作用越发凸显。探究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稳定性的作用及其机制,对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婚姻观及其变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性别分工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面对当前逐年攀升的离婚率,一些学者认为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工作,接触到更多异性和有更高的自我实现所致,那相比权力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婚配模式下婚姻就会更稳定吗?为回答这一问题,文章基于2017年与2018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相比“男主外女主内”的婚配模式,权力夫妻有着更高的婚姻稳定性。其中的机制是,两方都工作会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贫贱夫妻百事哀,贫穷会引起紧张,损害婚姻;在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下,不工作的女性将承担更多的家务,更多的家务将引致女性更容易焦虑;女性参与工作意味着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不会把过多注意力集中在男性身上,健康的情绪和更多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婚姻稳定;婚姻是一种匹配,双方都有工作意味着势均力敌相互依赖,有更相似的适配价值,相似通常使得婚姻更稳定。进一步对比分析还发现,“男主外女主内”比“女主外男主内”的婚姻稳定性要高;与夫妻双方都无工作的家庭对比,“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更稳定,而“女主外男主内”的离婚风险最高。

初婚年龄、婚龄匹配与婚姻稳定——基于CFPS 2010年调查数据

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建立离散时间Logit模型,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女性初婚年龄及婚龄匹配对婚姻稳定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初婚年龄对婚姻稳定的影响效应呈"U"型模式;夫妻不同婚配年龄也对婚姻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同时,女性初婚年龄与夫妻婚配年龄对婚姻稳定的影响存在着城乡差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婚姻成本的不断提高,以及适婚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可以预见我国社会中的晚婚现象将越来越普遍,而晚婚带来的不匹配婚姻也将会是婚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婚姻匹配模式与婚姻稳定性——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描述了中国婚姻匹配模式与婚姻稳定性的概况与变迁,并采用生存分析等方法探究了婚姻匹配模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夫妻及其家庭背景特征相称的婚姻匹配模式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婚配模式更加多样,异质性婚配逐渐增多,同时婚姻稳定性也有所下降。实证结果表明,夫妻在教育、年龄、户籍与所在区域等个人特征上的不同将提高离婚风险,特别是夫妻特征差异较大的情况,而夫妻家庭背景特征相称的婚配模式,即"门当户对"并不明显影响婚姻稳定性。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发现,在相称匹配的婚姻中,夫妻价值观念更加一致是其表现出较低离婚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弱化城乡居民身份、合理分配城乡与区域间的公共资源、缩小个体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加强家风建设是保证当前与未来全社会较高程度婚姻稳定性的重要渠道。

配偶年龄差距对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CHARLS 2013年全国数据

婚姻匹配不仅对个人的生活轨迹有重要影响,还影响着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而配偶之间的年龄差距,往往是婚姻匹配中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同时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风气和婚恋市场的基本情况。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发现,对于中国大多数中老年人而言,当丈夫比妻子年长时,可以提高夫妻的生活满意度,减少抑郁情绪,并且该效应随夫妻双方年龄差距的增加而增大;而从婚姻稳定性的角度看,丈夫比妻子年长将增加离婚风险,且夫妻年龄差距与离婚风险呈U形关系(丈夫比妻子年长1~3岁时的离婚风险最低)。分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丈夫比妻子年长时,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姻质量都有提高,同时会降低男性的离婚风险;对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婚姻质量均有显著影响,并主要降低城市居民的离婚风险;会同时增加初婚和非初婚群体的婚姻质量,并会降低初婚群体的离婚风险。从影响机制上看,夫妻年龄差距可以通过双方认知能力、家庭背景差异和婚后生育子女三种渠道影响婚姻的满意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