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政策绩效评估与比较——基于合肥、深圳的样本研究

借鉴科技政策绩效评估的相关研究文献,立足合肥、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发展实践,构建科技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度对合肥、深圳2017-2021年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政策绩效总体上高于深圳,研发人员创新潜力有待激发,企业资金绩效高于政府资金绩效。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扩大创新投入要素增量、提升研发人员创新能力、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构建科技政策绩效评估机制等四项对策建议。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一流学术引领推动一流学会建设

学会名片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于1982年,是全国从事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工作者的学术团体,现有个人会员9000多名、团体会员88个,下设6个工作委员会和31个专业委员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地方研究会。研究会系我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智库型学会,是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领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水平最高的学术组织。

科技政策培训服务体系建设分析研究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多项促进科技创新的管理、引导、扶持政策相继出台。为更好地发挥各类科技政策的作用并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一些地区成立了科技政策培训服务中心,面向基层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政策普及和实施精准服务。通过创新科技政策宣讲服务方式,建立科技政策移动信息服务平台,以及组建科技政策宣讲、咨询专家队伍,这些措施不仅加快了科技政策的传播,还扩大了科技政策传播的覆盖面。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多层次冲突模型:科技政策执行梗阻问题分析框架

科技政策是驱动科技创新战略有序开展的重要保证,而科技政策的执行具有多主体性、多面性和联动性等特点,使得在科技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各种冲突进而引发政策执行梗阻。通过调研收集相关案例,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政策以及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三类科技政策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发现科技政策执行在价值层、制度层、行动层产生的冲突会形成政策执行梗阻。政策执行的三层冲突彼此之间有紧密联系并存在传导效应,其主要原因是各部门与各主体之间存在广泛的自我保护和避责倾向,导致执行主体不愿意在政策执行中涉险,并且,整体制度设计不完善易产生制度缺失、空白以及相互冲突,在执行上形成“空子”和漏洞,加剧各部门趋利避害行为。

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塑造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质,表现为“美国至上”的优越感、“边疆主义”的扩张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敌人”的非理性。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技术霸权主义,它通过作用于大众对国际环境的感知和解读,塑造对华认知,开展国内动员,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美国对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打压生动诠释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臆造中国相关产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丑化中国企业形象,制造不实舆论,滥用立法、行政、司法手段,拉拢裹挟盟友共同对华施压。面对中国科技的加速追赶,以维护霸权为根本目的的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影响,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科技政策主题分析及发展态势研判

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科技竞争尤其是科技强国大国间的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美国是国际科技竞争的主要推手,分析21世纪以来美国科技政策主题演变特点,有助于观察美国科技政策发展规律和战略重点。本研究以美国21世纪以来宏观科技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总统任期划分时间阶段,采用嵌入式主题模型(embedded topic model,ETM)对科技政策文本进行主题发现和分析,结合主题相似度,以可视化方式展现美国科技政策的主题演变过程,观察和分析美国科技政策演变特点及其聚焦的科技战略重点及其启示,以前瞻其未来科技发展趋向。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长期重视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科技人才教育培养,稳定支持医疗卫生和生物科技领域,聚焦发展信息科技等关键前沿领域,注重能源和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创新,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性科技产业领域。

美国对华科技政策中的智库角色——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研究目的]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智库在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美国主流智库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分析和研判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大致走向。[研究方法]以话语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使用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法,深入剖析美国六家主流智库在对华科技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论]美国智库以话语或观念与美国决策者进行“协作性对话”、与美国公众进行“沟通性对话”,分别致力于影响和形塑美国决策者对华科技政策和公众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知,推动了美国国内对华科技政策的演变,进而牵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基于深度学习的农业科技政策知识抽取方法研究

【应用背景】农业科技政策对科技进步和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不同政府部门发布的政策具有针对概念实体的关联性。【目的】针对农业科技政策命名实体识别及关系抽取高度依赖人工设计特征耗时耗力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BERT-BiLSTM-CRF模型的农业科技政策知识抽取方法。【方法】针对领域语料特征,提出一种新标注模式,对三元组直接建模,替代传统的联合抽取或分别建模,将实体关系识别转化为序列标注问题,实验选取政策文本共19,779个句子、376,721个字符,针对政策、行业等8类实体和引用、发布等10种关系进行识别。【结果】使用的BERT-BiLSTM-CRF模型在语料集上准确率为81.61%、召回率为85.34%、F1值为83.47%,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抽取农业科技政策实体及关系,效果优于其他经典模型。

大模型驱动的科技政策法规问答系统研究

科技政策法规问答系统(Q&A)在帮助公众理解和应用科技法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大语言模型(LLM)可以显著提升科技政策法规问答系统的准确性和效率。然而,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科技政策法规问答系统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缺乏大规模高质量的科技政策法规问答数据集,且现有自动构建大规模数据集的方法在引用和整合政策法规知识方面存在不足;问答系统在处理科技政策法规问题时,专业性、准确性不足且模型知识更新滞后。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种检索增强自提示的问答数据集构建方法,并构建了一个大规模高质量的科技政策法规问答数据集;同时,构建了科技政策法规问答系统,该系统结合了经过低秩自适应(LoRA)微调技术优化的大语言模型与科技政策法规知识库,并运用提示学习技术,来引导系统生成准确的答案。实验结果显示,构建的问答数据集在引用和整合科技政策法规知识方面,比传统方法构建的问答数据集有显著提升;相较于通用大语言模型驱动的问答系统,该问答系统在各项指标上也有明显提高。

政策工具视角的深圳科技政策体系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深圳目前科技政策体系进行研究。根据收集到的2012-2023年深圳科技政策文本分析发现:深圳市科技政策工具共计16种,其中供给面政策工具3种,环境面政策工具7种,需求面政策工具6种。供给面科技政策工具共计67个,占比30.73%,环境面政策工具共计103个,占比47.25%,需求面政策工具共计48个,占比22.02%。深圳目前科技政策工具使用相对合理,但也存在科技政策工具配置不均衡、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尚显不足、对不同类型企业需求把握不够精准等问题。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生态环境科技政策演进分析与政策建议

生态环境科技是推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利器。本文结合我国生态环境战略转型和国家科技体制改革,通过回顾生态环境科技发展历程,分析梳理生态环境科技政策演进特征,并针对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在支撑美丽中国建设中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政策建议。

科技政策对创业企业发展的影响

为保障创业企业的发展路径紧随政策变动,相关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创业企业在科技政策下面临的问题,并深入探讨了科技政策下的创业企业发展策略,具体涉及创新资金的投入方式、加强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构建科技创新信息共享平台等内容,以供业内人士参考。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政策绩效测度研究

构建科技政策绩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8-2022年面板数据,使用灰色关联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安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政策进行绩效测度并与上海、北京和广东比较。研究发现:安徽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存在着正相关性,人力资源与科技产出的绩效优于经费投入,企业资金与科技产出的绩效低于政府资金。安徽科技政策绩效优于广东,低于北京、上海。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充分释放人才创新势能,优化企业资金绩效与建立科技政策绩效评估体制的对策建议。

河南省唐河县农业科技政策实施优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也多次提到科学技术在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其农业科技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得到了有效改善。文章通过对唐河县农业科技政策实施情况及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唐河县农业科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对此,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唐河县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政策、推广农业科技服务、加强农业科技政策实施监管等有效建议,为唐河县农业科技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优化,更好地推动唐河县农业的发展。

科技政策生态模型基础框架构建及其三环齿轮机制分析——基于美国量子信息政策的启示

以往科技政策的研究大多专注于政策本身,鉴于科技政策生态是科技创新与政策生态的融合,深入剖析科技政策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以便于从整体观的视角对中国科技政策生态进行把握。从生态学视角探索科技政策系统的类生态本质,构建科技政策生态模型并构建“三环齿轮机制”概念,以美国量子信息科技政策为例,基于政策、人员和场域三环剖析科技政策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并进一步从主体层、客体层和环境层对科技政策生态模型的中国适用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科技政策生态是一个以科技政策为核心,以服务于国家科技创新工程、实现政策价值、保障科技安全、促进科技发展为最终目标,以草拟、颁布、实施、改革为政策生命周期,以政策、人员、场域为基本组成框架的,赋予科技政策生命的复杂的多元协同的政策生态系统工程;政策环、人员环和场域环的三环齿轮咬合能够形成科技政策生态作用合力,实现科技政策的价值;科技政策生态模型具有可实现整体布局治理、优先领域治理、科技生态自主治理的优势,可有效解决当前中国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强度与指向: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研究——基于中央科技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变化及其分配对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前学界缺乏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索。本文主要采用ROSTCM 6.0软件对1983—2019年中央科技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总结提炼了此时期内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与指向变化。结果表明:①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经历了从“波动上升”到“相对稳定”的变化过程;②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施政重心经历了从“增强企业活力”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变化历程,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认知以及需求存在差异,中央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总体认知也在不断深化。③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指向发生了明显转移,技术发展实现了从“重引进学习”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制度建设则朝着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方向转变,体现了政府在“瘦身”的同时,为企业创新发展“放水养鱼”。

适应新科技变革趋势的科技政策学发展与前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促使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科技政策研究迎来发展新机遇,重新厘清和明确科技政策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体系,有助于为科技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发展提供启示和参考。立足于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对科技政策研究的新需求,在传统科技政策学相关理论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梳理科技政策学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研究问题,构建基于政策信息学的科技政策学研究“集成范式”,并探讨形成科技政策学的学科体系。基于此,全面把握科技政策学的发展新趋向,提出未来科技政策学发展建议;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制定科技政策研究发展规划;洞察科技变革规律,建立科技创新政策协同体系;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丰富政策研究方法工具平台;开展政策绩效评估,支撑科技政策动态优化调整。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科技政策跃迁及创新

破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科技政策的有效支撑,科技政策也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适时调整。中国科技政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发生了三次跃迁,实现了从建立科学技术体系向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再到提高科技有效供给的改变。新时代科技政策面临新的逻辑转向,包括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为必要前提,价值转向更多关注平衡发展并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目标转向充分发展并重视社会生产的速度、效率。在社会主要矛盾视野下,科技政策存在政策的使命目标对人民需要的回应性不足、科技政策供给存在结构性问题、参与主体缺乏有机协同三大困境,必须聚焦人民需要的科技政策使命,重构科技政策供给结构,并围绕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强化科技政策主体的互动参与。

美国科技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科技政策科学在美国兴起,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反映当今科技和社会发展背景之下科技政策决策科学化的新发展趋势,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美国科技政策科学思想的产生出发,阐述其发展的三个组成部分:NSF的科技创新政策科学计划(SciSIP)的实施,科技政策科学跨机构工作组(ITG)的活动,STAR METRICS项目;在分析科技政策研究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把其特点概括为政策需求导向、科学性和共同体建设,并分析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模式;提出可供中国的借鉴之处以及中国发展科技政策科学的建议。

创新过程视角下的上海科技政策变迁

完整的科技创新过程包括创新环境创设、创新发现、创新活动资助与支持、创新活动管理、创新成果评价、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共六个价值创造环节。当前,关于不同环节的科技政策供给分布情况的实证研究暂付阙如。基于政策主体、创新环节和政策对象三个属性,对上海市1978年以来的科技政策进行逐条编码,并构建2模社会网络,分析各职能部门在科技治理格局中的角色变迁、注意力分配以及协同关系衍变历程。结果显示:科技治理的核心首先从市政府转向科委,随后科委“一家独大”,最后科委的中心性减弱,科委、财政局与市政府共同形成“铁三角”的核心治理结构。创新环境创设始终是上海市科技政策供给的重点环节,而创新成果评价、成果转化与应用两个环节的政策供给相对薄弱。1985年至今,企业始终是上海科技政策关注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