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乡村借贷新探

秦汉乡村借贷既非古典借贷,亦非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它只是被当时乡村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特有借贷形式。这一借贷形式具有较强内循性,多以乡村居民间借贷为主,富商大贾以及城市商业资本难以介入;也有较强应急性,多是乡村居民生存急需时的借贷行为,经营性或扩大再生产的借贷颇为少见;还有较强行政性,王朝官方既是重要放贷方,又是监管者与仲裁人,直接介入乡村经济事务。这些特点减少了商品经济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乡村社会发展与繁荣。但是,从长时段视角看,它也影响乡村社会对外来经济要素的接纳,制约乡村社会进一步发展,使其长期处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之中。

江海通途:秦汉江东交通地理研究

秦汉时期江东地区已初步形成通江达海的海陆交通网络。北去方向有丹徒道、牛渚道这两大主干交通线,不仅串联江东、江淮及至中原,服务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运行,而且在商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汉中期以来,东瓷西铜的江东产业格局逐渐形成,会稽瓷器与丹阳铜料在长江以北的消费市场活跃一时。南向通道的海上贸易相当繁盛,在特殊时期则带有战争与流亡色彩。考古所见两汉物资转输的个案表明,长江水道在江东与两湖、巴蜀的直接或间接往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秦汉行政报告中的“请”与“报”

秦汉行政报告的“请”与“报”制度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政治法律制度。秦汉依法对行政请示报告的类型、办理程序、审批答复、处理和利用等方法和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申请报告呈报和批复的体制机制,为行政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行政的监督和检查,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浅谈西安的包容精神——以周秦汉唐为例

周、秦、汉、唐均建都古城长安(今西安)。周人以礼仪贤德包容四海,制礼作乐,统治天下。秦人以宽广的胸怀招贤纳士,秋风扫叶,创建基制,震慑四方。汉人以“大一统”的梦想构筑帝国,始开丝路,融合匈奴,汉匈和睦,天下归一。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宏伟的气势以前朝为鉴,创大唐盛世,胡汉融合,万国来朝。故以周、秦、汉、唐为例,论述西安具有的包容精神,以斑窥豹,就教方家。

地方官府简牍的日常供给、分配与秦汉中央集权

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秦汉时期官府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秦代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简牍,西汉时期市买成品与自行加工相结合,东汉时期以财用钱专门购买,到了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与简牍制作趋于专门化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有关。西北边地不同层级军政机构分配简牍的种类、材质、数量皆有不同的标准。有特殊需求则需要特别申请。民政系统简牍分配机制更复杂。简牍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分配规则显示出集权体制的森严层级。简牍的特点,客观条件的变化,限制了集权目的之实现。书写载体等行政技术条件变迁是考察制度演变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战国秦汉时期“贬屈论”的嬗变谱系与价值维度——兼论“文”“儒”相分视阈中的屈赋评价

战国秦汉时代,“贬屈论”成为当时士人评价屈原与楚辞的一种重要倾向,其内涵经历了质疑屈原立身处世之道到否定其人格和文学的发展嬗变,折射出由战国时代“游士”文化的多元思想逐渐过渡到两汉“大一统”观念下尊经价值确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汉中期之后儒学思想演变成为经学正统,屈原作为“文人”传统的早期代表,其狂狷个性不容于儒学推崇“君子”人格的尊经价值,而楚辞奇美瑰丽的审美风格也不符合儒学文质彬彬的中和规范,这成为楚辞在此后长期受到儒学尊经正统文学观贬斥的文化根源。究其实质,“贬屈论”彰显出战国秦汉时期屈原和楚辞影响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纵观此后繁复纷纭的屈赋评价,东汉中期儒学尊经影响下“贬屈论”中所贬之内容,恰为高度褒扬屈原及其文学成就之处,这种历史的文化吊诡引人深思。因而,“贬屈论”是从与正统尊经儒学相异的角度更加凸显了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不朽价值,而魏晋以后“文”“儒”相分视域中的屈赋评价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对于深刻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成就以及我国文艺精神的总体性特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时期“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得以形成,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三重因子在相互牵动中确立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不断壮大,幅员辽阔的王朝疆域藉此得到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中国文化结构、中华民族结构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格局,在考古学上具有很大阐释空间。

秦汉畤祭遗址出土玉人功用研究

目前发现秦汉畤祭遗址的祭祀坑内,多是男女玉人一对与玉琮组合,应是畤祭礼仪最主要的祭祀形式。文章认为玉琮象征天圆地方,是祭天礼地的祭器。周秦汉时期奉行“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之信仰,男女玉人与琮组合用于祭祀,正符合天为阳,地为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认知。并由此推断,男女玉人应分别是受祭的天神和地神之神主,用驷马车载之前往雍地进行畤祭之礼。西汉畤祭仍然继续沿用秦故礼仪,此正是由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畤祭所用男女玉人造型及功用基本相同的缘由所在。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清代总集编纂中的骚体观念——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中心

文学总集对于文体观念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清人严可均就通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辑整理呈现他的骚体观念。借由对《全上古》凡例、按语、所录作品的分析梳理确认该书录唐前“骚”文59篇,由作品标题或序文体现的拟“骚”(《楚辞章句》所收作品)的立意,是《全上古》确立为“骚”的首要指标,而不论语言形式。题目体类特征不明显的作品“,兮”字句、句腰虚字句则成为《全上古》“骚体”判断的主要依据“。骚”从《诗》出“,骚”包含传统的“辞”体,也是广义的“赋”的一个亚类。严可均的观念受《艺文类聚》影响较大,但有所调整。《全上古》为代表的总集表达的骚体观念在清代较有代表性,刘熙载《赋概》等相关讨论与之呼应。

论秦汉律令异文的整理与汉字职用史研究

秦汉律令异文是研究汉字职用史的重要语料,是整理“一词用多字”“一字记多词”现象的直接材料,同时也为描写汉字职用演变提供了坐标。在秦汉律令异文整理过程中,汉字职用史研究的成果有助于科学建构异文组,有助于正确解读异文,有助于分辨校勘性异文与用字性异文,有助于认知异文的形成原因及过程。汉字职用史研究需注意利用秦汉律令异文材料,秦汉律令异文的整理也需借鉴汉字职用史研究的成果。

理论升华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评贾丽英《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

贾丽英教授所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一书为2016年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架构、宏大的视野,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精彩的理论升华。该书开门见山提出“爵刑一体”论,并明确衔接爵制身份(正身份)与徒隶身份(负身份)之间的核心身份是“庶人”。作者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个人的身份秩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上下流动的等级序列,有爵者、无爵者、徒隶,自上而下构成一个“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在秦汉社会身份演变过程中,国家政策导向、赦令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体现着中国古代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特点。“爵刑一体”论,不仅是统摄全书诸问题的纲领,而且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秦汉·天谴观念的兴亡——漫步地震五千年(5)

天谴观是在远古“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上发展起来的,视灾异为上天对施政失道的谴责警告。这种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它没有探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仅在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早期为君臣提供了谏言善治的机会,君王则以控制信息、自省罪己来处置。中期演变成查撤高官、官场倾轧的手段。清朝则将地震的发生与文字狱结合起来,变成维护统治、镇压百姓的工具,最后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走向灭亡。坚持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生态教育视角下秦汉战鼓舞蹈课程探究

舞蹈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学生的智力教育、道德教育、劳动教育相辅相成,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从生态教育的角度看,学校舞蹈课程以兴趣为基础,丰富知识技能,培养审美能力;立足学校特色,提高舞蹈技能;结合当地地域文化,坚持目标导向,培养学生对舞蹈内在文化的认知能力。而咸阳“秦汉战鼓”作为陕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舞蹈项目,在历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激荡美妆3000年--秦汉:一白遮百丑

1秦汉审美文化,美与善的融合秦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得到初步巩固与发展,美善统一的理念在秦汉审美文化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也是古代审美文化的一大特点。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和艺术从动荡走向稳固的历史时期,从审美文化角度来说,秦汉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秦汉时代的审美博采众家之长,展示出了鲜明的兼容性和综合性。秦朝对男性的审美意趣中,男性应是英姿飒爽,以高达壮实为美的,例如兵马俑高大魁梧。女性则是刚柔并济,这种审美意识是和宗教文化、实用价值等因素紧密相连的。

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丝路文化视域下湖南区域秦汉玉器审美及影响

立足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探究丝路文化视域下湖南区域秦汉玉器的溯源,通过对丝绸之路沿线秦汉玉器形成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土壤进行分析,得出其具有选材之精、工艺之巧、纹饰之美、内涵之妙的审美特点,为当代文化创新应用提出思考借鉴。

秦汉帝国边疆文化交融与疆域治理

秦汉时期是中国版图大幅扩张、疆域治理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时期。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度量衡、车同轨,奠定大一统格局。随后汉武帝加强边疆开发,设置四郡,修筑长城,经略西域,大大拓展了秦汉帝国的疆域。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支撑下,秦汉帝国加快了边疆地区的开发步伐,推动了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边疆文化格局。同时,为适应统治需要,秦汉帝国在边疆地区实施了一系列行政、军事、经济、文化等治理措施,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疆域治理模式。文章拟对秦汉帝国边疆文化交融与疆域治理模式进行阐述,以期总结历史经验,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疆域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空心砖墓发掘简报

2019年至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村清理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发现有6座空心砖墓,时代集中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圹、竖穴墓道洞室和斜坡墓道洞室等多种结构,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形制特征,对探索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战鼓在群众广场舞中的推广价值与路径探索

秦汉战鼓作为一种流传两千多年的民间传统艺术,属于群体性活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在我国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的当下,通过文献资料等方法,对秦汉战鼓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进行简要分析,探讨秦汉战鼓在群众广场舞中的健身、社会、审美和文化价值,探索其推广路径,对于秦汉战鼓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