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礼入诗:《诗经》训诫辞令蜕变与西周君臣秩序变动

《诗经》中保留了大量西周时代的训诫辞令。早期、中期的训诫辞令多依附于典礼中的训诫仪式而存在,是君对臣的单向训诫,以此宣示王权至上的君臣秩序。西周晚期训诫辞令逐渐淡出典礼仪式语境,出礼入诗,转向臣对君的讽谏,实现了由典礼仪式的附属辞令向独立存在的诗歌话语的转变。训诫辞令脱胎于训诫仪式的典礼根壤而独立诗化,蜕变为《诗经·大雅》中的训诫诗,指向了君臣秩序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贵族挑战。

基层负担治理的秩序维度

基层干部的负担过重制约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通过引入“秩序理论”构建基层负担治理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了“秩序理论”在基层负担治理中的适用性。基层干部在政策执行中遭遇的负担可以划分为实质型负担和程序型负担两种类型。基层负担治理本质上是治理秩序的建构,成功的基层负担治理是适应不同秩序的复合治理模式,政府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个人秩序有不同的治理工具隐喻。以2000—2022年中国基层减负政策为例进行秩序诊断后发现,减负政策存在秩序维度失衡,即过度依赖政府秩序维度的治理工具,且更加关注程序型负担治理而相对忽视实质型负担治理。未来基层负担治理需要根据不同负担类型,优化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个人秩序维度治理工具的设计和运用,实现治理秩序的再平衡。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法益识别与刑法保护——从公共秩序到财产安全、市场秩序

我国刑法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立公共秩序犯罪来保护数据的机密性,但这主要是回应信息经济中社会成员对于数据内容的关切。在当下的数字经济中,数据不再仅仅是直接提供给人类的信息,来支撑起供应链协同和大规模定制,而主要是以大数据的形式给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提供生产要素性的原始数据。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都进入了这个价值链,也都面临着威胁。数据的财产、经济性质日益凸显,社会成员愈发重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数据产权本身的保护。对于数字经济中对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的侵犯,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为盗窃、毁坏财产或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鉴于盗窃行为排除占有的固有形象,对盗取数据的行为最好有特别立法以示区别和公平。在出现成熟市场之后,数据的财产性质必然嵌入到整个经济活动中,涉及竞争利益和市场秩序。侵犯数据产品经营权更多是严重扰乱数字经济市场秩序的行为,而非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未见之见:视障者数字阅读界面的网络联结及秩序协商

数字技术颠覆并重塑了视障群体的媒介实践与社会生活,但也因此被统摄在视觉中心主义的技术环境与社会环境中。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与网络民族志考察,探究视障者数字阅读界面生成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并揭示其间秩序协商的复杂形构。研究发现,围绕视障者数字阅读界面,立法与行政机关、公益事业单位、无障碍科研机构、互联网大厂等多元行动者入场,形成相互渗透交织的残健关系网络。该关系网络含有动态秩序联结与隐性秩序区隔的双重特征,既为视障者提供了群体认同和社会融入机会;同时又以工作界限和权力错位的形式,制造了视觉中心主义和结构性忽略导致的技术区隔效应。以上发现,为未来秉持“参与式设计”理念,持力优化视障者数字阅读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理路。

世界秩序研究的演变趋势与未来走向——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随着国际格局和国家关系深刻演变,世界秩序步入加速变革和重构时期。本文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研究工具,对2024年以前CNKI与Web of Science来源期刊中有关世界秩序的4292篇中外文文献进行共现分析,综合运用定量及定性研究方法探究世界秩序领域的研究脉络,全面分析世界秩序的研究热点和重点领域。研究发现:(1)世界秩序中文研究主题由宏观叙事转向探索“中国方案”,外文研究主流理论框架成型较早且议题较为细化;(2)世界秩序构成要素包括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制度安排,其中主导价值观是决定世界秩序变动方向的重要基石,国际规范是对行为体具备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和准则,制度安排则包括国际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3)世界秩序主流研究范式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重心分别为国家安全、合作利益和观念认知;(4)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包括多极化国际体系、多伙伴合作关系以及多元化文化观念。文章为后续世界秩序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了导向性指引。

论新旧国际秩序转换中的角色竞争

在新旧国际秩序转换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角色.

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建构

在追求正义的崇高理想驱动下,个体自觉地调整其行为,使之与他人的行动和谐共存。这种自我调整的过程,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对正义的渴望与社会整体的共同意志相结合的产物。由此产生的社会契约,不仅是一份道德上的承诺,更是一份需要坚实保障的法律契约。这种保障,虽然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存在,但其目的并非是强制本身,而是确保契约得以遵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律的制定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法律不仅将个体的特殊需求与作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巧妙融合,而且通过其普遍性和权威性,促进社会成员对契约的尊重和遵循。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的执行必须根植于一种严格的正义意识,这种意识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石。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社会成员的行为受到正义的引导,从而建立起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一旦社会秩序得以确立,个体就会发现,相较于无序状态,他们的目标更容易实现,社会整体也能以更加稳健的步伐向前发展。正义,作为社会价值体系中的首要原则,通过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更促进了社会的持续进步和繁荣。因此,正义的法律不仅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更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心态秩序:费孝通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秩序之源

心态秩序是理解费孝通晚年思想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包含“从社会到人、从结构到心态”的方法论反思和全球性大社会中“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探索,强调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道义关系”和“文化心态”的研究进路,经由“文化自觉”建构人与人遂生乐业、族与族多元一体、国与国和而不同的中国式文明新秩序。这套理念立足于融通中华文明传统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勾连起来,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资源。

计吏、“贡士”与东汉贡献秩序的演变——以“举计吏”为线索

东汉时期流行起来的“举计吏”一语,将上计与察举相联系,为观察东汉上计事务与贡献秩序的关系及其意义提供了视点。细考史料所见郡国上计案例,可知上计与察举的前途相似,但当时并未将计吏设为正式的察举科目。与西汉相比,东汉上计对计吏的能力要求不再突出,计吏与长官的亲厚程度及其才学声望等成为更重要的因素,其人选也转向高级郡吏与布衣名士,并被赋予了地方“人才”的色彩。进而,郡国不再将上计之事推托给小吏,而是主动推荐计吏。加上察举诸生“与计偕”规定的长期执行及东汉贡献礼仪的日益完备,上计与察举在事务与观念上逐渐合流,最终,计吏被纳为“贡士”之选,统合贡献秩序中,彰显郡国对朝廷的属从关系,象征王朝国家对全国上下人、事、物全面的掌控。

论人机共读的阅读秩序及其底层影响

人机共读是一种大模型时代颇为普遍却少有人关注的新阅读模式。人机共读令书籍从阅读世界中退却,其索引化的特质令文本自身的信息结构变得不再重要,而AI的全能神话之下暗藏着阅读隔离。这种阅读秩序在不断生成不成知识的知识,一则基于相关性的知识策展造成语境破碎与语境回归,二则人机关系成为全部的知识关系后只能呈现“二手杰作”,三则知识器官的外置化使“阅读脑”发生用进废退。对此,读者应当时刻保持AI自觉,以求在技术隐身时代维护读者主体性,还应强化阅读材料和提示指令的重要性,实现三思而“读”,更需将人机共读作为阅读方式的一种纳入文化剧目。以人机共读为案例系统整理阅读秩序的层次结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媒介发展与人类文明变迁之间的关系。

美日韩东北亚政策转向及其对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基于认知维度的观察

基于零和博弈的底层逻辑,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基本叙事看待中美权力关系的变化,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东北亚权力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美日韩的认知反应,形成了以正反馈为主的前景损失预期,美日韩之间被抛弃的困境得到强化,被牵连的困境得到缓解,导致其对外政策出现转向,呈现意识形态化、多边化和复合化特征。俄乌冲突形成破窗效应,加速了上述特征的进展。美日韩政策转向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产生了多维影响,体现为价值观的破裂与情感的失调、权力与合法性的双重失衡及安全与发展需求的结构性错位,这些影响也给该地区前景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美国试图通过自身与盟友的政策转向来重构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并推动该地区安全格局的“去中国化”,但仍面临多重困境。

基于市场秩序角度的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机理和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应对全球市场秩序转型的战略决策。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市场及其秩序成为探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机制和路径的关键切入点。与主流经济学对于市场的抽象分析不同,道格拉斯·诺思和尼尔·弗雷格斯坦分别从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了更具实质意义的市场理论。制度取向的效率分析与结构取向的社会过程分析,在市场性质、市场秩序以及市场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与分野,并从不同侧面解释和丰富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意义。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学在解释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取得了一定本土化成果,同样为理解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自媒体兴起背景下国际传播主体的变迁、博弈与秩序建构

自媒体兴起背景下,国际传播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媒介技术进步产生的微观传播对国际传播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媒体打破了传统国际传播格局,推动了传播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与去中心化。个体在国际传播中的显露与国家的遮蔽现象显著,同时个体非理性行为对国际传播秩序构成挑战,技术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驱动力。这些新的国际传播特征不仅重塑了信息传播模式,也影响了国际话语权与权力分配。媒介权力的重新分配促进了国际政治民主化,但滥用媒介权力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不信任,因此需要探索建立更加公正、透明、负责任的国际传播秩序。

新型占取、大空间与战争类型的转变——施米特基于空间结构要素的新国际法秩序构想

施米特反对普遍主义抽象国际法和世界一体化,他以具体秩序范式下占取、空间秩序和战争类型三个概念为基础,阐释了现代国际法秩序的诞生和危机,随后又以之为线索,提示了新国际法秩序的三种构建路径。首先,以考察陆海之外天空的控制及影响为前提,探讨了两种新型占取场域——工业和宇宙空间,寄望于通过新型占取达成新的空间结构均衡。其次,在国家和世界一体化之间,提出新政治实体和国际法主体——大空间概念。大空间之间的力量均衡构筑起新的空间结构均衡,促成新的大空间多元秩序。最后,强调实际敌人和政治性概念,以敌意理论转变的深刻理解为前提,期望在新型敌友划分中具体而明确地区分敌友。

从“经济基础”到“经济秩序”:埃利希对马克思法律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建构一种完整的法社会学理论,但他的思想对法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现代法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希的思想与唯物史观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关系。虽然其“活法”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十分相似,埃利希亦高度赞扬了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但为了规避阶级分析方法,突出法律的能动作用,他使用了“经济秩序”而非“经济基础”来描述经济和法律的关系。埃利希认为,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对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保护了社会大众而非仅仅统治阶级的利益。不难看出,埃利希用“经济秩序”取代“经济基础”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马克思的“误读”之上。马克思看到了法律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重要的是,私法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因此,只要身处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下,资产阶级法律便无法摆脱其阶级“烙印”。

秩序与符号:原始彩陶纹样的视觉探索

秩序感是深植于人类遗传基因中的固有属性,当遭遇外部刺激时,其通过视觉层面的事物得以体现。秩序感具有预测性,当人在变化的世界中,开始探求主体意识时就开始追求秩序感。原始彩陶纹样在视觉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秩序感,并表现出天真质朴、自然烂漫的艺术风格。在视觉方面,原始彩陶纹样逐渐演变得符号化、秩序化。随着彩陶纹样的变化,先民将无所依靠的内心寄托于此,并逐渐产生内心的秩序感,以求生活安稳。具有符号化的纹样是寻求秩序感的关键,秩序感愈强,原始彩陶纹样中符号的意义就愈凸显。

治理型物业:多元共治视域下拆迁安置社区的秩序再造

以行政逻辑为主导的拆迁安置社区是城市治理中的洼地,其中社区物业管理问题尤其突出。依靠单一市场主体无法塑造拆迁安置社区的物业管理秩序,甚至会引发次生性矛盾纠纷。打造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型物业是突破拆迁安置社区物业管理困境,塑造社区良性秩序的可行路径。治理型物业的本质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促进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共治的物业管理模式。治理型物业具有复合型治理方式,既可以通过市场契约逻辑获取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服务,又能够通过社会自治逻辑改造居民的认知和行为习惯。基层政府在治理型物业中是制度的供给者和监督者,通过制定规则重塑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在物业管理中的角色,推动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物业公司在制度约束和政府的监管下则表现出较强的公益性,并成为连接居民和政府的中间纽带;居委会则扮演监督物业公司、引领居民自治的综合协调角色。构建以多元共治为核心的治理型物业不仅是突破拆迁安置社区物业管理困境的可行路径,更是探讨社会转型期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国家-文明”与俄罗斯的世界秩序观

2023年3月,俄罗斯发布的2023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首次使用“国家-文明”概念,这不仅是俄塑造国家认同的新努力,也是俄外交政策思维的新起点,体现俄构建世界秩序新原则的愿望。一国的世界秩序观包括对自身的认识,对其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以及对自身与这一国际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构建与该国理念相符的世界秩序。苏联解体后,在重塑新的国家认同的同时,俄罗斯一直致力于确定以新的国家身份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的方式。俄罗斯拥有历史传承下来的独特世界秩序观,多极化世界理念是其世界秩序观的核心理念,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政策表现。“国家-文明”是文明视角下“自我”与“他者”的认同建构概念,体现俄构建多极世界秩序的阶段性特点,有对外交传统理念的继承,但不代表俄外交政策思维彻底转向,传统外交思维仍发挥现实作用。

全球文化新秩序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全球文化秩序的形成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西方主导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西强他弱”是这一全球秩序的基本结构。西方在全球文化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质言之就是掌握了文化国际话语权。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构建是大国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领域。中国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且要改变在这一秩序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具有促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和更新的动力。中国要以国际话语权建设推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可以从四个方面加强认识并采取举措:加强话语质量建设与传播影响力建设并举;寻求非西方“文化话语权联盟”以获得“共同话语权”;将国家实力增长有效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特别是文化话语权的增长;对西方文化话语权进行适当解构。

对公共秩序和治安秩序的区分及其管理的探讨

公共秩序和治安秩序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是什么样的关系?两种秩序的管理有什么不同?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看法。一、公共秩序。所谓公共秩序,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社会秩序。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交往中,需要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统治阶级总是要求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建立和巩固一定的社会秩序,使人类社会成为有条理的状态,这就是公共秩序,或称社会秩序。公共秩序包含的范围十分宽广。从人们从事的不同社会活动来分,有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秩序、交易秩序、医疗秩序、交通秩序、生活秩序和娱乐秩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