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监检移送审查衔接机制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为切入点

移送审查制度是职务犯罪从调查程序转向司法程序的关键节点,监检在移送审查程序中的衔接顺畅才能保证处理整个职务犯罪的顺利进行。《监察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了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但规定不够明确,对于什么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退回补充调查,自行补充侦查何为必要以及具体如何运作都不甚具体。因此,在制度构建中应以人权保障作为基本理念,明确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的适用条件,在标准问题上应以《刑事诉讼法》为准据,充分利用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权来制约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活动。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监检移送审查衔接问题研究——以“四种形态”转化为切入点

总结和提炼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经验,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起到衔接作用的移送审查制度是符合诉讼规律和工作实际的顶层设计。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着因滥用或误用“四种形态”转化机制而使监察案件未步入移送审查程序的现象,并在理论、制度及实践层面相继引发“外部监督不足、监检衔接不畅、惩治失衡风险”等问题。国家监察体制下移送审查程序的设置不仅需对监检移送审查的关系范式予以重塑,还要理性表达法治程序构造及其运行规律。为此,监检移送审查机制应塑造出追诉目的的一体关系、诉讼业务的互补关系、职权监督的双向关系、程序运作的制约关系等监检关系范式,并从主体权能、程序结构、实体惩治三个方面对监检移送审查制度予以规制。

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制度探析

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制度对于提高诉讼效率,提高办案质量均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制度在理论与司法实务层面均具备可行性,其理论上符合侦查监督权的要求,司法实践中能有效衔接侦查与审查起诉工作。可从报捕案卷的审查及审查报告的制作、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的制作及发送、保障机制三方面完善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制度。

备案审查联合审查方式探究:从实践渊源和生成逻辑探索结构属性

联合审查,是《备案审查决定》新确立的第五类审查方式。借鉴其他职权行使中采行联合审查的实践素材,正好可回应已有四类审查方式的功能空缺,基于此实践渊源和生成逻辑,联合审查在整个审查方式体系中呈现出其结构属性:其实质在审查职权的联合,不同于作为工作机制的联合审查会议;其途径在关联审查对象,有限依托于人大主导;其功能特点在提高审查质效,目标重点在保障审查效力和实效,而核心关键在协同审查基准。这一方面为进一步论证建构联合审查的重点机制提供了规范原理基础,另一方面,诸如联合审查等“探索”型条款,引入了“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又一种重要的制度化路径,而且,在规范基础上建构规范机制、生成规范内涵,拓展了备案审查释义学的用武之地。

四大备案审查方式的制度化轨迹

2023年,是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体系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其工作部署包括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研究出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以审查方式为范例,分别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的相关内容体例中,梳理其工作实践逻辑和经验知识,从2019年《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的审查方式章节中,凝练其工作机制内涵结构,从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次修改实现全线入法的四类审查方式条款的修改比对中,揭示该法律制度的入法轨迹及其规范内涵。审查方式实现制度化的“工作实践—工作机制—法律规范”路径,可以成为宪法监督规范化、程序化一种典型路径,并为从中梳理凝练其规范内涵,提供阶段参考、载体参考等多方面借鉴。

我国食品药品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模式重构探析——从食品药品刑事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权的角度

食品药品问题关乎民生,乃当下社会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现有食品药品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模式存在的责任不明、效率不高和监督不力等问题是导致食品药品问题的直接原因。赋予行政执法部门将涉嫌的食品药品刑事案件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权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赋予行政执法部门直接移送食品药品刑事案件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权力,理论上可行,实践中也有可供借鉴的范例。

公安机关立案后怠于侦查在移送审查起诉时超过追诉时效是否应当追诉

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只有三个条文,较为粗疏,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追诉时效规定的理解不一致,可能造成同类案件不同处理的情况。近日,本刊联合武清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具体案件就追诉时效问题进行研讨分析,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存疑不捕案件直接移送审查起诉应予规范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因证据不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开展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完毕,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重新提请批准逮捕。

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功能、运行和完善

实践中,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应用场域经历了从党内法规体系到国家法律体系的拓展.2023年修正的«立法法»第115条将通过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移送审查作为一种独立审查方式,进一步凸显了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独特价值.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具有诸多功能优势:避免错置备案审查机关的审查建议被搁置审查,纾解多主体联合发文的监督难题,整合独立分散的备案审查资源,弥补多重审查和审查权与纠错权不匹配的制度缺憾,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等等.同时,该机制也面临具体机制不健全、刚性约束不足、参与主体有限等困境.未来应进一步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具体设计,增强刚性约束力,提升中央和地方两级多元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从松散型、程序型、临时型向紧密型、内容型、常态型的转变.

轻罪逮捕必要性证据移送和审查制度

轻罪案件在基层检察院审查办理的案件中占绝大多数,其法定刑较低,社会危害性较小,具有适用非羁押类强制措施的基础条件,但是实践中仍以适用逮捕为主。推行轻罪逮捕必要性证据移送和审查制度将有效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在强制措施适用上存在的高逮捕率和高羁押率、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率较低的问题,更加合理高效地为刑事诉讼程序服务,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文章将从刑事司法理论、执法观念、现实司法实践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尝试寻找解决办法,为该制度的构建提出合理建议。

醉驾案卷中有一本病历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常识。如果酒后遇到亲友突发疾病,急需开车送亲友就医,人们该如何选择?老实的打工人魏明强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2023年6月,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分局向枣庄市薛城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一起涉嫌危险驾驶罪的案件。嫌疑人叫魏明强。年逾半百的魏明强是河南人,常年在枣庄市薛城区的中国铁路某局做建筑工人。两年前的初夏,他按照公司的安排到枣庄某工地参加施工,酒驾就发生在这期间。

技侦证据审查相关问题的思索求解

技侦证据审查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针对技侦证据审查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按照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脉络可以梳理出三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即技侦证据的横向移送审查问题、庭前会议对技侦证据的审查问题、纵向诉讼结构下对技侦证据的审查问题。针对技侦证据的横向移送审查问题,可以通过限制技术侦查启动频率、建立技侦证据强制移送制度等措施予以消除。针对庭前会议对技侦证据的审查问题,对于存在技侦证据的案件,强制召开庭前会议符合法理,且有助于实现诉讼价值、提升诉讼效率,庭前会议上可对技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我国法律也应写入召开庭前会议的命令性规范。针对纵向诉讼结构下对技侦证据的审查问题,依照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技侦证据应进入到庭审程序接受审查,并且要坚决排除非法获取的技侦证据。技侦证据的审查模式可划分为一般审查、采取保护措施的审查和庭外核实,三种模式存在位阶顺序,即主要采取一般审查,特殊情况下采取保护措施的审查,庭外核实则作为纾解双重目标紧张关系时的必要补充。

旺苍县:立项监督护航产业集群建设

查处直接责任人30人、领导责任人7人、不法企业老板5人,其中2名党员干部和5名企业负责人被移送审查起诉,挽回经济损失110余万元。这是近年来旺苍县纪委监委对米仓山茶全链条百亿产业集群建设开展立项监督的结果。米仓山茶全链条百亿产业是旺苍县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事关全县乡村振兴事业大局。然而,县纪委监委在开展监督检查时,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破解问题,旺苍县纪委监委决定开展立项监督。

把检爱阳光洒向未成年人

品牌名称:“油城·童心圆”检察院: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有时会遇到一些让人揪心的事情。我们曾经办理过这样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小月(化名)是一名未成年妈妈,15岁未婚生子,因抚养困难,她决定将孩子送养,并收取了4万元的“补偿费”。可就在送养当日,小月又后悔了,她想把钱款退还,把孩子要回来,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小月只能报警。虽然孩子最终要回来了,可小月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刑事诉讼统一证明标准论纲——兼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者商榷

多数学者提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这种观点不妥。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确是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也要跟在他国身后亦步亦趋。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司法生态环境,认识论不能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并且不同办案主体深受探究案件事实的能力、程序分流机制设置、侦办案件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坚持不同诉讼阶段统一的证明标准,这更利于防止错误追诉、防止错判、防止更大量的案件进入审判从而带来的案件发回重审。

驳刑事诉讼多层次证明标准论

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司法生态环境,并且由于认识的问题、探究案件事实的能力、程序分流机制设置、侦办案件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坚持不同诉讼阶段统一的证明标准,而不能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这有利于防止错误追诉,防止错判,防止更大量的案件进入审判从而带来的案件发回重审。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统一论探析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一些法治发达国家也确实是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也要如此。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司法生态环境,并且由于对认识问题的理解、探究案件事实的能力、程序分流机制设置、侦办案件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坚持不同诉讼阶段统一的证明标准,这也有利于防止错误追诉、防止错判、防止更大量的案件涌入审判。

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者的商榷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按照不同的诉讼阶段设立不同的证明标准,一些法治发达国家也确实是如此。但就现阶段而言,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司法生态环境,并且由于对认识问题的理解、探究案件事实的能力、程序分流机制设置、侦办案件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坚持不同诉讼阶段统一的证明标准,这有利于防止错误追诉、防止错判、防止更大量的案件进入审判。

民事审判程序审判人员深层次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研究

民事审判程序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民事审判程序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重点从审判人员表面违法行为转移至深层次违法行为,有助于发挥该项制度应有的功效,实现其设立初衷。在对民事审判程序审判人员深层次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范围进行明确后,针对线索发现难、案件办理难等问题,归纳总结线索发现途径、监督路径及监督方式,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手段,完善相关机制建设,实现监督效果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