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出罪的内涵重塑与判断标准

随着犯罪治理多元化进程的加快,程序出罪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在实体入罪的同时通过程序出罪实现犯罪治理多元化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既有研究未能妥善解决程序出罪的概念共识问题,导致程序出罪的理论基础不清、适用范围不明、体系协调性不足。对此,应通过逐级分析“不入罪”与“出罪”,以及“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的理念差异,凸显程序出罪的独立性。程序出罪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因裁量性程序终止行为使行为人在法律意义上无罪。因存在犯罪阻却事由、法益恢复事由、证据不足、欠缺诉讼条件导致的法定性程序终止因不具有个案利益衡量特性,与程序出罪存在本质差异。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程序出罪的判断标准,处理好不同属性利益之间的衡量问题,即制定不同出罪情节的叠加适用标准,以及出罪与入罪情节之间的冲突衡量标准。

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合规不起诉中的程序出罪理论探析

合规不起诉作为赋予涉罪企业出罪机会的诉讼制度创新,其正当性备受质疑,而解决该争议需阐释程序出罪理论这一法理根基。程序出罪是指刑事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对罪与责的规定,赋权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犯罪案件非犯罪化处理,我国的酌定不起诉、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域外的暂缓起诉、暂缓判决制度,都是例证。在积极刑法观的推动下,犯罪圈扩张引发“过度犯罪化”的社会问题。程序出罪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直接式出罪与暂缓式出罪、公诉出罪与审判出罪等多样化的程序路径能弥补实体出罪灵活性的不足。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当作为合规不起诉试验的立法选择,通过内嵌限制性机制避免“程序消解实体”的风险,以“暂缓式公诉出罪”应对企业过度犯罪化。

轻罪立法背景下程序出罪的正当性与路径

轻罪立法在社会风险治理中具有一定成效,但其带来的司法资源紧张、犯罪人口扩增等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应警惕。“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理念不失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剂良药,但在实体出罪面临诸多争议的当下,应当关注程序出罪这另一路径。程序出罪在弥补实体出罪不足、消解社会矛盾、修复受损法益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正当性。在具体路径方面,刑事诉讼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出罪方式,但由于我国的轻罪治理尚属起步探索阶段,在基础理论支撑、出罪路径衔接、配套设施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轻罪治理背景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程序出罪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犯罪治理态势发生重大变化,轻罪案件程序出罪的规范化运行成为我国犯罪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轻罪案件数量骤增的背景下,轻罪案件的程序出罪是能动司法理念、公共利益理念和犯罪预防理念在轻罪治理中的直接体现,但是,在当前的轻罪程序出罪运行中,面临着法律依据供给不足、制度规范欠缺、自由裁量权行使不规范等困境。为保障轻罪案件程序出罪的规范运行,应从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构建适合轻罪治理的不起诉程序体系和扩大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加以完善,以提升犯罪治理体系和犯罪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满足国家治理的总体需求。

我国企业程序出罪机制的多层级构建

刑事企业合规制度目前在各地相继试点,意图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避免水波效应、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秩序,该制度在我国引入的必要性已经是毋庸置疑了,但是刑事企业合规制度究竟以何种方式引入、将其放置于《刑事诉讼法》篇幅中的何处仍然值得学界探讨。将该制度置于企业程序出罪的框架下予以研究,探索企业程序出罪的一个新通道,结合我国实际再参考国外制度对该制度的具体流程和操作进行本土化改造,选择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对认罪认罚赋予新内涵,限定罪名范围,完善监督体系。

比较法视野下程序出罪的功能与结构

作为轻罪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检察机关裁量不起诉为代表的程序出罪制度在实体治罪之外延伸出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模式。在比较法视野下,程序出罪具有提升诉讼效率、促进司法协商、推动犯罪治理转型三种功能。不同功能主导的程序出罪在适用范围、规范结构以及出罪效力上均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程序出罪体系。我国当前以酌定不起诉为代表的程序出罪制度混同了诉讼效率、司法协商、犯罪治理等多种价值,制度结构欠缺层次性。对此,应明确不同不起诉制度的核心功能,并依此建构相应的制度规范体系,以功能结构主义塑造我国的层次性程序出罪体系。

论企业合规程序出罪

企业合规程序出罪分为事前企业合规出罪与事后刑事合规出罪两种类型。企业合规程序出罪的理论基础在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支撑、刑罚观向积极一般预防观的转变、需罚性理论下刑罚必要性的判定、程序出罪与实体出罪的分离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企业合规程序出罪存在放纵犯罪的风险、法院缺位损害程序正义的风险以及缺乏监管陷入腐败窠臼的风险,应当严格把控出罪要件和标准以设立出罪边界、构建司法审查制度以强化法院参与、多样监管以保证合规出罪的合法正当。企业合规程序出罪的实践路径可以从侦查阶段对于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的高度配合、检察阶段合规不起诉的分层次处理以及审判阶段合规程序出罪模式的探索三方面展开。

程序出罪事由的体系化解读

明确程序出罪的界定标准,需要澄清“程序出罪与出罪方式绑定”的误区,并且需要解构与反思“需罚性”标准和“自由裁量权”标准。程序出罪的界定应当结合具体出罪事由进行判断。《刑事诉讼法》第16条作为贯穿刑事诉讼法的出罪条款,既包含了出罪方式,也包含了出罪事由;既包含了实体出罪事由,也包含了程序出罪事由。对程序出罪事由进行体系化解读,可以以《刑事诉讼法》第16条为引,将出罪事由分为“情节判断型”“特定条件型”和“诉讼要件缺失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阶层性的程序出罪事由体系。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厘清程序出罪与实体出罪的界限,对实践中出罪方式的错用纠偏,为程序出罪理论研究作铺垫。

论醉驾案件的程序出罪

醉驾入刑带来了我国犯罪结构和刑罚分布的明显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刑罚溢出效应问题。针对醉驾入罪入刑过度问题,程序出罪较之其他出罪路径更能获得普遍认同。目前我国轻微刑事案件的程序出罪体现于公安机关的立案环节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环节,但存在较多问题。欲充分发挥程序出罪对醉驾治理的功能,需要从程序法理论上予以反思。针对以醉驾为主的轻微犯罪,我国有必要强化司法程序的出罪功能,使刑事诉讼从原有的圆柱状结构向漏斗型结构转化。需罚性理论可以为醉驾案件程序出罪提供相应的依据并框定程序出罪的基本逻辑。未来我国醉驾案件的程序出罪路径可以从区分醉驾案件的实体出罪和程序出罪、完善现有的程序出罪路径、挖掘潜在的程序出罪路径等方面加以完善。

以慎诉刑事司法政策为根据的程序性规模化出罪

国家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是实质性开启程序性规模化出罪进程并将此类出罪固定为司法常态的根本原因。我国刑事法律实际构建了刑事政策主导的分层出罪制度,属于程序性相对非罪化处断的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是受刑事司法政策双重叠加作用的出罪方式,在整个分层出罪制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实定法秩序上,支配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实际控制标准,是“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支撑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制度,是以刑罚需罚性为决定性条件的起诉裁量制度。慎诉刑事司法政策,是明确针对轻微犯罪、以实现程序性规模化出罪为主旨的专门刑事司法政策;实现立法入刑与司法出罪的适度制衡,避免落入微罪轻罪陷阱,优化刑事司法的犯罪惩治与犯罪治理之间的协调关系,是慎诉刑事司法政策无以替代的固有功能和核心价值。实体规范根本无法为程序性规模化出罪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实体规范中的入罪标准与程序规范中的出罪标准,是不同层面的标准,是具有不同功能、解决不同问题的标准,入罪标准是成立犯罪的标准,具有严格限制入罪判断的功能;出罪标准是在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判断公诉必要性的标准,具有审前程序分流、司法相对非罪化处断的功能。实体性入罪标准与程序性出罪标准的关系,实际可以简化为刑罚可罚性与刑罚需罚性的关系。细化程序性出罪必备条件,强化刑罚替代措施附加适用,杜绝检察裁决权违规行使,是规范推进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重要措施。其中,将“符合公共利益”增加为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必备条件,基于司法现实确定“可以免除刑罚”的实际控制上限,是关键性的具体措施。

暂缓判决程序探究——程序出罪理论的新探索

作为一种刑事出罪程序,暂缓判决程序在普通法系国家有着判例法和制定法的双重渊源,制定法规制下的暂缓判决程序不存在消解立法权、侵害被告人快速审判权、违背审判权消极属性等问题。作为法律规制下的“暂缓式”审判出罪程序,暂缓判决程序能够平衡实体法犯罪圈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是构筑刑事一体化视角下“实体入罪、程序出罪”立法格局的理性选择。暂缓判决程序符合我国法院“能动司法”和“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力运行规律,且有本土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现阶段,应重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暂缓判决改革试验,探索以暂缓判决解决企业合规出罪问题和醉驾犯罪存废之争,构建以暂缓判决程序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框架。

论我国轻罪案件出罪机制的逻辑与路径

轻罪化立法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结合轻罪特殊属性展开出罪机制建构是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以应然价值为导向寻求轻罪出罪的立法建构固然重要,但尊重现实从既有规范制度展开探索则更为关键。因此,必须正视当前轻罪化立法格局已然形成,司法重刑主义倾向并未得到有效转变的轻罪刑事治理客观现实,理性认识到推进轻罪出罪机制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内在理论逻辑。基于此,在轻罪治理理念上需以消极主义司法消解积极主义立法的客观隐患,实现以出罪思维优位于入罪思维的现实转变;在实体规范上应激活既有规范出罪功能,以罪量要素的目的性解释为关键,强化“但书”及免予刑事处罚等规则在轻罪治理中出罪出刑作用的发挥;在程序规范上,应以既有制度改革为契机,深度挖掘酌定不起诉等制度内在独立的出罪价值。

“出罪”的语境与界说

"出罪"是在我国古代的法律文献中大量出现,并且被现代学者所借用的一个刑事法律名词。但是因为语境的不同,不同的学者对它的界定并不一致,主要存在"非犯罪化说"、"正当行为说"、"实体出罪说"与"程序出罪说"等几种学说。解析"出罪"的语源和语境,可知"出罪"是刑事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或者法理,对进入刑法视野的疑似犯罪行为进行评价,而最终做出不追究刑事责任结论的司法过程和刑法解释过程。

风险刑法视阈下危险作业罪的立法检视与司法适用

风险社会催生了风险刑法理论,进而导致刑法介入不断提前以及犯罪圈不断扩张,危险作业罪作为生产作业事故类犯罪的前置性罪名应运而生。立法扩张可能造成自由保障不力,并产生犯罪泛化风险,这要求司法活动中应当贯彻实质解释原则,完善程序出罪机制,对危险作业罪中的构成要件要素作适当的限缩解释。危险作业罪中的危险物品应当以《安全生产法》的概念为依据,既要符合危险物品的形式要求,又要符合可能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实质要求。危险作业罪中的“现实危险”表明其为具体危险犯,对于法益的侵害应当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危险作业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过失,属于过失危险犯,这符合其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设置,也可以厘清危险作业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之间的关系。

刑事合规出罪事由研究

随着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为企业出罪寻求刑法意义上的正当性事由成为合规制度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刑事合规出罪的理论基础源于当前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风险社会下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和法益修复理论。强化刑事合规出罪化的功能,对于规避预防企业面临的刑法风险、优化企业犯罪的防控模式、减少“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等方面意义重大。企业承担责任的根源在于企业的管理监督过失和合规建设缺失,因而企业是否实施有效合规计划是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关键因素。应借鉴域外合规出罪的先进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合规出罪制度。

合规视野下我国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

伴随着合规制度的发展,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放过企业,严惩自然人”的政策导向下,以合规为依托的法人风险管理情况日益成为企业刑事归责的重要考量。归责依据逐渐向“法人”转移,归责重心也日渐向“法人之于自然人的影响”方面倾斜。相比之下,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方式无论是在实体法方面还是在程序法领域,都难以真正迎合合规制度的发展需要。对此,有必要立足于企业刑事归责方式的宏观转变,厘清合规视野下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间的内在关联。在确立法人拟制的基本立场下,寻求合规制度在主客观归责模式下的融合可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发挥刑诉法对涉诉企业的程序出罪空间。

刑事责任出罪功能的证立及其实现

刑事责任概念的空洞使其连接犯罪与法律后果的桥梁作用呈现虚置化状态,无法实现出罪之功能。程序出罪将有罪归于无罪,其实体法依据即为刑事责任的排除。刑事责任独立于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责任阶层,其考察对象为情节综合体,应确立实质、动态、反向的刑事责任观。刑事责任出罪的理念基础在于预防刑对责任刑的调节和需罚性的丧失,具有坚守犯罪构成的“质”性判断、聚合实体要素并以责任分配和责任消弭模式考察归责分配的意义。应建构层次性的刑事责任出罪路径,以不起诉制度的类型优化和范围拓展重塑裁量出罪体系,完善司法解释出罪规范以实现特定情形的程序出罪,加强个案裁判的实质审查以畅通疑难案件出罪渠道,由此实现立法入罪与司法出罪的有机统一,助力实现中国式犯罪治理现代化。

轻罪治理背景下相对不起诉制度的优化

近年来,犯罪圈层的扩张、犯罪结构的变化,使得轻罪治理成为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实体出罪未能达到预期治理效果,积极探寻程序出罪路径便显得尤为迫切。相对不起诉制度无论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还是实践维度,均与轻罪治理高度契合,成为重要的出罪依据,然而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范围局限导致适用率偏低、有效考察要件欠缺招致宽纵犯罪的潜在风险、行刑衔接不畅致使案件“后半程”工作质效不高等适用难点。为此,应通过扩大适用范围、制定合理考察要件、完善轻罪案件行刑衔接机制等路径优化相对不起诉制度。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下企业合规程序的出罪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与企业合规程序出罪具有理论契合点。二者不仅在规范价值上具有相通之处,也是回应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共同选择,同时起到了遏制白领犯罪的作用。实践中,二者需要与国外有关制度相衔接,主动规避海外经营风险。可围绕少捕慎诉慎押政策,提炼出法益恢复、有效合规、合规参与三种合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前期“少捕”、中期“慎押”、后期“慎诉”三层递进逻辑,构建合规程序出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