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序权利

程序权利是指为制约国家机关的权力 ,保障公民实体权利的实现 ,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中为公民设定的权利。提出这一概念的理论根据是公民权利的运行理论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程序权利进行不同的分类。程序权利的提出是对权利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划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提供了准确的分类标准 ;加强程序权利的研究 ,对我国法制建设特别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失信惩戒对象的程序权利研究

失信惩戒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从宏观层面对国家政策与政府行为予以关注的同时,理应从行政法视野出发就失信惩戒对象的程序权利进行设定。失信惩戒对象程序权利的建构存在合理的价值基础,能够保障与信用信息相关的实体权益,并预防裁量权在失信惩戒行政中的滥用,权利主体地位的确认更能提升其对失信惩戒行政过程与决定的认同感。结合当前程序权利规范实践与行政法基础理论,失信惩戒对象的程序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情权、申请权、抗辩权与异议权等。据此,应当强化失信惩戒对象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认知,科学、合理地配置失信惩戒机关的职能权限与程序义务,完善相应的程序权利救济机制,以保障失信惩戒对象行政程序权利的实现。

宪法应增设几项公民的刑事程序权利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通过宪法确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法治国家的标志。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 ,即公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权利。参考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二章应当增设无罪推定。

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我国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包括过程介入、平等对待、获取信息、说明理由、事实论辩、适当处置、权益处分和救济选择等方面的程序权利。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法律保护必须形成一个机制:树立程序正义的价值准则、强化行政主体的程序义务、完善行政过程的程序规则、建立实体权利的程序检测机制。

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正当性反思——以刑事程序权利保障为视角

从刑事程序权利保障角度而言,《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对不少国家和地区承认的不得强迫自证己罪权和拒绝证言权构成了威胁。我国《刑法》中长期存在这种损害刑事程序权利的罪名,值得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深刻反思。为提升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和正当性,刑法学研究除了需要内部反思外,亦需加强与宪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以及其他部门法学的交流。

论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

正当法律程序权利是美国刑事诉讼宪法性诉讼权利之一。普通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可以追溯到英国具有宪法意义的1215年《大宪章》。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创造性努力下,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已经不再是当初权利法案通过时的"在许多方面明显多余"的规定,它已经成为在刑事诉讼中要求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符合基本公平要求的系统性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利的宪法化

随着对人权保障的重视．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宪法对民事诉讼的导向作用、规范作用越来越突出．因侵害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利而获得宪法救济被许多国家所认可。与此同时．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贯彻宪法的价值理念．也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宪法上的裁判请求权保护已经成为近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最高理念。

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同一性——兼论程序价值的非独立性

本文以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比较为主线 ,从实体领域和程序领域的共同点———都必须进行事实判断———入手进行分析 ,从揭示事实判断的局限性出发 ,试图证明在诉讼中赋予当事人程序权利的目的 ,更在于能够更好地发现真实 ,从而实现诉讼的目的———解决纠纷 ,达到对实体权利的确认或维护。之后 ,本文试图通过论证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赋予或实现 ,背后都有对资源 (成本 )、实现的难易 (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事实判断接近真实的难易 )以及对社会主流的、基本的价值观的考虑 ,从而证明它们具有同一性。最后 ,文章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相对于实体权利而言 ,程序权利是第二位的权利 ,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

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传统的行政法制观念,片面追求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而忽视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的保障。现代行政法应重视保障权利与追求效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赋予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程序中获得公正对待、陈述、申辩、程序对抗等权利,以防止和对抗行政权力恣意行使而侵犯相对人权利。

大学生程序权利保障中的缺失及制度对策

本文从大学生程序权利保障的缺失出发,本着优化纠纷解决途径的目的,进而对保障的制度构建进行探讨,以期对保障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实现教育法治化、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有所助益。

小额诉讼程序完善路径探析——以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为视角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制定有小额诉讼程序,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我国随着案件数量的剧增,小额诉讼程序从2011年就开始推行。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小额诉讼程序设计中,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缺位。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完善路径,应该从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程序权利的保障,提高当事人对司法的参与度,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小额诉讼程序的良性运转。

保护大学生的程序权利 落实中央十六号文件精神

保护大学生的程序权利,以程序正义的理念指导教育中的制度问题,可以探索和创新大学生管理的方式,发挥制度的激励和协调的作用,为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

小额诉讼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保障研究

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严重忽略了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导致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的吸引力下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极低。小额诉讼程序在追求诉讼效率的同时,应遵循保障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尊重当事人对私权纠纷的处分自由、注重权利的操作性与救济性等基本原则;在此理念指引下,明确赋予当事人充分享有管辖异议权、程序异议权、合意选择权、委托代理权、最低限度参与庭审权和审级救济权等基本程序权利,并完善各项权利的具体程序设置。

行政第三人的程序权利及其司法保护

私人的程序权利是其拥有的公法权利的重要构成。在双边法律关系下,有关程序权利的讨论,常在程序瑕疵的实体法效果和司法审查的双重视角下展开。在三边法律关系下,程序法关系与实体法关系共同呈现于行政处理私人利益的多边冲突框架下,对第三人程序权利的司法保护,不仅需要考虑程序权利是否具有独立性的问题,还应避免对一方程序法地位的强化不当缩减甚至牺牲利益相对方的实体法地位,避免程序瑕疵的风险分配成为利益冲突权衡框架下决定风险分配的唯一要素。在公权论下,第三人的程序权利与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一样,原则上仅具有相对性,绝对的不依赖于实体决定的程序权利只是例外,法院对程序瑕疵的审查不能摆脱实体决定而进行。在保留法院实体审查空间的同时,程序权利的保护目标可通过尽可能开放诉权、更多地承认绝对程序权利以及压缩法院对实体内容的审查等方式实现。

论弱势群体的程序权利保障

近年来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和救济途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领域都有丰富的论证和实践。然而，少有学者关心如何将这些实体性权利或者利益分配真正落实到弱势群体身上。本文试图以法律程序理论为支撑，从决策主体的资格赋予（选举和被选举）到权利的设定（立法／政策制定）到权利的实现（行政执行／公众参与）再到权利的救济（司法）为弱势群体架设一座通向实体性权利的桥梁，在法律程序上给予充分的权利保障。

浅论禁止滥用民事程序权利的法理基础

滥用民事程序权利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国虽仍是一个低诉讼国家,但每年受理的民事案件中有滥诉嫌疑的在数量上呈逐年增长之势,其负面影响也极其深广。立法上的空白无异于纵容,滥诉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侧面说明了对滥诉行为应当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和立法规制。本文从禁止滥用民事程序权利的法理基础出发,探讨建立我国规则滥诉行为机制的合理性。

我国知识产权诉讼飞跃上诉制度的立法完善——基于当事人程序权利救济视角

知识产权飞跃上诉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目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缺乏立法依据,与立法法等上位法存在冲突。在今后立法完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在民事诉讼法或知识产权特别审理程序法中将飞跃上诉的基本制度构成予以明确规定,使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救济。

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的缺失与平衡

一、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建立要解决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首先应关注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因为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参与诉讼的程度直接决定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多少。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

算法行政中相对人程序权利的“困”与“路”

算法嵌入行政程序中,推动行政方式由传统的“人—人”互动式向数字化的“人—机”互动式演进,衍生出以自动化决策为外在表象、以算法驱动为内在基础的算法行政。这一系列变化导致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受到冲击,让相对人程序权利的实现面临困境。此类困境之成因,既源于算法技术本身固有的缺陷,亦因既有法律存在不足。为恢复行政程序中的价值理性,可以从宏观价值引导、中观立法跟进及微观主体约束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与实践。

智力成果权利化的程序难题及其破解

智力成果权利证成主流学说的演进历程,说明了意志论和利益论的解释力与影响力,但也呈现出知识产权领域对现代权利理论的更新调整缺乏跟进的缺憾。权利程序理论实现了从实体问题向程序问题的范式转换,建构了主体平等参与、利益评价及规范程序构成的基本模式,但该模式还存在对平等参与的关注局限于形式公平、利益评价仅以个人利益为对象和规范程序只针对立法过程等缺陷。将实质公平的考量、制度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铺陈以及司法在规范程序中的促进作用,纳入权利程序理论,将补足其存在的理论盲点与逻辑缺陷。以此为据,可归纳出智力成果权利化的程序难题:参与主体的两分结构与修辞表达、利益内涵的多重属性及外部冲突、法律移植的历史局限与文化碰撞。相应的破解之道在于:参与主体的全面罗列与类型界分、利益内涵的澄清与义务履行的实现以及通过疑难案件的裁判实现立法与司法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