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祭天礼制背景下程颐祭礼与天理的建构

王安石以天道-人道贯彻祭天礼制,元丰祭天礼制据此对郊祀-明堂二元结构在天帝关系、配帝、祭器等议题上进行变革。程颐认同王安石和元丰祭天礼制的结构,但他基于天理观念将王安石的天人二道统摄到生成一理,又将王安石和元丰礼制区分的郊祀之“天”与明堂“上帝”指涉为同一个天理,并且在礼制上具象地呈现。元祐年间,程颐又将一岁四祭天的生成之理的原理贯彻到祭祖礼中,呈现为其独特的冬至始祖、季秋祭祢。程颐的祭天礼制学说在重新定义政权合法性根源之“天”的同时,也是其天理内涵的重要背景。程颐对天子祭天与士大夫祭祖的一体化和一致化贯彻和建构,深刻影响了此下政治社会中祭礼的形态。

程颐“作文害道”说新论

程颐将“作文”视为“玩物”,明确提出“作文害道”说。(程颢、程颐:《二程全集》,崇文书局2021年版,第193页)此说深受后人诟病,学界普遍认为程颐出于理学家卫道目的而取消了文的存在价值,“甚至连‘载道’的工具性特征也丧失殆尽”(朱军:《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4期)。其实,程颐并未否认“文”的价值,他极其推崇“四书五经”等圣人之文,认为涵尽天下之理,皆为不可易之至论。他反复强调由经以求道,“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二程全集》,第481页),肯定经典之文是学者通往圣域的门径和阶梯。程颐也并未否定“文”的“载道”和“明道”功能,明确提出“经所以载道也”(《二程全集》,第76页),“立言,所以明道也”(《二程全集》,第955页),肯定经典是载道工具,是为明道服务的。

程颐《春秋传》及其《春秋》诠释学

程颐乃《春秋》宋学之推助者,视《春秋》为“圣人之用”,以为学者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其曾揭示治经之要领,如“《传》为案,《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凸显了《左传》解经之功能。晚年著《春秋传》,阐发正人伦、谨名分、尊周王、攘夷狄诸大义;且持天理、人道取代微辞隐义,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称或不称之笔削,与夺进退、褒贬劝惩之指义,抑纵、微显相反相成之笔法,事同则辞同、事同而辞异诸书法义例,观百物、聚众材与张本继末、系统宏观之比事属辞解经方法,程颐《春秋》学多有具体而微之提示。

“灭人欲”与“御人欲”:程颐与叶适“欲”思想比较研究

程颐与叶适分别作为程朱理学与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二人在“欲”思想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程颐否定“欲”为人之天性,将之限定于气质之性范畴,用以揭示人性之恶的由来,最终确立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宗旨;叶适认为“欲”是人性之固有内容,强调在齐家治国中通过有效手段“御人欲”。这种差异的形成与二人各自所处之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程颐聚焦中唐以来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塌,以及王安石变法对宋神宗与士大夫群体利欲之心的鼓动,故而强烈呼吁“穷天理”“去人欲”;叶适则心忧南宋长期面临的内外危机,以及与此危局极不适宜的苟且偷安、空谈心性的士大夫群体,积极提倡修实学、行实政、成实德的事功思想,主张“内外交相成”,以“御人欲”。

“说书崇政”与程颐政治观的形成

“说书崇政”是程颐政治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此事件之前,在野士人程颐在其兄程颢的影响下提出了限制君主“私欲”的想法。这种想法的背后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说书崇政”使程颐完成了由布衣而卿相的转变,而国家机器的运行、教化君主的碰壁以及上层统治者的不作为都对程颐造成了沉重打击。晚年告别官场的程颐,政治观念趋于完善,尤其是在“女主专政”“格君心之非”等问题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宋君子有党论的困境及程颐的反思

程颐朋党论是他对北宋党争及君子有党论反思的结果,他要解决的是北宋君子有党论内在的双重困境:第一,在“各以类聚”的意义上,“君子有党论”同时证成了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的正当性;第二,北宋党争表明“君子有党→君子同道”的现实逻辑颠覆了“君子同道→君子有党”的理论逻辑,从而导致党同伐异的恶性党争。程颐用“阴必从阳”的阴阳之理来规范“各从其类”的自然之理,解决了第一个困境;他又提出君子当以教化小人为己任,以“赏功勿用”的原则来对待小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第二个困境。

从“濮议”看程颐早期礼学思想

随着汉唐经学的日渐衰落,宋代礼学呈现出与前朝不同的特点,逐渐由重训诂转向重义理,这一点在“濮议”中得到充分体现。“濮议”是英宗时期围绕濮王封号问题产生的一场重大的礼制之争,宰执与台谏官在“情”与“礼”的认识上矛盾激烈。“濮议”期间,程颐代彭思永上书反对“称亲”,兼顾“情”和“礼”,将“礼”融入“理”中,从天理的视角来看待“称亲”问题。程颐梳理了礼与理的关系,并将其纳入自身哲学体系中,其思想对宋代礼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熹“仁”“公”关系的体用之辩--兼论与程颐“以公言仁”说之异同

面对佛老二学的挑战与重建仁学传统的要求,朱熹针对程颐“以公言仁”说,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性体层面诠释了“公”为“仁体”之显现。“公”自“理”出“,仁体”只有具备“公”的性质去除私欲,才能推至天下作为一种普遍意义的德性理想。朱熹从工夫层面入手,诠释了“公”为“仁体”实现之方,要重视“克己”之实践进路,试使仁之公理内化于人自身之中。沿此条路径出发,朱熹最终将“公”落实到了具体的道德主体--人,以仁之恻隐之心合公之公理,补充了程颐思想中的理论缺口,以体用兼备的整合视角,完成了“仁”与“公”的相统一。

程颐“格物致知”思想新探

程颐在表彰《大学》时重点对其中的"格物致知"思想作了诠释发挥。在程颐"格物致知"思想中,所格之"物"主要不是客观世界的"物",而是道德世界的"事",因此所致之"知"并非关于外部客观世界的"知识";程颐所格之"物"虽然主要是道德世界的"事理",但格物的方式——"思"实质上发挥着变化气质而使内在天理呈显的作用,因此所致之"知"也不是关于道德的知识或道德意识,而同样是对内在固有道德本性("天理")的明觉。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看程颐理学的精神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程颐晚年提出的重要命题,集中体现了程颐理学的基本精神。在这一命题中,"体"、"用"关系主要是指"理"、"事"关系,理为体,事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是心性本体在道德创造中与道德行事构成的互为一体、不可分离的关系。准确理解"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内涵,对于把握程颐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程颐易学中的历史哲学思想探析

本文对北宋大儒程颐易学中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程颐最重要的著作是其《易传》一书。通过阐发《周易》的思想,程颐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历史价值和评判标准、历史本体与历史现象等历史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程颐的历史哲学是其整个易学思想体系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他以自己易学观为指导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考察的理论结晶。

论程颐易学对王弼之学的继承

《周易程氏传》是理学家易学的代表著作。《程传》作为义理易学的著作,其学术思想直接渊源于王弼。程颐《周易程氏传》与王弼《周易注》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以人事明天道等方面有学脉关系。

经史之别:程颐与朱熹《春秋》学之歧异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可见,朱子理学虽为程颐之嫡传,至其论《春秋》,则于传承程颐《春秋》学的胡安国,多有批评。不过,朱子虽不擅《春秋》,犹颇有议论《春秋》的文字。因其理学上的尊崇地位,故其《春秋》议论对后世影响亦不小,形成宗朱一派《春秋》学。大概自宋、元以降,治《春秋》者,或宗胡安国《春秋传》,或宗朱子,形成两派完全不同的春秋学脉络。近代以来,学界素以程颐、朱子为理学大宗,然就春秋学而论,则程、朱之持论全然相反,盖程子以《春秋》为经,而朱子多视《春秋》为史也。

苏轼与程颐易学思想之比较

苏轼和程颐在北宋中期影响非常大,他们分别是蜀学和洛学的创始人。苏轼和程颐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也非常有影响,由于二人学术思想体系不同,他们在易学解释原则与方法、思想与运用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通过对苏轼和程颐易学思想的比较,由此也可以反映二人在学说体系方面的差别。

程颐境界哲学的理性之维——兼论二程境界的不同取向

程颐与程颢虽然同为理学奠基人,但代表着不同的境界取向。与程颢提倡直觉主义、偏重即本体即工夫的体悟不同,程颐重视形上形下的区分、性情理欲的辨析以及心对性的认知,偏重于形而下的细密工夫,突出严格的日常规范践履,呈现出谨严、敬重、刻板的理性主义特征。程颐的敬畏境界所凸显的是一种规范性的道德境界,他将现实的伦理规范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赋予其绝对、必然的意义。

苏轼“蜀学”与程颐“洛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

元祐更化后,反变法阵营发生分裂。蜀、洛两党交恶,矛盾公开化。两党交恶,表面上看源于权力之争,而更深层原因则在于“蜀学”与“洛学”在思想领域里的尖锐对立。作者深入分析了苏、程两家对《中庸》这一儒学经典的不同认识与看法,试图阐明蜀学与洛学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形成对立的根源所在。

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教育思想引证与疑义

《颜子所好何学论》已经奠定了程颐思想的基本框架。遍观语录和文集 ,正是对《颜子所好何学论》的深入阐述。而且 ,从结构上看 ,《颜子所好何学论》正是一篇教育学论文 ,除“格物致知”外 ,程颐的整个教育思想表述得完整而清晰。本文考证了《颜子所好何学论》的写作时间 ,并援引语录和文集作为佐证 ,对《颜子所好何学论》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 ,最后对程颐以及整个理学教育思想中的立志问题、形而上学的道德预设问题、道德责任问题。

新世纪以来程颐思想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程颐思想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角度不断创新。学界认为,程颐"洛学"与"佛学"、"新学"、"蜀学"以及闽学、理学等其他学派关系密切。程颐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素质的教育理念,文学思想同样是程颐思想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理学思想也是程颐思想的主体内容,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