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平衡央地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迫切需要。选取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渠道作用路径和影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加深会显著抑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税收努力程度的降低会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负向效应,并且随着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加深会降低税收努力程度,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抑制效应。文章丰富了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税收因素的研究,揭示了财政纵向失衡通过税收努力作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路径,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提供了实际依据与决策参考。

税收努力、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利用手工收集测算的2011—2020年285个地级市政府税收努力数据匹配上市企业数据,分析税收努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税收努力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税收努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税收努力对于非沿海企业、财政支出占比和税收返还比例较高城市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市属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效应。第三,税收努力通过缓解资源错配有效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述结论表明,应充分发挥政府财税政策资源配置职能、建立健全政府税收征管机制和增强地方财政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税收努力视角下的税收增长之谜

采用2002-2007年除西藏外30个省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DEA方法测算出税收努力效率作为税收努力指标的代理变量，建立面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税收努力对于税收收入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税收努力程度每提高0．1个效率值，可使税收收入提高3．09%。

税收能力、税收努力与地区税负差异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区税负差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对地方政府筹集税收收入水平的差异尚有待深入研究。一般认为影响地区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有经济、管理、政策等。本文将税负差异分解为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两个层面,通过税收努力模型拟合估算我国省级地方政府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差异以及演变,评估各省税负差异程度。各省税收能力、税收努力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为合理评价地方财力、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依据。

转移支付、税收努力与企业避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笔者通过对1998—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和县级财政数据进行匹配,利用这一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当地企业避税的影响。我们发现,转移支付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与企业避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多,企业避税越多。其影响机制在于转移支付弥补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缺口,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下降,导致了更多的企业避税。转移支付占比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会少汇报0.15%的利润,即少缴纳0.15%的企业所得税。进一步将转移支付细分为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结果表明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企业避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作用更大,而税收返还对企业避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当地企业避税的刺激程度不同,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最弱。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努力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6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本文对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努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税制结构设计的灵活性不足使得一些地区的地方税收比率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脱节,失去了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2)我国大部分省份的税收能力被利用的程度整体偏高。这说明我国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不是由于地方政府征税努力不够造成的,而是由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造成的。因此,地方政府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主要应当从削减预算支出或者要求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着手,而不是一味的想办法增加税收。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

税负是影响企业活力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通过地方税收努力影响着企业实际税负。本文将收支分权、财政压力和转移支付纳入同一框架,采用2005—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差分GMM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所得税分成度量的收入分权会提高企业所得税负,转移支付会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支出分权和收支分权不匹配造成的财政压力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收入分权的影响在财政压力较大、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弱地区更为显著,新三板上市企业2012—2017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补充印证了以上结论。因此,从总量和企业层面考察财政分权制度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便于理解我国企业差异化税率的来源,为实现落实减税降费和保障财政收入提供政策启示。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资本错配

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我国30个地区2002-2017年数据为基础,本研究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探究了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资本错配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既有直接效应,又通过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对资本错配具有间接效应,即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降低扭曲了资本配置效率。

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努力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以2003—2014年我国28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测度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努力程度,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尽管2003—2014年各个地区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努力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但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地区间税收努力程度差异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努力在自发地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努力与中央税收征管集权显著负相关,与经济发展水平、中央税收征管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贸易开放度、地区财政支出规模及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正相关。

数字经济、税收努力与税收增长

本文主要探讨数字经济对税收领域的影响,并揭示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层面,一般来说税收努力对税收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数字经济对税收努力的影响可能表现为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所以数字经济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两种可能。在实证层面,笔者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和税柄法分别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努力程度,探讨了数字经济、税收努力和税收增长三者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抑制了税收增长,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此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抑制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此外,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税收努力是数字经济阻碍税收高速增长的重要机制。因此,要重视税收体系的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升,以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契机,创造出税收收入的红利。

税收努力、财政支出与城乡消费差距

税收努力是地方政府将税收能力转化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充足的财政收入才能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需求。利用中国2007—2018年30个省份的宏观数据,测度各省份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泰尔指数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实证分析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及机制,并选择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和宏观税负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税收努力主要通过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伴随着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宏观税负的提升而呈现显著的非线性负效应,当民生性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37.4%时,负效应显著提升,而随着宏观税负超过其门槛值时,负效应显著下降。

“省直管县”与税收努力——来自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利用中国2000-2014年1795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县财省管""扩权强县"和综合的"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省管县"扁平化改革,都对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分地区的检验结果显示,"省管县"改革对基层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其中,所有类型的"省管县"改革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县级政府提高税收努力,但却降低了中部和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在探讨上述结果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一是设计合理的转移支付补助模式,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作为拨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依据;二是构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各级政府的利益;三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改革模式和进度;四是将财政管理改革与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相结合,构建地方财力与事责的挂钩机制。

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努力及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关于税收努力的一个新的度量及其运用

本文在对转移支付的影响作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和分析了关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一个新的衡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即在其它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税收努力的程度可以用地方对公共品的需求弹性来刻画,随其增大而增大,随其降低而降低。在此理论基础上,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地方政府税收努力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实证结论表明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税收努力普遍降低了;地区收入水平越高、公共支出中来自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比重越大,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下降得越多。文章最后提出应当重视相应改进其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财政分权度与税收努力

基于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利用面板随机前沿估计法和面板熵值法测度了各省税收努力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而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努力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抑制了税收努力水平,且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省份和“流量竞争”阶段这种抑制效应更强;作用机制分析显示,财政收支分权程度的加深是数字经济发展抑制税收努力水平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税收努力的抑制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减特征。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税收努力水平的影响因素,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税收努力水平的效应、机制和特征的理解,同时为“数字中国”战略实施及税收努力调整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决策参考。

政府税收努力与税收高增长——兼论税收管理行为的规范化

本文通过把分税制改革前税收低弹性增长的阶段与分税制改革后的高弹性增长阶段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深入探讨了政府税收努力的决定机制,并将其应用于对税收高增长以及税收管理行为规范化等问题的解释。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目标上的差异是影响税收努力和税收增长的重要因素。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税制改革和企业财务制度改革,对政府体系税收努力水平的提高和税收高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地方政府税收管理行为缺乏规范化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需要通过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进行完善。

流转税税收能力与税收努力的区域差异——基于2006～2015年全国31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006~2015年的统计数据,立足产业划分角度运用代表性税制法对我国各地区流转税税收能力与税收努力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1)我国东、中、西部流转税税收能力与实际税收收入的增长中税收努力做出的贡献东部分别为1.12%与1.08%、中部为-1.28%与-1.31%,西部为4.49%与4.69%。(2)流转税税收努力最高的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税收能力则是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3)东、中、西部流转税税收能力与税收努力在均值与中位数上都存在显著差异。(4)2012年的营改增试点政策对试点省份流转税税收能力的增能效应是存在的,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基于断点回归设计的再考察

理论上,转移支付的增加会通过收入替代效应等渠道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进而削弱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功能。不过,由于无法准确界定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边界,以及无法有效处理两者关系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相关研究结论长期面临较大的争议。基于我国县级层面的财政税收和宏观经济数据,并结合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Fuzzy RD)的思路重新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其规模的增加都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进一步地,对应宏观层面税收努力的下降,转移支付的增加降低了辖区内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但主要影响地方政府具备征税权的企业范围。

财政纵向失衡、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

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新型央地财政关系是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均衡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收入行为。文章首先立足于中国式分权这一典型事实,从理论层面系统诠释财政纵向失衡、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其次,通过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和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均衡性转移支付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但财政纵向失衡却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随后,通过选择财政纵向失衡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之间是否会伴随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变化而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均衡性转移支付伴随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提升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呈现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即当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小于门槛值0.6098时,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而当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处于门槛值0.6098和0.7636之间时,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由正显著转变为负向,且当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大于第二个门槛值0.7636时,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负向抑制效应进一步显著增加。

资本价格扭曲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

随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推进,分析资本价格扭曲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有助于从市场化改革角度寻找优化地方政府财税行为的路径。文章从资本规模与房价渠道切入,构建资本价格扭曲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机制。利用生产函数法测度资本价格扭曲,结合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资本价格扭曲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资本价格扭曲会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且在西部地区、税收努力较小、财政收支规模较小的情形下,资本价格扭曲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幅度更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资本价格扭曲会通过抑制资本扩张和提高房价这两个渠道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

税收努力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搜集2002—2021年31个省区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LASSO回归测度税收努力,构建非线性计量模型考察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而财政缺口对二者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经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消费税、西部地区、低出口退税率地区的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形关系,增值税税收努力决定了总税收努力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未来推进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保持适度税收努力,稳定财政缺口,又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地方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