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的功能定位与立法逻辑

我国税法典编纂应坚持汇编型法典与体系型法典之间的综合方案,以提升立法质量、回应征管实践需求为核心。创制税法总则,确保必要程度的抽象性和引领效用;汇编单行法作为分则,尽可能维持既有立法成果和规范体系。税法总则应秉持回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品格,前瞻性地考虑征纳活动的疑难问题,规定对税收征管影响重大的税法基础概念、基本原则、基础制度等,以向法律适用者提供可资援引或参考的判断依据为其创制思路,加强其在分则规则回应不足情况下的规范补充角色;同时,保持一定的体系开放性,赋予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法律续造的空间,探索从税务执法和司法活动汲取总则制定和修订思路的创新路径,将其中可反复实践的一般性规则转化为税法总则的条款,实现税法典法律规范的更新迭代,提升税法典的包容度和回应力。

税法总则优于税法典:税法编纂的限度省思

税法总则所代表的税法编纂是否应在我国启动,一旦启动应选择何种法典化道路,需要阐明理论基础,提供实践方案,以为立法机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建议。税法编纂具有推动税收法定导向更高水平、高效简化税收法制、实现税法体系正义等治理价值,也面临税法统一性与开放性的矛盾长期存在,我国税法编纂环境依旧受到诸多限制等实践隐忧。税法编纂在域外代表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早已广泛盛行,只要我国宏观上始终保持合适的编纂尺度,微观上厘定妥适正确的编纂内容,税法编纂就应予以开启。税法编纂是税收法治的核心建设路径之一,相比规范主义进路和工具主义进路,功能主义进路更适合作为我国税收法治的评价与建设基准。在功能主义税法进路指引下,只制定税法总则、放弃制定税法典的半法典化模式是我国税法编纂的最优方案。

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纳税义务体系的构建

纳税义务体系是税法总则的基础性概念,是现代税收债法建构的核心范畴。纳税义务体系在主体内容上包括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和第二次纳税义务,与纳税义务有关的附随义务还有相关程序上的协力义务等相关义务。从程序上看,纳税义务的发生、履行与变更、消灭皆遵循税收程序法的明确规定,并因税种不同而存在差异。除了法定的明确纳税义务以外,在税法上还有类推适用与核定征收、溢缴税款与双重征税以及产生税收利息与滞纳金的特定情形,需要遵循交易实质、要件明确性和适度区分负担的原则加以解释和处理。我国应在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建构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纳税义务制度,并在具体税种制度中加以类型化并制定明确的规则要件,使得纳税义务体系在总则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理论与适用实现协调统一。

体系化视角下税法总则的结构安排与法际协调

在法典化视阈下,除了贯彻法治原则和纳税人主义,税法总则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税法体系化。有鉴于此,税法总则需要提炼基本概念,整理出规范编排的逻辑主线,税收债务和围绕其而建立的法律关系,可以帮助它实现这个目标,合理确定立法文本之体例。在该思路指导下,税法总则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原则和立场方面的一般性规定,包括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内容,其次是实体性规则,如纳税人的发生、变更、扩张、消灭等,最后是程序方面的基本要求。由于采用先分后统的法典化模式,税法总则需要考虑融入现行税法体系,处理好内容安排和法律适用问题。鉴于税法的主体内容属于行政法,税法总则还需要处理跟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的关系,并高度重视行政法法典化对税法总则的影响。

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立法的三个问题

《民法典》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法典化时代。法典化研究在多个法律领域都取得了进展和成果。随着税收法定原则加快落实,以税法总则为龙头的税法法典化被提上日程。税法法典化是历史的、逻辑的和现实的统一。其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近代历史以来世界法典化的普遍性规律。在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作为法典总则法、纳税人权利平衡法、税收行政行为规范法,又决定了其立法逻辑上有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特殊问题。在此基础上,税法总则应构建税法原则、纳税人保护、纳税义务、税务行政规范制定与解释等支柱性制度。

税法总则中的不可抗力制度刍议——基于新冠疫情下税务机关不可抗力税收政策的检索

梳理有关不可抗力的税收法律文件和我国历次重大自然灾害、突发疫情时期的税收征收管理和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可抗力缺乏界定、适用制度成本过高和制度内容缺失等问题,提出加强税法上有关不可抗力的基础理论研究、立法例上妥善解决不可抗力条款的设置问题、灵活运用税收执法中不可抗力的认定路径和建立不可抗力情形下税务系统应急响应机制等改进建议。同时社保和非税在不可抗力上也存在与税收政策相似的问题,改进措施可比对税收政策中不可抗力的解决措施。

税法总则立法的基本问题探讨——兼论《税法典》编纂

当前我国税收立法正在加快推进,单行税法有望近几年全面完成立法。制定单行税法只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步,为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呼应《民法典》的编纂实施,提高税收法律的体系化和科学化,实现税收治理法治化,有必要尽快制定对单行税法起统领作用的税法总则,并在此基础上编纂《税法典》。税法总则是税收领域的基本法、总则法、平衡法和总则编,应当处理好与《宪法》、财政法、行政法总则、《民法典》和《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协调关系,以法律关系为主线确定立法架构,着力破解税收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难题。要按照"两步走"的思路,汇聚万众智慧,吸纳中外法典精华,努力编纂一部展现我国智慧、体现时代特征、在国际上具有示范效应的《税法典》。

税法总则立法中的纳税人主义及其制度体现

在分散立法、集中编纂的模式下,税法总则立法是税法法典化的重要环节,其意义不仅在于统合税法规范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提炼税法的原则和立场。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中国,纳税人主义是税法之魂,也是税法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其核心即在于纳税人权利保护。有志于此,税法总则不宜满足于规范细节,而应在整体架构上有更多作为,如在税法形式方面,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维护权力机关对税收的专属立法权,保障税法本身的合法性;在税法内容方面,坚持公平分配税收负担,防止政府课税过度,维护税收的实质正义;在征收管理方面,坚持正当法律程序,严格依法征税;在实施保障方面,建立专门的纳税人保护机构,完善税务复议制度,同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构筑立体化维权机制。明确基本立场之后,总则对税法体系的统领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税法总则”的立法框架与特色章节

在编纂综合税法典的视角下,起草“税法总则”是必经的第一步;欲达此目标,比较法视野不可或缺。世界范围内税法体系的构成分为综合法典、通则法典、分散模式和中间模式四种。其中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克罗地亚及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六部税法典,就各法典规定的共同事项、多数事项、特有事项及立法框架展开比较,可以为我国“税法总则”立法框架的设计提供足够的启发。例如,依循“总论→实体法→程序法→救济法→处罚法”的主线采9章制结构,以及整体篇幅采“小总则”型、未来向“中间型”发展等。为顺应数字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回应国际税改最新成果而分别专设“以数治税与信息保护”和“国际税收征管协助与互助”两个特色章节,既满足新时代条件下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或许还可成为世界范围内立法框架的创新。

税法总则框架下纳税义务消灭的规范表达

纳税义务的消灭关涉纳税人切身利益,却长期缺乏体系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制定《税法总则》时详加考量。在《税法总则》中设计纳税义务消灭规则的重点是提炼纳税义务消灭事由并点明例外情形的底层逻辑,难点是处理好与民事义务消灭规则的关系。将“纳税义务的消灭”作为“纳税义务”专章的一节较为合理,但要处理好与《税法总则》其他章节、其他通则性法律和单行税种法的关系,避免规则重叠和冲突。《税法总则》立法应充实纳税义务消灭的一级事由并枚举典型二级事由,增加引致条款,对具体条文表述也要相应优化。

税法典目标下税法总则的功能定位与体系安排

税法总则作为未来《税法典》之总则法,对内可统领税收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有助于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对外可沟通其他法律部门,确保各项税法能融入国家法律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税法总则作为纳税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平衡之法,既可以通过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的落实,营造和谐互动的征纳关系,也可借由税法的规范性,提高税务行政的规范性与效率。同时,作为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之指导法,税法总则也有助于税收领域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在税法总则的体系安排方面,法学视角的体系安排应予重视。既要关注静态法律条文层面的体系安排,也应将法律关系的运转作为动态考察,厘清全面发挥税法总则各项功能所应具备的结构,并基于问题导向,科学谋划立法的具体内容。

税法总则目标下税收效率原则的功能定位与制度保障

凝聚改革共识、实现税法体系融贯、指引税法规则完善,是税法总则制定的基础。既往学术界对税收效率原则疏于关照,相关论述多借鉴自税收学成果,未在税法领域进行充分的体系构建,难以权衡实践中税收效率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间的冲突。税收效率原则以“弃实就虚”为特征,是资源有限背景下实现民主目标的漏洞填补方式,即:对税收法定进行“目的性扩张”,导向一种相对法定主义;对税收公平进行“目的性限缩”,体现为相对公平的要求。在建制逻辑上,既要遵循比例原则的理论检验,也要经由立法程序的共识凝聚与个案平衡的制度保障,实现税收效率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的统一。

当前关税法立法若干重要问题探讨

目前我国首部关税法即将问世。关税法在法源上应是关税领域的基本法律,在内容上应完整规定实体和程序制度,在体例上保持适中规模,在价值上平衡好征纳双方间的权义关系。关税立法横跨海关和税收两大法律领域,关税法出台后《海关法》应仅规定担保、保税监管等少量共通制度,对于《税收征收管理法》和计划制定的税法总则,关税法可以规定直接适用特定的共性规则。在国别比较的基础上,我国关税立法架构应以规范征税权为主线。关于关税法具体章节的重点难点问题,一是税则、税率应提高立法权限,从而落实税收法定要求;二是取消进境物品的行邮税制,与货物的关税制度相统一;三是减免税制度应单独成章,以规范各类型的减免税规则,并将保税等制度作为特别征收措施纳入其中;四是在征管程序中,关税确定程序应从征收程序中分离,并体现通关便利的海关改革趋势;五是将法律责任设为单章,增加责任减免制度以及完善海关行政责任。

2022年税法研究综述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税法学界就税法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就税法总论的研究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税法促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税法促进、税收立法与法典化、税制改革、纳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就税收实体法的研究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等主要税种的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就税收程序法的研究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完善、数字税收征管和税收优惠等方面。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税法完善的视角,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双支柱”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中的税法问题进行了研究。

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如何进入税法“总则”——规制时代税收法典化的困境及其破解

税法“总则”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实现税法体系化的基本形态,亦是税收法典化的基础性工程。然而,规制时代下“解法典化”的趋势,使得税收法典化陷入规范封闭性与现实开放性之间矛盾的困境。宪法基本国策条款的客观法秩序性质,使得其在具备规范拘束力的同时能够保持结构的开放性,赋予国家义务的同时通过“反射性利益”及其主观化来保护公民的权利。由此,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可以成为破解税收法典化困境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宪法财政基本国策条款确立的发展导向需要通过税法“总则”的立法目的条款予以具体化。在坚持适度法典化的通则法定位基础上,以量能课税原则、受益原则和国家辅助原则的多元互补重塑税收公平的内涵,并在程序保障之下,通过立法沟通机制,最终形成“规则—责任”相衔接的立法体例。

税法典体系结构的设计和创新

税法典体系结构是税法典编纂的基础工程和顶层设计,对于谋划和推进税法典立法工作具有重要引领意义。我国应当借鉴世界上税法典体系结构的成熟经验,立足中国实际和时代需要,秉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重视形式理性主义和领域法的指导作用,采取实质性、适度化编纂模式。以税收法律关系为逻辑主线,构建“总则-税种制度-征管与程序”三编制法典体系,以充分体现总则与分则、实体与程序等逻辑关系。应当充分运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构建以税收债务及其构成要件为核心要素的概念术语体系和一般规则体系,以兼顾法典的稳定性和开放性;设计保护纳税人权利、应对数字经济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等专门章节,保证税法典的时代性和开放性;构建统一规范、公平合理的税种制度、彰显正当法律程序的征管与程序制度等,从而更好地发挥税法典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为世界税法法典化贡献中国智慧。

税法法典化视域下中国反避税体系的重塑

在税法法典化的立法趋势下,现行分散立法模式下的税法体系迎来了重塑的契机。本文在全面梳理我国反避税体系重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其他国家(地区)先进立法经验,为我国反避税体系重塑提供了基本思路。本文建议采用顺应国际趋势的主客观二元标准的立法路径,在《税法典》总则编中设置作为税法一般规则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并将现行反避税实体规则及程序规则予以统筹、整合后调整至《税法典》的对应编章,同时对反避税重要概念予以立法明文界定。

税收法定主义的演进脉络、路径依赖与完整谱系

税收法定主义以“纳税人同意”为核心诉求,最早呈现为平等磋商式的直接同意,后于议会主权时代异化为代议式间接同意,在反思间接同意能否真正反映纳税人意志的基础上,直接同意以另种形式部分复归。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习惯在“依法行政”项下理解税收法定,早期片面强调依法治税,后将其与法律保留等同,但未从“纳税人同意”的角度加以把握以致此二要求均有形骸化之虞,契约式直接同意更为当前实践所轻视。2020年完成既有税种立法仅为落实税收法定的里程碑而非终章。以《税法总则》为代表的税法建制要彰显契约精神,循推定和参与两条路径探求纳税人直接同意,重心是以半数法则、“树果原则”拘束税收立法,使课税仅限于财产权“附有”社会义务的程度,同时为纳税人有序参与预留制度空间。

税收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诉求及其实现路径

税法法典化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平移式"税收立法完成后,提升质量将成为我国立法工作的重点,一方面要贯彻实质正义,强化公正平等、尊重人权、财产保护等原则,另一方面要加强税法体系化建设,促进内容完备、逻辑清晰、效力统一.法典化有助于同时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目标,符合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法治战略,应该创造条件大力推进.相对于其他法律领域,税法法典化拥有独到的便利性,但仍然需要科学规划、稳步前行.基于分步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除了完成形式上的税收法定任务,当务之急是尽快启动税法总则的立法.待税法总则出台、全部税种实现法律化、税收征管法完成修订,即可考虑正式启动税法典的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