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的“大心无我”“穷理尽性”的心性功夫论析解

功夫论是张载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张载心性理论在个人修养、实践层面的落实和体现。张载的心性工夫论是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与《中庸》的"至诚"、"尽性"和《易传》的"穷神知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整合和提升,提出了"大其心"的直觉体认方法。张载的功夫论表现为一个"成性"的修养过程,最终实现"至于命"的最高境界。

论牟宗三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解读

在《易传》中天人相通带有道德和理性的色彩,"生生"是天的特性,也是人的特性,落实于人就是人主体性力量的存在,牟先生指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正面的意义",即人通过道德实践而上达不已之"天命"与《易传》的整个体系符合。但是《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命"的本意更接近"命运"的意味,牟先生将"至于命"界定为"道德实践无法跨越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敏锐而忠实的。进一步对比《孟子》"天命"观,其内涵既有命运、命限的意味,又有道德的内容,并且是笼统的用"命运、命限"含摄"道德之正命","天"或"天命"并非全善。综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两方面内容,其与"尽心知性知天"有其一致性,牟宗三先生对两者比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总的来说,自孔子到孟子至于《易传》,"天"的神性和不可知的因素被逐渐的削弱,人主体性的强调和自信成为主流。

穷理尽性 趋臻妙境——陈玉圃《山水画画理》评析

《易经》系传“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蹦引，是从天地运行的规律推演出世事须遵循的法则，对理的阐发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影响后世至深。吸收儒、墨、道诸家思想的韩非提出理是事物的具体规律。在魏晋辨名析理的玄谈中，王弼认为理是事物的规律，郭象则认为理是必然性，即自然之理。宋儒张载强调理的客观性，认为“万物皆有理”，把理看成气化运动的规律，主张穷理。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理字也常被提及，

“穷理尽性”——论刘邵《人物志》中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

本文力图对刘邵《人物志》中一个被前人忽略的问题进行探讨,通过考察关于汉晋之交重要的名理学思潮,以及刘邵本人对此思潮的反映及其系统构思,指出了“穷理尽性”对于刘邵及其时代的特殊意义,即,“穷理尽性”在此时是被作为汉学余风所及的智识分类方法,而非后世的道德究极原则来使用的。

成玄英“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解

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广泛影响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题,蕴含着丰富的内容。重玄学的理论代表成玄英对此予以了积极的发掘,建构起了思想史上包容肯定的方法与否定的方法统一的精神创造,成为重玄学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张载与二程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解析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北宋儒学复兴时期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命题。张载、二程作为理学的创立者,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相当重视并进行过多次讨论。在他们的讨论中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从表面看似乎是:张载主张修养工夫的阶段性,而二程反对张载的说法,但这种分析与二程实际的修养工夫并不完全相符。因此,他们分歧的根源在于张、程本体论建构的不同反映在修养工夫方面的差异。张载以太虚为最高本体,"理"只是其哲学体系中的次级范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以人合天"的修养工夫的三个阶段。二程将"天"与"理"融合为一体,"天理"成为其最高本体,这样,"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才可以"三事一时并了"。

从“浮光掠影”到“穷理尽性”——对图片导入作用最大化的思考

教师常常通过一定的手段,设置或再现与文本相关的学习情境,建立文本内容和学生经验的有效联系。要快速进入情境,课堂导入的设计就成为情境建构方式的重要方式。得益于多媒体、电子白板等技术应用的普及化,以往只能用教师精心预设的导语或挂图实现的情景构建,今天却可以通过图片、视频等手段轻易实现。图片,作为寻找资源最方便,也最容易建立与文本联系的媒介,被老师们广泛应用于导入设计。

湖南理工学院:止于至善,穷理尽性

校训是广大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是一所学校教风、学风的集中表现。湖南理工学院的校训是“至善穷理”。“至善”来源于《大学》,是指做人要达到完满的道德境界;“穷理”来源于《易传》,是指治学要穷尽天下之理。在湖南理工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我深刻地感受到学校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校训传达的理念。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湖南理工学院坚持“以本为本”,扎实推进产教融合,是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本科规划高校之一。

张载人性论特征新探

在宋明理学家中,张载是最先系统重构儒家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以其"自立新说"而著称,突出展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天道观为基础,解决了人性的来源问题,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天人合一;二是张载认为人性"合"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两"而成,二者之间形成蔽覆与被蔽覆的关系;三是张载于"知礼成性"外还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题,使其人性论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什么是教育哲学的特质

教育哲学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通过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体悟出来的教育智慧,是“智慧的探索”。教育哲学的特质体现在:它是关于“穷理尽性”的学问;是关于构建必要的教育乌托邦的学问;是关于“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的学问。

论王通思想对儒家心性学说的推进

两汉之后,儒学因忽视对人性和心性的关注而陷入困境。王通致力于恢复儒学的精神传统,重申儒家对人道的弘扬,阐发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在探索道德实践的过程中深入心性层面,初步以心性为平台确立德性养成的依据,形成以心性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推进了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和道统的延续。

人的超越性

世界就是自然。它自然而然地存在,自然而然地发展。从自然中生成的人类,却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把世界变成“人化了的自然”。为了让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从这个自然而然的世界中去探索真(为何如此)、去寻求善(应当怎样)、去实现美(是与应当的统一),把世界改造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的世界。“同天人”,“合内外”,“穷理尽性”,“万物皆备予我”,这实在是人对世界这个自然的超越。人生也是自然。“人之生,气之聚也,聚侧为生,散则为死”,生生死死,自然而然。从自然中生成的人类,却要认识人生、

论理学文论话语的建构

理学文论是指程朱一系的宋代新儒学的文论思想与话语。理学文论话语的建构决定于理学家重建儒家思想与信仰的问题、观念和方法,而理学的核心范畴是理,理一分殊、格物穷理、穷理尽性则是理学建构其思想系统的三个环节和命题。理学家试图据此重建儒家的思想权威进而重建社会与文化秩序,也希望据此重建儒家的文统。从理一分殊的命题发展出理学文论以理为本的本原论,认为文虽别为一物,但与理存在通贯性,进而要求自然而然地呈现心与理一的心灵境界。由此形成的文必然呈现出自然平淡的风格,而这种类型的文也必然可实现格物、穷理、尽性之内在目的。

程颐人性论研究

程颐言“性”有着“本体”与“工夫”上的双重维度:在“本体”层面言“性”,其主要关注的是人之善恶本原的认识问题;在“工夫”层面言“性”,其关注的则是人之如何成圣的实践问题。从“本体”高度言“性”,将“理性命”与“心性情”问题并重,主张“尽心”是“尽性”的前提,强调“穷理”与“尽性”的统一,在“工夫”上重视“存养”,是程颐人性论的最大特色。而其人性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中晚期诸儒言“性”之巅峰,离不开其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系统化总结,更离不开其对汉唐北宋诸儒言“性”成果之消化与吸收。从实质上来说,程颐的人性论既是对孟子、韩愈、李翱、程颢等人言性观点之继承与超越,又是对荀、扬之批判,更是对《中庸》与《易传》言“性”思想之综合发展。

文中子心性思想论

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发展到隋唐阶段,其中心议题是心性论。面对佛、道思想的挑战,隋末大儒王通积极弘扬儒家的内圣心性思想。他认为"道难进"是因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需要"穷理尽性"、"以性制情"来"正心复性",同时他提出"诚、静、恭、诫"等一系列心性修养工夫也是达道的必要手段。他建立的心性论体系,为儒家心性修养在新的时代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后世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思想的发展很多启发性创见。

晁迥与宋学儒佛思想的渗透与宋学的形成

晁迥与宋学儒佛思想的渗透与宋学的形成漆侠宋学是在儒家思想同佛道两家思想长期既相斗争又相渗透的情况下产生的。在《释智圆与宋学》一文中，我曾以北宋初年的释智圆为例，说明佛家思想之向儒家思想渗透，并由此论述了释智圆对宋学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独有偶，作为...

刘沅易道会通思想研究

刘沅是清代巴蜀地区的重要学者,毕生致力于构建以易学为核心、以儒学为本宗、儒释道相互融通的恢弘学术体系,易学与道教的思想文化会通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沅敏锐地洞悉到"穷理尽性"是贯通儒道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他以《周易》为津梁,通过"先后天之心""取坎填离"和"存心养性""存神养气"两组概念的对比分析,研究儒道之间的互动、融合,推动了易道会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论唐甄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

(一) 宋明时期,理学大兴。理学家们死诵经典,坐而论道,空谈性理,不务事功,言古不及今,言学不及治,言知不及行,形成一种极其恶劣的学风。与这种学风相适应的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猖獗到极点。旧的思想理论对人们的禁锢,激发起人们以更大的理论勇气,去进行新的探索和开创。明清之际,一股新兴的社会进步思潮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了,一批具有启蒙精神的思想家也同时涌现出来了。这些思想家正视现实,敢于批判。王夫之宣言:“六经责我开生面”。顾炎武“感四国之各虞,耻经生之寡术”,力主批判“空虚之学”。颜元重视“习行”,提倡“实学”。在这一批思想家中。

《人物志》初探

三国时,魏刘邵著《人物志》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重要著作。这部书没有通过臧否人物去评论社会政治,而是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谈论如何正确识鉴人才,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人才学著作。 (一) 刘邵在荀彧门下为计吏时,反对以日蚀等怪异现象解释朝会问题(《三国志·魏志·刘邵传》),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他识鉴人物即以古代“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形神观点作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