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建德大量任用隋官僚是在擒杀宇文化及后吗

《辞海》关于窦大量任用隋官僚始于何时的说法,似欠妥当: “擒杀宇文化及后,大量任用隋官僚,遣使到洛阳朝见越王侗,在战争中‘每获人士,必加恩遇’。”据《旧唐书·窦建德传》所载: “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资治通鉴》炀帝大业十二年:“先是,群盗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建德善遇之;……”我们知道,《旧唐书》是隋唐史研究中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其史料价值远高于《新唐书》等;《通鉴》一向享有较高的声誉,隋唐史研究亦常以之为据。据上二书得知,窦擒杀宇文化及父子在武德二年;而上引大用隋官士人的史料。

关于窦建德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马驰同志商榷

窦建德是隋末唐初的重要人物之一,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史学界的正确评价。1980年,马驰同志发表《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一文,对窦建德提出了新看法。然以笔者浅见,马驰同志的评价仍失之于偏,很有商榷的必要。

略论窦建德“夏”国号

窦建德借助玄圭之锡的符瑞,建立夏国。玄圭之锡源出于《尚书》,本为对功臣之赏赐,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成为帝王受命的符瑞。在隋唐之际,存在窦姓源出少康的说法,而少康即夏禹之苗裔。窦建德建国为夏,正是以大禹之后自居。窦建德建立夏政权,也对隋唐之际的政局也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浅析窦建德及其夏政权

隋末起义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隋王朝也随着农民起义土崩瓦解。窦建德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三大领袖之一,其建立的夏政权为后来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表明,夏政权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农民政权。它的建立,既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又具有农民政权的示范作用,表明我国农民阶级有了新的觉醒。

窦建德及其封建正统意识

窦建德作为隋末农民战争三大主力之一——河北起义军的领导者,曾立国布号,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统治。当地农民群众曾为其建庙刻碑,深表敬仰,直到唐文宗大和年间,即其败亡二百多年以后,仍“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可见深得民心;而窦建德在起义过程中却曾称臣于炀帝,并厚遇隋降臣及士人,体现了浓厚的封建意识,这似乎很矛盾。对此。

窦建德武牢之败原因试析

公元621年5月,窦建德率领的大夏军与秦王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在武牢(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展开了一场恶战。夏军溃败,窦建德被生俘,部下折损大半。武牢之战虽未发生在大夏势力范围之内,却直接决定了大夏政权的覆败。同年7月,逃回首都洺州(今河北永年东)的大夏军余部在尚书左仆射齐善行、右仆射裴矩、行台尚书曹旦率领下举山东之地降唐,大夏政权就此覆亡。窦建德一介农夫,以其'眼光远大、志略过人、坚韧不拔、大公无私、朴实无华'等诸种优秀品质崛起于群雄之中,雄踞河朔数载,史载其'以耕氓崛兴,河北山东,皆所奄有,筑宫金城,立国布号,赫赫乎当时之雄也。是时李密在黎阳,世充据东都,萧铣王楚,薛举擅秦,然视其创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唯夏氏为国,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

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皇权主义给予农民起义的所谓积极作用,议论颇多。但是,检验历史科学的唯一标准,应是历史实际。事实上,当农民起义军打起皇权主义这面旗帜时,他们岂能料到,这面旗帜上竟分明地绣着两个触目惊心的黑字——失败。 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大肆鼓吹“天命论”、“君权神授”、“真命天子”,极力地神化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还拚命地宣扬“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纲纪、理论道德。

窦建德反隋斗争再认识

窦建德所领导的反隋斗争,是隋末吏民大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窦建德领导的反隋斗争是在繁重赋税徭役和连年天灾的情势下发生的,隋朝皇权对吏民的过度压迫和征敛是造成窦建德反隋斗争发生的根本原因。窦建德反隋斗争的领导者、参加者,既有下层普通吏民,也有原属隋朝官府的官吏,但编户齐民为主要力量。窦建德反隋斗争前期,其斗争矛头对准代表皇权统治的地方官吏,目标为推翻隋朝的皇权统治,因此反隋斗争的根本性质为吏民起义;随着形势发展和起义队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当反抗队伍的领导层出现皇权地主,甚至窦建德的身份也开始向皇权地主转化以后,窦建德反隋斗争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前的吏民起义转化为武装割据势力,其政治目标也变成了试图借助吏民反抗的力量,以建立自己的皇权统治。因此,将窦建德领导的反隋斗争简单地定性“农民起义”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窦建德兵站及屯粮遗址

在今夏津县郑保屯村东北约三里处,传为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屯集兵马之所。据说,义军与隋军战于聊城,窦建德为蓄积生力军,故将参战将士轮番更换,在此处集结休整,以保持勇猛的战斗力。一九八二年据文化部门勘测,其遗址东西长二百五十余米,南北宽二百余米。周围高出地面一米左右。今其遗址内蒿草丛生,瓦砾遍地,不宜耕作,为一片荒野。至今当地人仍相沿称为「兵站」。发掘此地,曾出土部分隋唐时期的陶片。据当地农民说,大雨过后,在此处曾拣得「骰子」多颗,概为当年兵士赌博之物。窦建德屯粮廒场遗址,在今夏津县老城东北角(今北城街东首)。唐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春。

虎牢关大捷：窦建德的不归路

平心而论，窦建德是条好汉。窦建德，河北人，自小家贫，为人义气，被同乡视为尊长。大业七年，隋炀帝发兵征高丽，窦建德号召乡人反抗兵役，拉杆子造反，

《齐故尚书都事朱君之墓志铭》考

１９９３年春，河北省武安县邑城乡北峭河村东南砖瓦窑出土《齐故尚书都事朱君之墓志铭》一方。志青石质，呈长方形，长４３、宽３７、厚９厘米。阴刻，无盖。志文１９行，满行１６字，共２９７字（见拓片）。志文字体为楷书，笔力劲健，有魏碑遗风，个别字笔划略有隶意，...

唐与突厥和亲述论

唐与突厥的和亲,同唐与吐蕃、回纥、吐谷浑、契丹、奚、南诏和亲相比,更具特色,但迄今却无专文予以论述。本文拟作全面考察,希望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李渊结交始毕可汗 隋末大乱时,东突厥在始毕可汗(609—619年)领导下已发展到顶峰时期。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都受突厥控制,中原的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等人也向突厥称臣。刘武周还将所“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以马报之,兵威益振”。

王梵志年代新拟

一从敦煌遗书出世到现在,对王梵志作品及有关资料的辑录、校勘、结集,成就比较突出,而在诗人身世和作品本身的研究评论方面,则比较少。关于诗人生卒年代仍异说纷纭。各种拟议大致如下:《太平广记》引佚书《逸史》中的神话性传说,说王梵志生“当隋文帝时”。唐代《挂苑丛谈》依据另一佚书《史遗》仅笼统地叙为“当隋之时”。1928年,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根据这两条资料,提出“梵志的时代约为590到660年”的首议。他没有论证,只是一种认定。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其生年约当隋、唐之间(约590到660年)”这完全是向意胡适的认定,也未论证。对胡、郑的这种认定。

从太原留守到建唐称帝的李渊

乘机发展以图大计李渊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北周时,其祖父李虎死后封为唐国公,其后李渊的父亲李昞和李渊自己都相继袭封。隋代北周后,李渊被补为千牛备身(皇帝的亲身护卫),由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又是李渊的姨母,更有利于他在政治上的发展。李渊先后做过谯州、陇州、岐州刺史。又先后为荥阳、楼烦郡守。隋炀帝进攻高丽时,他为之督运军粮。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起兵以后,又任弘化留守,并受命节度关右诸郡兵。大业十一年,又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了毋端儿、敬盘陀等起义军。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初,李渊作了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李渊起兵反隋了。当时,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正在遍地燃烧。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在中原屡战屡胜,逼近东都。豫章(江西南昌)的林士弘也屡败隋军,豪杰争相应之。

论李勣

一李勣和李靖是唐开国时位置最高、名声最响的两员大将。新、旧《唐书》都为此二人合传。《旧唐书》卷六七二李传论所谓“近代称为名将者,英(李勣贞观十一年封英国公)、卫(李靖同年封卫国公)二公,诚烟阁之最(贞观十七年同预二十四功臣图形凌烟阁之列)”,不仅是后来纂修《唐书》时史臣的看法,也代表二李生前的定论。

《隋唐志传》非罗贯中所作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除创作了《三国演义》之外,还完成了《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小说。我在以往的著述中亦沿袭这一说法。然而,自1996年以来,由于先后校点《隋唐两朝志传》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通过反复细读,我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二书皆非罗贯中所作。这里仅就前者加以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