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再审案件的立审分立问题

实行“三个分立”即立审、审监、审执分立,是人民法院审判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在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有人对再审案件是否也应立审分立提出质疑,其主要观点是:一是认为由立案庭启动再审程序,审监庭进行实体审理必然在立案和审案上造成标准掌握尺度不一,致使一些不该进入再审的案件被提起再审,有违“精审监”原则;

试论基层法院如何依托计算机网络全面实现立审分立

立审不分和人工立案已不能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与追求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精神相悖。运用计算机网络管理，是实现立审分立，发挥审判流程管理优势的必然选择。

论民事诉讼中立审分立原则对驳回起诉的影响

驳回起诉涉及对原告诉权一定条件下的剥夺。在立审分立原则下,无论案件是否进入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开庭审理"阶段,驳回起诉的裁定均应当是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审判员在召集双方当事人对有关证据谨慎核对的基础上,经过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审查后作出,才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

登记制转型中的立案庭发展进路

为解决“立案难”的问题,我国法院分别在1997年和2015年进行了“立审分立”和“立案登记”两次影响深远的改革。在这两次改革中,人民法院立案庭经历了从无到有、发展定型再到面临考验的各个历史阶段。所谓“立案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各自的特点及成因,应当从不同的侧面予以深度认知,其中经济社会急剧变革和发展是一条主线脉络。在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立案庭经受着来自外部舆论和内部监管的双重压力,倒逼机制若想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以尊重客观司法规律为前提。在案件登记审查功能之外,立案庭仍需整合优化,保障审判执行主业、实质性纠纷化解和服务法院监管决策等多项功能。

论再审程序运行机制的重构

再审程序运行机制是为设定再审程序在人民法院内部运行轨迹、规范法院再审工作流程的制度安排,主要调整立案庭、审监庭在审查与审理再审案件中的具体职责分工,并服务于救济错误裁判、维护司法权威等价值理念的实现。我国的再审程序已由三大诉讼法所规定,但在现行再审程序框架内如何优化中观层面的再审程序运行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尤其需要司法实务界人士给予关注。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以民事再审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探寻再审程序运行机制的演变轨迹为基础,剖析现存"立审二次分立"再审程序运行机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最终提出关于实行"立审一次分立"模式的基本构想。

论民事立案审查制度

立案审查中对起诉条件的实质审查抬高了立案的标准,违背了司法便民的基本理念;立案审查后既不予立案,也不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对这种拒绝裁判缺乏程序违法的制裁,对当事人缺乏权利救济。为实现司法的效率和公正,应当从民事诉讼的目的入手,探讨立案审查的功能,重构立案审查的标准。

起诉条件前置审理论

从比较法观之,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相当于德日民事诉讼法上的诉讼要件。当下,德日学理上几乎都是基于特定的审理构造来认识诉讼要件的本质,即在一体化的复式平行审理诉讼结构下,视其为本案判决的前提要件;或在单层阶段诉讼结构下,视之为本案审理的前提要件。但是,我国民事诉讼采用的是以单层阶段为主、复式平行为补充的混合结构,因而不能简单地套用上述德日学理来解释我国起诉条件的本质。此外,我国的立案程序具有原发性,其并非肇端于大陆法系的诉讼要件理论,而是源于解决起诉难的实践需求。采用何种程序审理诉讼要件及起诉条件,取决于其属性与功能。在二元诉权论的框架内,作为国家干涉甄选纠纷的标尺,起诉条件之本质乃是诉权行使要件,具有职权调查性与先决性,因此将其作为前置审理对象也未尝不可。

立案登记背景下立案庭的定位及其未来走向

立案登记制的全面实施,给立案庭带来巨大挑战,立案庭的去留再次成为重要话题。为解决"立审合一"引发的"立案难"和"立案乱"而建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案庭,在缓解"立案难"以及推进法院内部管理的优化和提升法院形象等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立案庭并非仅肩负审查过滤功能,还具有案件分流、纠纷化解以及诉讼服务等多重功能。大陆法系也有将起诉要件审查前置于接收诉状阶段而非审判阶段的立法例。我国将起诉受理的审查前置于立案庭的做法也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我国历经几十年改革而最终形塑的立案庭应继续保留。为因应立案登记制带来的挑战,立案庭应进一步弱化其审查过滤和纠纷化解功能,同时强化其案件分流和诉讼服务功能;立案庭不再对起诉要件进行审查,将之切割给审判庭,其仅保留对诉状本身的审查。

结构如何影响司法实践?--以法院的立案实践为分析对象

学界很少关注法院的组织结构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各种问题通常被归结为程序及其制度的设计问题。借鉴组织学中的结构情境理论,以法院三十余年来的立案实践为分析对象可以看出,司法实践的效果与法院所采用的"结构-程序"组合存在重要关系,组织结构与程序制度之间的匹配或失配关系是组织结构影响司法实践的核心机制。组织结构所代表的是法院内部的权力划分安排,结构与程序的关系实则反映的是法院的权力安排与司法程序的配置相容问题。法院的组织结构之所以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影响,根源在于中国司法特殊的权力实践方式。为实现诉权保障的司法价值,确保组织结构不成为其障碍,可行的解决之途或在于以程序吸纳结构,将结构纳入程序的价值关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