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缺陷与完善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维护当事人诉权的重要举措。但截至目前,我国在立案登记制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立案审查标准不一、司法权的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滥用诉权行为时有发生等缺陷。为了更好地实施立案登记制,有权机关应当从明确立案条件的审查标准、司法权的去行政化、构建滥诉惩戒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立案登记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推动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发展。

立案登记制背景下档案开放滥诉的认定及其治理研究--基于18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群众的诉权得到了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档案开放滥诉现象也愈发突出。实践中部分申请人因档案部门档案开放工作无法满足于自身需要,遂出于泄愤、报复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反复起诉档案部门,从而造成档案开放领域的滥诉现象突出。对此,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187份司法案例为样本,对档案开放滥诉现象进行界定,继而深究档案开放申请人滥用诉讼权利的原因,最后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层面探索档案开放滥诉的治理机制。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优化路径研究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是破解“立案难”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由于《行政诉讼法》整体法条设计未体现立案登记制的本质与内核,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加以实质审查的现象依然存在,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存在审查程序明晰不够、起诉条件界定不清、保障措施有待完善等问题与不足。通过对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和构建模式的考察,提出了细化立案登记制审查程序、限定行政诉讼起诉条件范围和健全立案登记制保障机制等优化路径。

论我国刑事预审制度的重构——以立案登记制的改革为视角

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大量刑事案件涌入法院,已经使得部分基层法院措不及防。如何对立案受理后的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程序审查,以及对刑民交织的自诉案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分流已是刻不容缓。文章认为,立案登记制的改革并非专属于民事诉讼;其对重构我国现有的刑事预审制度亦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以立案登记制改革为契机,在借鉴西方国家刑事预审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设想,以期对重构我国的刑事预审制度有所参考。

立案登记制的本质及其建构

立案登记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诉权,有利于发挥司法的应有功能。任何一个案件的形成,均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要件及实体要件,因而,立案必须审查。立案登记制并非摒弃法院的审查,而是将审查置于程序之中,变先前的"先审查、后立案"为"先立案、后审查",给予当事人以足够的程序保障。建构立案登记制,尚需在立案机构、诉状格式、案后审查等方面作出进一步规定。

得形忘意: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之省思

通说认为,2014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立案登记制,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立案登记制的精义在于实质性地简化立案环节的审查事项,即法院在立案环节仅对起诉是否满足立案要件进行核对,不深入对诉讼要件的实质审查。由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设置的各项起诉条件中依然包含了诉讼要件,而第五十一条又规定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法院才能立案,所以该法所规定的依然是立案审查制。立法者在颇为仓促的立法过程中,仅采纳了立案登记制中的出具书面凭证这一形式要素,而没有吸纳实质性地简化立案环节的审查这一更为重要的精神内核,可谓得其形而忘其意。现行规定虽有助于克服由法官的"不立不裁"枉法行为所造成的立案难问题,但无助于消解立法层面的立案难问题。要确立形神兼备的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应修改《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剥离其中的诉讼要件,但在宏观的司法环境未发生根本改变的背景下,此种改革应当审慎而行。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环境诉讼的影响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现行的立案审查制改革为立案登记制。立案审查制下法院要对诉讼要件进行实质审查后再决定是否受理。立案登记制下法院不再对起诉进行实质审查,而是仅对起诉的形式要件进行一般性核对后即可立案。立案登记制有助于解决环境案件"立案难"问题,对行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将产生积极影响。改为立案登记制后,环境案件数量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对此人民法院和环保部门应当早作部署。立案登记制对环境案件当事人可能带来起诉不足的风险,应避免盲目起诉。人民法院要积极推进环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等配套改革。

立案登记制下民事初次送达程序研究——基于一审普通程序初次送达诉讼结构的分析

作为"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中的一个法定步骤,我国民事初次送达程序正受到来自立案程序改革以及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双重冲击。"民事初次送达程序前置"的程序样式开始在各地法院改革中初见端倪。现行法框架下的起诉与受理制度由于缺乏初次送达程序的支撑仍旧保持着法院职权干预型诉讼体制的内核,体现的是原告与法院之间双边的审判法律关系。现行的民事初次送达程序在构造两造之间对抗性程序、筛选和分流案件等核心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在内容上前后矛盾,不仅使得起诉条件中"被告的条件"的认定标准变动不居,也使得民事初次送达程序与起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呈现出易变性的特质。我国民事初次送达程序在两造之间诉讼风险分配上体现的是"以原告为本位"的立法体例,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

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效、问题及对策——基于对三地法院调研的思考

着眼于如何从有限的调查样本推导出一般性结论这个方法论难题的解决,指出民事与行政收案的大幅度增加还不是实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最大成果。这项改革更为根本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受理阶段就开始从实质内容上限制当事人诉权的种种"理由"或"土政策"失去正当性,从而基本上解消了导致"告状难"的大多数"关卡"。将推行立案登记制所面临的课题区分为内在于这项改革自身的矛盾或结构性难点和技术层面的若干问题,并探讨了可能的对策。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影响及司法应对

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在我国历经了30年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建立了以证监会行政处罚和刑事判决作为前置程序的民事救济体系。但是面对本轮司法改革中的立案登记制,该民事救济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前置程序和诉讼模式选择的困境。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对虚假陈述民事纠纷的立案应当取消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法院刑事判决书作为立案前置程序的规定;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诉讼模式应选择诉讼代表人和共同诉讼模式,但必须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造;法院应进一步完善法院系统内部考核机制,增加对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的特殊考核标准;法院应当设立独立证券投资审判庭,实现三审合一。

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实施中的问题初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立案登记制改革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在此大背景下,我国的民事纠纷解决"立案难"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是立案登记制自身还存在诸多缺陷,制约着该制度的有效实施与发展。立案登记制实施后也暴露出了该制度缺乏"基本法律"依据、登记制与审查制划分不明确、登记制条件没有细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和现象都值得研究和反思。只有把握好立案登记制科学内涵,正确认知、研究、解决立案登记制立法的缺失和实践缺位问题,才能更好地服务我国司法实践。

立案登记制背景下我国行政审判庭前会议程序的完善

我国的立案制度由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后,大量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增加了法院行政审判的负担。应建立和完善行政审判庭前会议程序,对起诉条件进行实质审查,以确定案件基本事实和争议焦点,进而进行调解,促进和解。应对行政案件实行分流,以推动行政纠纷的解决,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进而实现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价值。

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后之问题审视

立案登记制改革实现了我国法院受案模式从职权主义向诉权保障主义的转变,较好化解了"立案难"问题。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出现的案多人少影响审理质量、诉权滥用追问应对举措、棘手案件考验审理能力、定纷机制探求新的平衡等问题总体上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其背后存在社会认知不足、资源配置不足、工作创新不足、制度配套不足等四大原因。破解这些问题需从深化省以下司法体制改革、强化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细化立案登记制制度设计、优化法院内部资源配置、催化多元纠纷处置机制等方面着手,为立案登记制改革创造更好的法治生态。

论我国立案登记制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以衡平当事人诉权保障和司法资源有限性为视角

立案登记制的改革,有效解决了"立案难"这一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极大地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但是,由于案件过滤职能的阙如和诉前纠纷解决机制的欠缺,该制度也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案多人少的矛盾更为尖锐,损及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业务庭间的业务职能产生自发性流转,危及程序运行和司法权威。当然,保护当事人诉权是现代司法必须恪守的基本价值理念,但正视司法资源和司法功能的有限性,也是现代司法规律的内在性要求。因此,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当下的司法改革应该着手建立合理的案件过滤机制,并要厘定业务庭在立案登记制度下的职能分工。

立案登记制实施的实证分析——以A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立案情况为主要研究样本

2015年之前我国实行的立案审查制度使"立案难"长期困扰着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的形象。立案登记制改革应运而生,两年多的实践成效显著。但是案件数量和法院承载能力的矛盾,法院和社会对立案登记制理解的差异,保障诉权和治理滥用诉权的冲突等问题也逐渐凸显,为此,需要处理好立案登记制的必要性与司法有限理念之间的关系、司法解决纠纷与多元化解纠纷之间的关系、诉权保障与防止滥诉之间的关系,以及案件数量与法院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

立案登记制之机制设置及其规范化运作--以行政诉讼案件立案登记改革为切入点

通过分析公共领域的对话需求,求证行政诉讼作为公共领域的地位,揭示其作为公共领域与国家政治生活互动的制度化突破口,肩负着通过保障个人偏好和社会共识的表达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对话、监督,影响政治权力的运行,进而保障协商民主的制度重任。在此基础上,深入阐述立案登记制是对协商民主困境的一剂良药,揭示其在连接私域与国家之间交往互动的公共领域中的突破性作用。面对立案登记制,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存在亟待突破的问题,针对上述分析并结合司法实践,试图为立案登记制之机制设置及其规范化运作提供可行性建议。

立案登记制改革:创新与踟蹰

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度全面启动。这一靶标“立案难”司法困境，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暴露出一些不足，需要推进体制性进化以及外部环境的优化。

论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起诉制度及其对我国大陆地区立案登记制的启示

我国大陆地区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的立案登记制改革对于破解过去的"立案难"问题确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因与之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完全契合,不能称其为已臻完善。基于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地缘、文化与法系上的相近性,可以借鉴其民事起诉制度的合理设计,为我国大陆地区立案登记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起诉制度未对原告的起诉设置"高门槛",无论诉讼要件还是本案要件均在起诉后由审判庭作实质审理。我国大陆地区应适时修改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起诉条件,取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有关主管及对原告适格的限制性规定,将符合第一百二十四条所规定的特殊情形按驳回起诉处理,严格限定不予登记立案的案件类型,对诉状有欠缺的原则上也由审判庭裁定驳回起诉。同时,将诉讼要件与本案要件并交审判庭作实质审理。

立案登记制与法官员额制间的矛盾与协调

为保障当事人诉权的有效行使,我国进行了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并取得显著成绩,但不能忽视的是"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法官员额制的推进,使法官人数进一步减少,更是将"案多人少"的矛盾推向极致,如何协调两项改革措施,是当前我国推行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巨大挑战。

民事诉讼与立案登记制之融合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之后,中央深改组和最高法相继颁布了立案登记制的相关意见和具体规定,各级法院也从2015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立案登记制,为破解“立案难”问题找到了一条科学化、制度化的法治之路.与此同时,由于立案登记制程序设计相对原则,给司法实操带来了一定困扰和影响,亟需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程序,来推进立案登记制的规范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