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立法路径审视及其改革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这对以立法主体主动建构规则为重要特征的经济法尤为重要。经过多年改革,当前我国的经济立法在立法动因上体现出政策驱动性和实践回应性,在立法体系上体现出横向协同性和纵向续造性,在立法模式上体现出授权性和试验性,促进了经济立法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也存在对多元立法目标平衡不足、立法权配置的整合与统筹不力、对立法合理性和立法效果评估不够重视等问题。对此,应以规则合理性为标准,进一步深化经济法立法路径的改革,重点加强立法主体的说明解释机制,促进经济立法权的合理分配与整合,致力于立法合理性最大化,并构建和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

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要以立法高质量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为了推动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期笔谈组织了来自立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专家,共同探讨当前地方立法工作所面临的一些较为紧迫的实务问题。同时,我们也期望,这些来自立法实践的鲜活经验与案例能够让法律人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法治秩序的上游——立法活动,回应中国立法实践,生产出更多的立法理论作品。

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阐释与制度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先后确立了区域协同立法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未对区域协同立法权限问题进行直接调整。从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地方立法新样态出发,其立法权限不明既不利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的规范化行使,也会引起其外部其他地方立法样态运行的混乱。有必要基于区域协同立法的性质界定,对它与区域统一立法、各地单独立法的关系予以检视。以此为逻辑起点,引入空间正义理论、外部性理论、辅助性原则,从正当性、必要性、科学性三个面向阐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基础。相应地,以“不抵触原则”与“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原则”的双重适用展开正当性检验,以调整事项影响范围的判定进行必要性考量,并以调整事项或其方法共识度的区分进行科学性评估,渐次推进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制度分析,从而立足理论和制度的内在统一,准确、系统地厘定区域协同立法权限。

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展开——兼论领域融贯型立法模式

中国人工智能立法已经纳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当前,研究重心应从“应否立法”转向“如何立法”。比较国际人工智能立法实践,可归纳出两种基本模式,即统一垂直型立法模式和分散网格型立法模式,两者在制度设计、价值取向等方面各具特征。在分析研判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以法律3.0为指导,提出中国应探索领域融贯型立法。该模式强调人工智能立法系领域法,主要内容应包括风险规制、产业促进、技术标准三方面,形式上要以基本法为主体、产业促进法和技术标准法为分支,旨在实现立法宗旨、人工智能面相及法治系统工程的三重融贯。在该模式下,《人工智能法》(基本法)应当对基本规定、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及责任义务体系等内容分别作统一界定、吸纳转介与制度重塑。

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变迁及能力创新

国家治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分层分级,省域是中国行政区划的顶层,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基本单元,市县治理和乡镇基层治理都是以省域为边界展开的。地方人大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双重角色,合理调整“地方性事务”是地方立法的宗旨,地方法治扩散的对象通常带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性质,“地方法治扩散”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和外生性驱动。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体制变迁方面,经历了从全国人大为唯一行使立法权的立法体制,到推行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体制,再到《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变通立法”和“先行性立法权”的不同发展阶段。立法能力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立法协商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手段。

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立法路径

当前,为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成为重要的破局之策。然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立法远落后于实践需求,是否立法以及如何立法仍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在立法条件方面,理论依据的充分、经济条件的具备为授权运营立法提供了可行性,而数据增值、企业利用、政府治理、国家愿景等需求,均证实了立法的必要性。在立法模式方面,权衡中央立法模式和地方立法模式的利弊,应推行“地方先行先试”的立法模式。在具体制度实现方面,地方立法应秉持效率与安全并重的立法理念,采用实用性立法结构,授权主体内容应设计为统一授权模式,运营主体内容应将基本业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设置为准入条件,以法定情形和约定情形设置退出条件,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内容应遵循以混合分类法分类、以敏感程度分级的标准,安全监督与管理内容应以安全和效益为监督考核标准。

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网络数据犯罪立法的三大重要问题

将“对技术工具的不法利用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内容,属于手段型立法,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对于网络数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应采取目的型立法方式,要挖掘有明确法益指向的具体行为类型。准确定位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才能确保立法的理性。数据法益不适合作为刑法上的独立法益,应通过刑法历来关注的个人法益,以及有具体内容且有公共危险指向的集体法益,对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予以限制性把握。在中国持续严密刑事法网以及社会高速发展不断催生多样化不法类型的趋势下,单一法典模式面临着现实压力,也存在“全而不专”的问题。应当重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价值,逐步建设具有交互性的多元法源体系。

健全“4321”工作机制提升立法质量--安康市人大常委会有效提升全市立法工作成效

坚持“四选立项”优化立法供给,立足服务保障中心大局,深化拓宽立法项目征集渠道,坚持面向社会、着眼急需,精准定位立法选题,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立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群众点选,汇集民声民智。推进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围绕群众普遍关切、所急所需和社会热点难点,通过报纸、网站、公众号等多种方式,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十四五”立法项目建议,搭建民意民愿“直通车”。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基层人大和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在听取和吸纳群众意见方面的优势和作用,通过上门走访、调研座谈、代表议案和建议等多种形式收集群众意见和诉求,征集全市社会各界立法建议项目109件。

我国民航领域地方立法的检视与优化

因民航事权的特殊性,地方立法机关对民航领域的立法积极性远不如其他领域。相较于民航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民航领域地方立法相对滞后,存在立法范围越权化、立法范式机械化、立法事项单一化等问题。通过明确地方立法权限,立法前准备和立法后评估优化立法内容,探索区域协同立法,营造多元主体层级立法,有助于实现我国民航领域地方立法体系化与实效化。

地方立法技术性问题浅议

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进行修改,进一步完善了立法体制和立法权限,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随着立法法授予地方立法权限的扩展,地方性法规的数量快速增长。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提出“完善立法技术规范,加强立法指引”“健全地方立法工作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对包括立法技术在内的立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立法“小快灵”破解大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我省有地方立法权的16个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严格遵循立法权限,从地方实际出发,找准地方立法的着力点、切入口,开展“小快灵”立法。

关于人大代表高质量参与立法的几点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更好发挥人大代表在地方立法中的主体作用,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地方人大常委会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推动人大代表参与地方立法工作,更全面地彰显人大代表的立法主体地位。

地方立法程序优化问题研究

地方立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立法程序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科学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程序的合理性指导,民主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依法立法构成地方立法程序的合法性要求。地方立法程序一般由地方立法的一般程序、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程序、区域协同立法的程序和“快速立法”的程序等构成。地方立法程序优化的基本内涵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地方立法,以行政问责方式纠错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地方性法规等。实现地方立法程序优化可以通过地方基层立法体系的结构性优化,实现地方行政规范的现代化,加强地方立法协商吸纳民意民智和加强党对地方立法的全方位领导等途径,深入推进地方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

在历史变迁和多维比较中探寻职业教育立法的规律——《欧美四国职业教育立法:路径·机制·模式》评介

法制建设是保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基石。《欧美四国职业教育立法:路径·机制·模式》(荣艳红著)一书立足于民族国家,从现象和历史视角展现了德、法、英、美四国职业教育立法“是什么”“从哪里来”,从文化和制度层面揭示了四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发展动力和运行逻辑,从共同特征和差异比较中归纳了四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基本规律和镜鉴启示。该书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开展相关的职业教育制度比较和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把握“小快灵”立法的“质”与“度”

报载:2023年,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小快灵”立法若干规定及三年行动计划,当年新制定通过的法规中,省本级“小快灵”立法项目占比超过70%,市州占比近80%。可见,“小快灵”立法已经成为湖南地方立法的价值取向。所谓“小快灵”立法,“小”是指精准立法,选取小切口,针对具体问题设计规范,使切口更深更准更实;“快”是指高效立法,化繁为简,管用几条制定几条,加快立法速度,提升立法效果;“灵”是指形式灵活,不分章节,短小精悍,聚焦需求,突出特色,力求管用好用。

民营经济专门立法的理据、定位及体系表达

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从国家层面对民营经济进行专门立法是对民营经济由政策促进到立法保障的需要、是统筹推进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的需要、是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基于我国现有民营经济规范的现实特征,考虑到立法功能的实现等原因,促进型立法应当是我国民营经济立法的定位选择,但是促进型立法因其软法规范较多可能带来权威不足,过于倚重激励机制可能导致手段和目标偏离,也需要提前预防。体系化是科学立法的关键维度,民营经济促进法在体系外部要合理衔接宪法、地方民营经济专门立法、其他单行立法以及民营经济政策;在体系内部,民营经济促进法要实现从目标到规范、从原则到规则两个层面的体系构建。

设区的市政府立法协商机制的构建研究

立法协商是在立法领域中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将民主立法与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结合起来,是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践行立法协商、完善政府立法程序的突破口。本文阐述了设区的市政府构建立法协商机制的原因、要点,剖析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设区的市政府立法协商机制的建议。

“立法条件成熟”是一个理论命题吗?

立法条件成熟的实践得到了国家的关注,然而,立法条件成熟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吗?对立法条件成熟的批判可以从两种观点出发:一种观点认为,立法条件成熟是客观的,可以通过公式化的方式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立法条件成熟这一问题是政治判断,无从开展理论分析。本文反对这两种观点,根据语义解释论点,立法条件成熟拒绝了提取公式的可能;同时,对这一命题的分析能够以“判断模式”而不是“判断标准”的方式进行。立法条件成熟命题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背景,它是在间接民主的前提下,以公共领域为空间,以审议民主为方式而展开的对立法的探讨。同时,立法条件成熟对已有理论进行了接续,在回应立法的目标时,立法条件成熟认为立法的目标是可变共识而不是“共同善”,立法条件成熟也接续和发展了立法法理学,并对传统的立法原则进行了接续。由此,有理由认为立法条件成熟在我国是一个理论命题。

地方执行性立法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

地方执行性立法是地方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细化和补充是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基本方式。实践中地方执行性立法不重复上位法的立法路径存在技术障碍和现实困境,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地方立法的要求。在内容上形成一个逻辑自洽、体系严谨、协调统一的规范整体的体系化路径成为地方执行性立法功能实现的必然选择。鉴于地方执行性立法体系化存在着一系列合法性、合理性难题,地方执行性立法应当创新立法技术,通过“嵌入式立法”,即在上位法立法计划内,将基于“地方性知识”产生的制度需求细化、补充到上位法规范体系之中,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整体,从而解决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合法性、合理性难题,确保上位法的有效实施,提升地方法治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