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立法主体制度探析

区域立法在主体构成上是复合的,这与区域类型的多样性有关。当前对我国区域立法之"区域"的界定主要依据两个标准,即经济标准和行政标准。立法主体应包括立法职权主体和立法参与主体,这同样适用于区域立法主体。其中,一般地方立法机关是构成区域立法职权主体的最主要部分,而区域立法参与主体是区域立法主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我国区域立法主体的运作机制而言,区域立法参与主体应该发挥更大甚至主导作用。

地方立法主体扩容:现实需求与面临挑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立法法》据此做出了相应修改。地方立法主体扩容,不仅是弥补原立法体制不足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具有重要且长远的意义,但同时对法制统一、地方立法能力和立法质量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在扩大地方立法主体范围的过程中,必须本着积极稳妥、分步推进的指导思想,坚持维护宪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原则,尽可能明晰中央与地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同级政府的立法权限,完善立法监督机制,加强程序控制,把好地方立法质量关,使之真正发挥促进改革和法治的作用。

我国体育仲裁的立法主体及立法依据

采用文献资料法,认为国务院有权成为我国体育仲裁的立法主体,这既是由体育仲裁调整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也是由体育仲裁自身特点决定的,而且符合立法第8条的规定。依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我国《体育仲裁条例》可以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起草,由国务院发布实施。根据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原则,国务院的体育仲裁条例必须与其上位法相一致,其立法依据是:宪法、立法法、仲裁法、体育法及相关民事法律(狭义),并参照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

美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案:多元立法主体多重博弈的典型案例

美国宪法将创制和参与立法的权力分配给了多个主体。立法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立法过程中权力的相互制衡性,使几乎所有的联邦法案都成了多元立法主体多重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美国联邦1963年《职业教育法》的创制过程鲜明体现了以上特征。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可以在体会美国联邦立法制度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为完善我国立法制度提供借鉴。

我国农村低保的地方样态及其经验--以80个地方立法主体为样本

全国统一立法的缺失使农村低保事实上成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这种"地方性知识"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非均衡性。该文通过梳理80个地方立法主体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发现农村低保的制度化率较高但法制化率极低,且制度化、法制化的进程严重迟滞于城市低保。从规范性文件的制度比较看,农村低保的发展模式、低保对象、低保标准、低保资金、家庭收入核算等具体要素,各地既有共性又各有特性。我国应当吸收各地的共性做法和有益的制度经验,合理分配立法权以实现央地之间的法律互动,加快立法进程,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低保法律体系。

新法背景下市级立法主体的权力运行路向及其制度辅佑——以河南省为例

以河南省为例分析,认为新《立法法》颁布前,市级地方立法权主体所制定的多为城市建设和管理、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没有出现扩张自身权力的倾向,但突出了更多城市对地方立法权的迫切需求。提出新《立法法》给地方扩权留下了空间,并且没有明确"较大的市"之含义;《立法法》的修改使我国地方立法权面临的问题,从对立法主体资格的限制转为如何对地方立法权进行规制;未来市级立法主体的权力放开,需要把握尺度,并且配套相应的制度架构。

专任化与专业化:权力机关立法主体职业化的可能路径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中国立法职业化建设、增加立法中的职业化因素是提高中国立法质量的有效途径,但是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立法职业化必须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采取一种渐进的策略。文章通过对人民代表大会中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职业化的论述,为中国立法建设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思路。

关于平潭综合实验区立法主体的思考

平潭开放开发将探索"五个共同"的两岸合作新模式,其必然会与现行法律、法规发生冲突。为了促进平潭开放开发,对其进行立法已经达成共识。但立法的启动首先需要有合适的立法主体,立法主体的确定不仅关系到平潭立法的效果,而且事关平潭开放开发的成效。通过对平潭立法各种可能主体的优劣势分析,建议采用由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对平潭开放开发进行立法的模式。

美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案立法主体及其影响立法的方式

美国职业教育法案立法主体包括院内立法主体和院外立法主体。院内立法主体包括美国国会、总统及最高法院,国会主要通过提出与审议议案来创制立法;总统通过国情咨文、个人演说等形式发挥立法建议权及行使立法否决权,最高法院起着规约立法方向的作用。院外立法主体主要通过影响立法人员、增强自身影响力、营造支持性环境、参与议案起草工作、在立法听证会上陈述观点、推动议案审议通过等方式影响职业教育立法。这两个立法主体在职业教育法案立法过程中呈现多元博弈的特征,对我国培养职业教育立法主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族/国家视角下的立法主体质疑

法律经历了一个由私向公再到私的转化过程;以主权确证国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主权观念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立法主体在这一转变中经历了一个从个人担当到国家机关立法,再到多元主体立法的发展过程。

立法主体的经济分析

文章从立法均衡、立法主体的偏好问题出发,深入剖析了立法主体的法律供给与需求问题,建立与立法主体有关的供求模型。在逐层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强调应从经济学角度对立法主体进行规制。从约束立法主体的偏好、引导立法主体的法律需求、规范立法主体的法律供给等方面,寻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立法市场主体建设的途径。

浅论我国区域立法主体制度

区域立法是区域内各立法机关在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下,为共同的利益需求而联合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法文件的新型立法模式。当前,我国东北三省所进行的立法协作便是实践区域立法的典型表现。尽管区域立法在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但至今它尚未获得相应的法律“名份”,而且在理论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比如区域立法的主体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主体刍议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立法,对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充分实现民族自治机关自治权具有深远意义。在目前我国立法体制框架下,不同层面的立法主体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所制定的自治法配套法律法规,在突出侧重点的同时,不仅要使《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而且要在整个配套立法过程中,紧紧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内容为主线进行配套立法。

“第三条道路”与行政立法主体的回应

政治思潮的演变对行政法从行政范围到行政主体以及行政手段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此在总结政治思潮的演变与行政立法发展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基础上 ,尝试从“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潮的角度 ,对行政立法的主体进行检讨。鉴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二级多层次行政立法体制 ,从社会自治的需要出发 ,提出应当对社会中介组织赋予相应的立法权 。

地方立法主体扩容改革的立法需求悖论及其破解

设区的市的立法需求既是地方立法主体扩容改革的动因,对需求的回应也是此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基本要求之一。但《立法法》修改后的各地实践却显示出与此改革逻辑相悖的情况,立法需求并未在制度运行中彰显出预设的规范地位,各设区的市出现找不到需求或制定出来的立法没有回应需求的现象。这一改革悖论既源于《立法法》中"立法需求"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明,也源于作为新手的地市级立法主体尚未建立一种需求回应型的价值取向,各地正在建构的立法程序也没有形成如何搜寻、甄别并回应立法需求的规范建构。其破解路径在于剖析立法需求的概念内涵与呈现于地市级立法活动之中的外延,将其安置于过往"问题—立法—解决问题"的简单化思维之中,重新形成一种需求回应型的立法思维,并通过立法程序设计,赋予立法需求在地市级立法制度中的应然地位。

扩大地方立法主体背景下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立法为研究视角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出了扩大地方立法权主体的新规定,对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完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来说,既是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在《立法法》扩张了地方立法主体这一新的时期,如何贯彻实施这一立法规定和精神,使其工作落到实处,是一个急需研究的课题。为此,我们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立法为研究视角,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有关加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地方立法主体扩容的共性与差异——兼论新疆地方立法权主体的调整模式

《立法法》修改赋予全国范围内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立法主体多元化与单一制国家之间是否会增添新的矛盾,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为此,需要厘清立法主体扩张的缘由,探讨其对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此外,还需要关注《立法法》相关制度设计,讨论其中为防范地方立法主体扩张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也就是既有制度安排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新疆在贯彻《立法法》修改中应当遵循的共性原则以及与其他省市存在的差异。

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的类型与协调机制研究

引言为进一步促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2022年3月1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第十条第三款、第四十九条第三款对省级、设区市级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规定了一项新的立法权,即区域协同立法权。《地方组织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协同立法。”《地方组织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协同立法。”

东盟国家立法主体与立法体制研究

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宪法为研究对象,通过阐述这些国家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内容,对这些国家的立法主体和立法体制进行分析。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主体、模式与规范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具有试验性。作为试验立法,需探讨立法主体、模式和运作规范三个问题。行政程序应该属于中央立法事项,按照“试验立法权逐级下放”原则,应由地方性法规先行立法,地方政府规章先行立法有越权之嫌。试验立法的对象是实体与程序法律规范,不是法的表达形式,选择立法模式应综合考虑可操作性、立法效率与评估可能性等因素。据此,“法典模式”虽备受关注,但未必是最妥帖的方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恰当模式应当是“类行为法模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自主、自发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无序性,将来可在鼓励地方自主自发立法的基础上,围绕立法计划,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有计划地安排和推进,并建立相应的运作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