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阐释与制度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先后确立了区域协同立法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未对区域协同立法权限问题进行直接调整。从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地方立法新样态出发,其立法权限不明既不利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的规范化行使,也会引起其外部其他地方立法样态运行的混乱。有必要基于区域协同立法的性质界定,对它与区域统一立法、各地单独立法的关系予以检视。以此为逻辑起点,引入空间正义理论、外部性理论、辅助性原则,从正当性、必要性、科学性三个面向阐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基础。相应地,以“不抵触原则”与“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原则”的双重适用展开正当性检验,以调整事项影响范围的判定进行必要性考量,并以调整事项或其方法共识度的区分进行科学性评估,渐次推进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制度分析,从而立足理论和制度的内在统一,准确、系统地厘定区域协同立法权限。

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的区域协同立法权限研究

明确立法权限是开展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区域协同立法的首要问题。现有的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存在着内在张力,即立法协调程序烦琐,立法事项范围窄,立法授权粗线条,立法审查空洞化。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划分区域协同立法权,应当结合重要程度标准、影响范围标准、权责统一标准以及便利服务标准,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运用这四条标准,灵活变通立法协调机制,适当扩大事项范围,优化创新授权方式,有效规范审查标准与程序,对区域协同立法权限进行合理调整。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收放之度--学理解释与立法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偏离要求《立法法》在限权与赋权等立法目的之间进行价值考量,然后通过条文明确化的方式降低法律解释的难度,此外还需重视和运用我国立法监督制度的功能,以保障地方立法不越权。立法权限的纵向划分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体现。

完善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限体制

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不足与缺陷:税收立法权限横向划分不明确,税收授权立法范围过大;税收立法权过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行使的税收立法权限过小。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具体对策:依法明确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收立法权应集中在国家权力机关,完善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授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部分地方税的立法权。

新立法体制下我国地方立法权限配置若干问题的探讨

修改后的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后,我国立法体制呈现的是"一元三级"的立法格局,这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在这一新立法体制下,为了更加充分体现我国立法的"统一性"和"分级性",从地方立法权限科学合理配置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需要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作更加缜密细致的划分;另一方面,就省级地方性法规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来说,其权限的划分及各自的立法重点,则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此外,在地方立法中还涉及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的权限划分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模糊不清,需要根据立法法修改决定的要求和精神作进一步厘清。

我国立法体制发展中的立法权限之探索--论人大主导立法所涉若干重要关系及其立法权行使

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修改的我国《立法法》将“人大主导立法”写入。人大主导立法是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所涉若干重要关系，包括党的领导与人大主导立法、人大立法与政府立法、人大立法与其常委会立法、人大立法与“两高”司法解释的关系。在梳理这些关系的基础上，应当对人大主导立法过程中涉及的立法权限行使问题作反思。一是人大主导立法应当“用好用足”人大自身立法权，即在立法权限法定化且明确的情况下，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用好用足自身立法权，特别是要激活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限。二是人大主导立法应当“抓大放小”，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应重在把握立项、审议等重要环节的立法主导，做好“抓大”，同时也要让政府在自身优势领域发挥配合作用，兼顾“放小”。三是人大主导立法应当“寓监督于服务之中”，即“寓人大的立法监督于服务人大主导立法乃至法治中国建设之中”，特别是要加强对政府立法的监督和对司法解释的监督，保障“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限制研究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涉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立法法》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规定,未能顾及“较大的市”和部分新赋权的设区的市立法的实际需求。在立法实践中,某些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越过了立法权限的边界,存在越权立法的现象。因此,需要调整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限制模式,建立纵向合理的立法“分权”体制,赋予设区的市相对完整的地方立法权,并通过立法批准等控权机制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的监督和指导。

对立法权限度的法理思考——专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它们集中表现为:一是两者的立法权都处于不受约束的地位;二是两者立法权行使的范围相互矛盾和冲突,给法律的实施带来许多的困惑。而建立合理、有效的立法体制,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是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总体上可以分为七个历史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总体思路是: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是,由于《立法法》所提供的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方法、划分标准、划分技术等没有能够实现和划分思路较为妥当的衔接,以至于前述划分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思路最终没有得以完全落实。《立法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方法是:对中央的专属立法事项作出列举性规定,对地方的立法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并不作具体的罗列。该种划分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通过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进行划分不太现实,通过《立法法》等法律对其进行划分需要诠释其合宪性问题。

浅析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限

立法权限是立法机关实施立法行为的基础。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的有关条款及立法精神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享有广泛的立法职权,可以制定实施性法规、自主性法规和变通性法规。同时,还可依法律授权而享有委任立法权。但是,有关授权立法的规定与民族自治机关的立法职权相冲突,亟需统一规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关系检讨

我国的“二级”立法体制导致了完整的法律被分割为“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 ,由于两者无法分割清楚 ,于是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立法权限混乱不堪 ,法律冲突无法面对。全国人大不是一个适合行使立法职能的机构 ,导致常委会立法权的“膨胀” ,而常委会由于民意基础的缺失 ,产生了合法性危机。种种困惑都归因于“二级”立法体制 ,解决的办法是改造为“一级”立法体制。

浅析我国立法权限划分的几个问题

我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人大与行政机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上存在不明确或不合理等一些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些许浅见。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规范分析与逻辑求证

认识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必须以《立法法》第72条第2款为中心而展开。基于经验认知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着地方立法的存在形式和运作过程,但有时地方的利益权衡和法治意识等因素对地方立法的调适更为直接。解读"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不应当迷失在概念细节的琢磨推敲之中,而应当在肯定目的价值和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把握其方法,理解其含义。对待"等方面的事项"不宜做"一刀切"的解释,而应当游离在"等外等"的周围,赋予设区的市以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之间的相关规定不一致,为观察立法权之间的冲突与调谐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论自治区自治立法权限之明晰化

立法权限明晰化是地方性立法的基础。自治区作为中央统一领导下的特殊地方行政区域,在根据宪法、法律行使自治权的同时,也依法行使地方行政区域的职权,故其地方性立法权限、自治立法权限应当明晰化。明晰自治区自治立法权限,既要注意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和民族团结,更要注重保障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之基础的自治立法权,并据此确立明晰自治区自治立法权限的原则。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界分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最早是由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的,但是,该法以及1982年宪法中均未界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第67条、第68条对此做了界定。但是,由于《立法法》(2000年)第67条所规定的"特别重大事项"在内涵上的模糊性以及其相较于《立法法》(2000年)第68条所规定事项的主体地位,《立法法》界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努力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学界对"特别重大事项"的内涵、性质以及界定其范围的必要性等问题的理解不甚相同,各地界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方式、界定"特别重大事项"的方式也迥然相异。对"特别重大事项"的来源、性质以及界分"特别重大事项"范围的主体需要明确,对界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方式及路径也需要作出厘定。

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

《立法法》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开拓精神和现实意义。但它的规定存在局限性,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央和地方立法工作中出现的混乱和无序等现象。对于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应当以其制约因素为切入点,进而分析目前立法规定和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厘清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思路和方法,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法制统一的反思: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界分及冲突解决——以“洛阳种子案”为例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界分以及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本文以"洛阳种子案"为例,反思我国"法制统一"这一现行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界分及冲突处理原则,在系统评析我国一元两级多层次法制体系的基础上提出"内部民主政治制衡"可作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界分及冲突解决的新思路。

行政立法权限制度研究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立法法对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做出规定。立法法的颁布实施,对于防止重复立法、越权立法、无效立法起了重大作用。本文重点研究行政机关立法权产生的理论根据、立法权限界定的科学机制、行政立法权限的范围问题。

立法法修改之划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建议

针对一些法律规定比较原则、需要制定的配套法规和规章过多等问题,强调要科学严密设计法律规范,能具体就尽量具体,能明确就尽量明确,努力使制定和修改的法律立得住、行得通、切实管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立法法的修改被列在第一位。而立法法的修改立法权限的划分又是重点[1]。立法权的划分涉及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纵向上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这其中包括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国务院与地方政府间的立法权限的划分。横向上是人大与政府的权限划分,这既包括全国人大与国务院权限的划分,也包括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内向上,存在着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限划分。本文仅就地方人大与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谈些看法。

论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限

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立法权不仅包括国防和外交事务 ,也包括自治范围内的有关事务。中央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立法权 ,保留对自治范围内事务的监督权。保持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立法权的适当张力 ,有助于“一国两制”的长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