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定量要素与刑法立法模式调整

在中国刑法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键标准,也是构建统一刑法典模式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这种立法模式有利有弊,其最大弊端是减损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特别是在自然犯的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成为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立法因素。为了解决定量要素减损刑法规范明确性的问题,应当以立法方式规范司法定量,并推动刑法立法模式从统一刑法的模式向多元立法模式的转型。

软化: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模式研究

以协同概念的辨析与适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完善立法权配置、最小化立法成本以及践行立法传承与立法国际化等3个方面展开协同立法必要性之证成。基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考察两个层面,检视共同立法和合作协议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其中,低成本、高效率、重灵活的合作协议模式与协同理念高度契合,立法软化是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的适宜选择。从城市群生态环境合作协议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法律效力、缔结主体以及利益衡量等维度进行论证,以期建立高效公平且具制度约束力的协同立法模式,为城市群生态环境共治提供法治样本。

竞争法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通过对发达国家各种不同竞争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就我国竞争立法模式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再论我国刑法的“三元立法模式”

当下我国刑法的立法模式呈现单一"法典化"的特征,试图以"法典化"模式规制各种犯罪,但在体系与内容上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故构建多元化立法模式才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历史潮流。以"二元立法模式"实现对我国刑法立法模式的改造也并非最佳选择,因为该模式在体系与内容上都存在不缜密之处,使得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操作上都大打折扣。故应实行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三者并立的"三元立法模式"机制,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三元立法模式"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实现我国刑法的固有价值。同时在刑法之外建构"微罪体系",以达至互补,进一步推动我国刑法立法的科学化。

中国共同犯罪立法模式的归属与选择——“双层递进式”共犯立法模式的提倡

当今世界各国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可以归结为统一制正犯立法模式与区分制共犯立法模式两大类型。中国共同犯罪立法模式在解释论上应当归属于统一制正犯立法模式。相比较而言,区分制共犯立法模式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与中国现行共同犯罪理论与实践也具有更多的共通性,因而,从应然的角度看,中国应当采用区分制共犯立法模式。在传统区分制立法模式下,由于正犯承载着定罪与量刑的双重功能,出现了"正犯理论的实质化"倾向,这种倾向暗含着破坏刑事法治的风险,因而在立法论上应当采用"双层递进式"共犯立法模式。"双层递进式"共犯立法模式根据分工分类将共犯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根据作用分类将共犯区分为主犯和从犯;分工分类解决犯罪参与人的定罪问题,作用分类解决犯罪参与人的量刑问题,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的结合很好的解决了犯罪参与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程度问题。在"双层递进式"立法模式下,可以根据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来区分主犯与从犯。

数字经济的立法模式选择与制度体系构造

通过梳理国外数字经济立法策略以及我国的数字经济立法探索可知,“问题对策”立法模式是占主导地位的数字经济立法模式,该模式导致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的“碎片化”以及数字经济的“割裂式”发展。关于数字经济立法,目前学界提出了回归部门法和单行法两种思路,但本质上仍然属于“问题—对策”立法模式。数字经济要素化和数字经济法律体系化之间具有某种“契合”关系,因此“要素—体系”立法模式有其正当性基础和实践性价值。从系统论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法律体系包括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前者是基于数字经济基本制度、基础制度和关键制度而形成的“一以贯之”的规范体系;后者是数字经济立法受顶层设计、部门法和地方立法影响而不断完善的规范体系。我国应该制定《数字经济法通则》,以统摄相关单行法和部门法中的数字经济法律规范,最终形成数字经济法律的体系化架构。

解法典时代的立法模式变革与反思

囿于立法观念与方法误区,我国正在进行的解法典虽然带来了立法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却未能促进法治效能的根本提升,反而造成了法体系的肥大化、法规范的竞合化与法教义的稀薄化,引发整体法秩序的解体危机。为最大化发挥特别法的规范效用与创造潜能,当下的解法典化立法应跳出以法律部门为界限的诸法分立模式,转向以规范领域为中心的诸法融合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中国古代“刑主民次”法制模式的翻版,而是适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民行刑一体化”新模式。以解法典为契机,立法者的价值立场应从“增量立法”走向“增质立法”,在反思积极立法观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审慎立法观,以此重整碎片化的法秩序,有效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模式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对双碳目标提出的权威政策部署。当前双碳领域存在着法治话语薄弱的状况,国家立法呈现碎片化特征,繁多的地方立法存在效力诘问。基于政策系统与法律系统的话语表达差异及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要求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一政策话语转化为法治话语。经由作为政策话语与法治话语连接点的立法模式,“积极推进”即为从当前的分散式立法模式转向综合式立法模式;“稳妥推进”蕴含了从单一式立法模式到协同式立法模式的转换。具体而言,在综合式立法模式之下,双碳基础性法律的名称应为“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该法具体条文设计应关注公主体与私主体权利义务的双向建构;在协同式立法模式之下,国家要对现有双碳相关立法进行法律清理以实现内部协调,地方要促进双碳专门立法与相关立法的协同创新。

日本家庭教育支援立法模式研究及启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核家庭化的加剧导致家庭教育成效下降,青少年犯罪的激增和虐童事件的增加,迫使日本政府强势介入家庭教育,先后修订《教育基本法》和《社会教育法》,明确家庭教育的概念和责任框架,使家庭教育支援得到法治保障。随后,日本九县六市对国家层面的法律加以细化,因地制宜出台家庭教育支援条例,形成了“国家统领,地方具化”的家庭教育支援立法模式,具有层次分明、衔接紧密、突出地方特色的优点,但因缺少国家层面的专门立法,存在挤占立法资源和地方立法同质化的问题。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可借鉴日本的经验进行完善,构建多层次的家庭教育支援法律体系,健全家庭教育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

我国巨灾保险立法模式探讨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必须以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为基础,探讨适合我国的巨灾保险立法模式是巨灾保险法律制度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巨灾保险立法模式的类型,借鉴巨灾保险先行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依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法治状况,总结出我国巨灾保险立法模式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采用专项型立法模式,首先针对地震风险制定《地震保险法》,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针对其他灾种的巨灾保险法律制度。

论我国企业立法模式与商事立法模式的契合

企业的法律本质在于其商事主体性。我国应将企业组织法和企业发展法分列立法的模式。在基本商事立法中不应规定企业的概念;企业法律形态划分标准的构成要素不应是唯一的,而应是多元和可变的,只要立法标准所划分的企业法律形态能确保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及各企业市场竞争中平等的法律地位,并能涵盖所有的企业形式,就是可取的;坚持企业形态法定化原则的同时应当顾及企业组织形式体系的开放性;对于企业集团、关联企业,应在公司法中予以规范。

《海商法》修改背景下我国内河货物运输制度的立法模式探讨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等政策措施的实施,中国沿海、内河客货运输量不断增加,国内外的水运货物运输呈现出蓬勃增长的趋势。但自《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废除以来,关于我国内河货物运输法律适用始终存在缺位,法律法规配置已被内河货物运输行业发展步伐远远落下。随着《海商法》修改工作的启动,呼吁对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立法的声音逐渐出现。文章在梳理我国内河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现状之后,认为《海商法》修改中应当纳入内河货物运输作为《海商法》的第四章专节进行调整,并对相关立法思路进行了深入剖析。

论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政府采购立法模式变迁趋势——从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

我国政府采购法制形成于法律经验主义时期,法律经验主义对立法实践基础之强调使其采取了分散立法模式,导致了政府采购立法高成本和无收益,并为司法不公和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留有空间。今天,当法律经验主义向法律理念主义转变时,法律理念主义对法律自身品格之突出尤其是对其法律一致性的要求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和谐需求必然使政府采购立法走向统一立法模式。

水上货物运输立法模式从“分轨制”到“并轨制”

我国水路货物运输立法模式的选择存在争议,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是否要将沿海、内河货物运输纳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章的调整范围,即我国水上货物运输立法是继续沿袭“分轨制”,还是转变为“并轨制”。从国内看,由于时代背景已经发生转变,统一国际、国内水上货物运输的立法基础已经形成,“分轨制”已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需求;从国际看,以《日本商法典》欧洲《布达佩斯公约》为例,各国在水上货物运输立法上也展现出融合趋势。这些立法实践表明,通过统一的法律框架来规范水上货物运输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可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契机,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相关条款一同纳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章中,并采取“专节立法模式”。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统一立法模式

个人信息是指一切可以识别本人的信息的总和,这些信息包括了一个人的生理的、心理的、智力的、个体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等等方面。个人信息保护的统一立法模式,分为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两种范例。无论是哪种范例,都会存在一定的弊端。统一立法模式是中国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必然选择。

刑事政策视野下毒品犯罪多元立法模式之提倡

我国当前的毒品犯罪立法模式采取的是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具有立法的体系性、独立性、模糊性的特点。然而,这一立法模式与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的要求不符,难以发挥非刑法治理手段的功能,反而将使得刑法一家独大、重刑运用过多,且与其他治理手段的衔接不畅;这一立法模式也难以应对当下活跃的毒品犯罪态势,不论是刑法解释还是补充立法,都有损刑法典的明确性、稳定性、体系性。为此,构建毒品犯罪的多元立法模式,发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的作用,是我国毒品犯罪治理的应然选择。

我国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立法模式研究

我国民族地区的环保事业在经历了上世纪的立法井喷式发展后,环保法律法规的立法现状已经能够满足当前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的实际需求。但是,经历了数十载的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环保法规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这些法律法规本身得不到认同和理解,导致了法律的难以落实和执行时候出现了种种阻力,最终导致了法律法规被束之高阁,极大地浪费了立法资源,不利于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开展。对于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的立法模式的现状进行反思的意义在于能够关注民族地区环保法治建设的场景式考量,立足于民族地区环保事业的特殊性和实效性,推动民族地区环保法治建设的融合与吸纳。

论我国慈善立法模式之选择

国际慈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集中立法模式(法典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单行法模式)。现阶段我国并无慈善领域的统一法律,相关规定散见于特别法和行政法规规章之中,且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从国际慈善立法模式经验和我国目前慈善立法现状着手分析,提出我国采纳集中慈善立法模式,即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慈善基本法,并对此进行了论证。

单一刑事立法模式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治理的不足与改进--以澳门地区未经许可接受存款罪的刑事立法模式为参考

中国内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采用了单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罪、责、刑等内容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行政法规范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作概括性表述,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此种立法模式下,刑事治理挤压行政治理空间,行刑衔接问题被忽略,引发大量刑法与行政法衔接适用问题。对此,可参考中国澳门“未经许可接受存款罪”立法例,借鉴澳门多元刑事立法模式的优势,改变当下以刑法典为中心的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丰富“附属刑法”内容,提升行政法体系性地位,先行政后刑事,构建层层递进、衔接顺畅的犯罪惩治体系,实现高效的犯罪打击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