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鲁迅与章太炎传奇小说观之差异及其流衍——重审20世纪以来唐传奇文体的升格

清末章太炎提出“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媟渎之言”,唐传奇背弃了汉代小说开创的街谈巷议、有益于政教的传统,当被视为变体,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吴虞、朱希祖、浦江清等人。然而在西化小说观和文学观的冲击下,古典小说在20世纪以来逐渐失去了传统底色,重“情”、尚“美”、提倡虚构等“现代因子”逐步成为小说的内在要义。在这一背景下,传奇小说的地位被不断抬升,鲁迅所提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广泛传播并占据主流,章太炎等人的观点则逐渐隐没,成为边缘。

重思晚清士人对黄宗羲的批评——以朱一新和章太炎为中心的探讨

黄宗羲的学说在晚清引起广泛关注。时人或从儒家民本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阐发,或借之宣传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在朱一新与章太炎看来,黄宗羲的学说值得商榷。朱一新主张分析政治问题应通盘考虑,全面审视某一新的制度能够被实践的前提条件、配套措施,以及施行之后是否会出现新的流弊。章太炎强调认识政治问题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结构,尤其要关注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群体是否为既得利益者。对于政治变革的关切构成他们批评黄宗羲的基本出发点,相关言说反映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章太炎进化观的历时性研究

1903—1906年间,章太炎的进化观发生了鲜明的“断裂”,在《訄书》时期,章太炎认同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至《俱分进化论》时期,他提出了善恶苦乐并进的俱分进化观,并把“俱分”进一步推扩为“文明”的定语;到《民报》时期,特别是在《齐物论释》中,批判线性进化观背后的理论根源逐步呈现出来,表达为“齐文野”的思想旨趣及对目的论文明观的深刻反思,对进化概念本身的批判实则是对诸如文明、进步等观念被用以将强权和暴力合理化、合法化、合目的性的危险的格外警惕,这是理解章太炎一以贯之之道的方便法门。

在“民”与“族”之间——章太炎民族思想再阐释

在晚清革命的背景下,章太炎从传统国学出发,基于三个方面对既有民族概念进行反思:第一,借由两种理解“民”的方式,章太炎厘清了“民族”之“民”的具体意涵及其内在张力;第二,借由对“族”的分析,章太炎扬弃了以“文明西来说”为代表的种族话语,进而致力于用历史及其内在的本真性来确证、建构民族之“族”;第三,章太炎并不将民族视为永恒的标尺,而是指出其局限及终将归于消亡的趋势,故而侧重于从工具性价值角度阐发其民族思想。

章太炎论董仲舒

章太炎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董仲舒的文章,但是在一些著作中对董仲舒进行了评判。章太炎在政治方面批判董仲舒为专制大一统帝国提供思想武器和主张“独尊儒术”等,其批判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学术层面对董仲舒的评判有褒有贬,对“春秋决狱”的批判则有些偏颇;在论述董仲舒与儒教乃至宗教的关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哲学和宗教关系的近代哲学原理,并有所发展和突破,值得高度评价。

多元性与普遍性的弥合--章太炎以“齐物”解构“公理”的后果

章太炎在与《新世纪》派论战的过程中,深感“公理”对于个体的压制。他从“公理”观念形成的认识论基础与话语霸权两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齐物”思想取代“公理”的观点。为了避免“齐物”观念同样面临从认识论层面被解构的风险,他将“齐物”的合法性建立在否定名相以体证“真如”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却致使其价值指向徘徊于多元性与普遍性之间。章太炎最终以当下历史情境中的“人民”弥合了二者之间的裂隙。因此,“齐物”思想的价值指向并非多元或者普遍,而是回归于“人民”这一历史主体之上。

章太炎齐物哲学对中国文化的破与立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大量传统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智识等观念极为推崇,而章太炎则以庄子的齐物观念对这些西方思想予以批评。在《辨性下》中章太炎认为文教国民更具智力,但却远离真如本性,陷入对概念系统的执着。这源于章太炎以其齐物哲学体系对进化以及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批判,也与章太炎反对维新的彻底革命立场相关。按章太炎齐物哲学,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思想都属于世间范畴,不悟本真,所以不能定一者为“公理”。不过中国文化追求“愚菴(愚钝)”这种“大智慧”,离本真更近,因此在文化选择,即“回真向俗”的过程中,应该尊重中华传统文化,而非一味追求西化。

章太炎国学教育思想研究--以国学演讲与讲学为中心的考察

在新旧更替的近代社会,章太炎秉持“学亡则国亡”的理念,面向现实,趋向未来,从政治与学术两方面探索国学的现代化发展。他以高度的自觉精神投身国学教育,极力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尤其注重用语言文字、经学、历史等民族文化唤醒国人认同感和救亡意识。在朝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章太炎结合其旧学传统教育路径,并辅以现代教学理念,以传统小学为国学入门之基,崇尚相知相契的师生关系,规约国学教师的必备素养,以培养经世青年为国学教育目标,对近代中国学风与世风的转变影响甚大。立足时代语境,考察章太炎国学教育思想,分析其国学施教特色及蕴含的育人价值,对新时代国学经典教育的实施大有裨益。

乐观本体论、混沌宇宙观与进步不稳定性——谭嗣同的《仁学》与章太炎的回应

《仁学》在西方学者眼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中国古典文献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框架重新诠释的作品,在中国学者笔下这是近代中国新儒学哲学体系融入现代性全球主义的一次大胆尝试,以求能与当时的国际社会在同一维度上对话。然而《仁学》中谭嗣同以其进化最终带来自由的乐观本体论为导向,援引佛教和道教中对有限性的传统解决方案,提出了超越时间的绝对平等观,这一观念遭到了章太炎的批驳。在章太炎看来,进化最终没有超越混沌,相反,它起源于时间世界,且必须有法律之限制,即基于法之平等与等级,官员和国家试图在此基础上将突发事件和混沌合理化。通过对二人不同哲学观的梳理与对比,清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士人对近代中国传统儒家哲学观念转向的尝试与辩论,这对于归纳传统中国儒家的哲学理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再析章太炎“评孔”态度之转变——从“以贬为主”到“以褒为主”

章太炎评孔态度发生从“以贬为主”到“以褒为主”的转变,是以1906年11月《建立宗教论》的发表为标志的。此前,章太炎极力诋孔,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抨击康有为等神化孔子且宣扬孔教、为革命提供必要性论证、为传播其思想清理障碍。待其“真如”哲学初步成熟之时,章太炎便转向以褒孔为主,意图借此宣扬其新哲学即“真如”哲学与孔学“精髓”以服务于革命。具体言之,章太炎转向褒孔为主有以下原因:他认为孔学之精髓是史学,史学作为国粹可激动种性;基于古文经学、“真如”哲学立场来相对客观地评说孔子、孔学,符合其本愿;孔学的核心精神即“依自不依他”与其新哲学高度契合,可为传播新哲学、增进国民道德提供助力;宣扬孔学亦有助于团结崇信孔学的革命力量。

论章太炎《菌说》篇中的道德进化思想

《菌说》被认为是章太炎进化思想形成之初的代表性论著。章太炎认为,道德意识的产生始于生命体的本能,并逐步形成了道德意识,他将生物进化之说与意志论相结合用以说明道德意识产生的前因后果。章太炎提出,道德之知的进化源自于人们与生俱来的知性,加之生物体本能带有的欲望,两者共同推动了人类道德逐步前行。道德进化并非尽善尽美,最初的利弊之辨源于自体感知,随着社会的进步,进化之利弊的评价由人类群体共同决定。这就要求人们能以辩证的视角看待道德观念的更替,以冷静的眼光直面进化中社会道德价值系统的变革。

章太炎对法家与法治思想的现代阐释

晚清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政治发展态势,章太炎率先擎起法家的大旗,开启现代法家研究之先声。章太炎对法家历史的祛魅为研究法家思想提供了契机,在还原法家历史时,他重新廓清法家学派与法家思想的概念及其联系,并融合儒、法思想以重建法家的价值体系。面对西方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冲击,章太炎主张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强调因循传统和习俗来制定法律,镜鉴西方法治思想以熔铸中国的法治精神,并通过法家“著述定律”、法吏“听事任职”实践这一法治理想。虽然章太炎的法治建国思想含有颇多理想化成分,但他在法律准则的制定、法学学科的设置、法吏建设等方面的理念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他所倡导的法治精神也直接推动了现代法学研究的新探索。

“护法运动”前后章太炎篆书风格考

“护法运动”之初,章太炎积极奔走于西南等地为孙中山争取支援,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章氏跋履山川,衔命献策却连连受挫,苦闷至极,归沪后热衷于观摩铜器(及拓本),聊以自娱。“护法运动”失败后章太炎篆书由“二李二徐”风格衍生出率意灵动的金文风格。这次军事活动的失利是章太炎篆书艺术实现蜕变的触媒和重要转折点。

从“俗真两分”到“真俗两行”——章太炎“齐物”哲学体系的演进和极成

章太炎在1906—1916年构建了“齐物”哲学体系。他在主编《民报》时期写作《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等文章,建构了世俗世界与“真如”世界一分为二的“俗真两分”世界观。在《齐物论释初本》中,章太炎完善了以世界观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体系,并在《齐物论释定本》中转向“真俗两行”的实践哲学,“真俗两行”意味着圣人要在了彻“真如”智慧的前提下度化众生。“真俗两行”是“俗真两分”的必然结果,圣人悟入“真如”须得度化众生才有价值;“俗真两分”到“真俗两行”的转变体现了章太炎的境遇,他用激烈的革命思想阐述“转俗成真”,后期用保存“国粹”等方法努力践行“回真向俗”。

用国粹激动种性:章太炎反疑古思想的动机

章太炎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汲取古史中可供当世借鉴的部分,保护与留存国粹,而摒弃糟粕。种性植根于国学,国粹是国学的精华,欲激发种性,必先传承与弘扬国学。章太炎对古史的总体态度是反对疑所不当疑,反疑古也考虑到日本的因素,在“护史卫国”的思想体系之下,当古史辨运动风靡之时,立刻激起章太炎的强烈反对,其古史辨评议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历史危机意识,是政治主张在治史层面的体现。

国学文化与苏州记忆的空间容器 章太炎故居改造

坐落于苏州锦帆路38号的章园是一处颇具价值的文化印迹。这座宅子始建于1932年,是国学泰斗章太炎晚年藏书、著述、会客和生活起居之所。2023年,古吴轩书店接手运营,委托青天制作所主持设计这座近百年的老宅,将其改造为古吴轩书店和章太炎故居博物馆,并对公众开放。整个宅院由3栋民国时期的洋房组成,建筑外立面呈中西合璧风格,清水砖墙、苏式木花窗、中式亭廊与罗马柱结合。近600m^(2)的南楼规划为故居博物馆,北面占地约880m2的2栋建筑则是书店的主体部分。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略论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徵》的辑佚学体例

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徵》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七略别录》为对象,以完善马氏辑本为目标,剔除《汉志》“所录书目及其子注”以及“诸书叙录”集中呈现的佚文,表达了对辑佚条目“多”与“真”之间辩证关系的独特思考。章氏辑本承绪马氏,《别录》《七略》混辑不别,值得商榷。但章太炎依《汉志》分类框架确定佚文的类别位置,并根据“班氏省出新入”对佚文类别位置做出相应调整,较为准确地复原了“刘氏旧文”的原书篇第。尤其是,章氏佚文首列“《艺文志》所录书目”作为“起本”文献,使佚文各有攸归,并揭示了《别录》《七略》佚文与《汉志》著录在书名、篇卷等方面的异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学术与政治:双重视野下的章太炎孟子观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如何重整传统文化资源来抵御西学的入侵,是有识之士面临的共同问题。尊荀抑孟是章太炎研究先秦子学,彰显自己经世用心时的整体立场。受制于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章太炎认为孟子以道德介入政治的路径过于理想化,无法切中现实之弊,不如荀子的政治治理思想务实、理性而有效验。因此,相比于其他诸子,对孟子的研究是章太炎学术思想中极为薄弱的部分。尽管如此,章太炎还是通过以佛解孟的方式对孟子人性论进行诠释,以外道的“神我”来诠释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鲜明地体现了他在近代学者中比较独特的研究方式与学术特点。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的思想观点亦有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用心,并经常因为二者之间的张力而使得其前后言说具有一定的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