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自治性的研究

公司章程自治指公司为更好地进行管理经营而制定相关规则的自由，是公司的宪章和公司的行为准则与规范。本文从公司章程自治的性质出发，分析公司章程边界的必要性，其次简要分析了确定公司边界的划分标准。最后总结出公司章程有自治性，同时也应该受到限制。

公司章程自治的异化及其立法规制

新《公司法》彰显了公司章程自治。然而实践中,公司章程自治出现的一些异化现象严重背离了其内在的自由、效率价值取向。文章指出,有必要通过完善公司章程修改制度、明确大股东或控股股东诚信义务判断标准等,对公司章程自治的异化进行立法规制。

公司法“规范错配”与公司章程自治法律风险

随着公司章程自治意识的增强,实践中的公司章程逐渐摆脱过去"照搬"公司法之旧习,个性化色彩愈见浓厚。近年来,实践中关涉公司章程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且"涉章案件"经常成为司法裁判中的"疑难案件"甚至"悬案"。究其原委,我国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规范错配"问题乃是引发形形色色的"涉章纠纷"的关键性制度诱因。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强制性规范设置失当、法律规范属性难辨以及要件缺失等问题,造成了章程与公司法之间的"规范缝隙",增加了公司实施章程自治的法律风险,亦为司法裁判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社会组织章程自治及其对策分析

章程自治是社会组织自治的核心,包括订立自由、修改自由,以及内容自由。因为涉他性特征的存在,社会组织章程自治应当与其他自由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限制。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章程自治主要存在公权力越位和缺位并存、自治意识缺乏和执行不力等问题。为加强中国社会组织章程自治需要加快该领域的立法工作,明确自治权利;弱化"双重管理体制",清理公职人员兼任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现象;加强对社会组织理事和管理人员的行为监管,克服公权力的缺位问题;以及提升社会组织管理人员的章程自治意识。

公司章程自治边界的确定

公司章程自治边界的确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公司法所保护的利益是确定公司章程自治边界的原则。其中,自益类事项,应属于公司章程自治的范畴;而他益类事项,则要受到公司法的管制。以公司法规范的类型为标准对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进行确定,确权性规范应以强制性规范为主,运营性规范应以非强制性规范为主,保障性规范亦应以强制性规范为主。以公司的类型为标准对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进行确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自治空间相对较大。

章程自治中的国家强制:对《公司法》第76条的深度分析

《公司法》第76条以排除条款的形式将章程自治引入股东资格继承领域,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允许公司章程以特别条款排除其适用。作为矫正旧《公司法》管制主义立法政策的重要体现,学界对股东资格继承中的章程自治多持肯定态度,但对公司章程如何自治,尤其是公司章程在限制或者排除股东资格继承时具有怎样的边界等重要问题却语焉不详，使得公司章程能在多大范围内作出限制或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规定并不明确。

论公司捐赠章程自治的价值、内容与效力

利用公司章程对公司捐赠行为进行自治和自我管理是弥补法律规制漏洞、促使公司捐赠行为步入规范化、提高捐赠决策效率、维护相关利益主体利益的必要路径。公司章程可以根据公司自身情况确定捐赠的理念、主题、数额限制、决策程序等。公司捐赠决议如果违反章程的相关规定,股东可以请求法院撤销;违反章程规定进行捐赠损害公司利益的,相关董事应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章程自治的内容基础及表现形式

公司章程自治包括章程自由和章程自律两个方面,其中,章程自由主要表现为公司章程的内容自由。作为公司章程内容表现形式的公司章程记载事项,是公司章程自治的前提和基础。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分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公司章程对各记载事项享有不同的自治空间。公司章程自治具体表现在公司章程对公司法的作用上,公司章程通过其所记载的事项对公司法规范起着明确、补充、排除或变更的作用。

公司章程自治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界限

2006年10月1日颁布的《公司法》大幅增加了任意性规范的内容,更加注重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从而尊重和保障股东的权利。其任意性规则主要体现在公司章程中,而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有时会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有所冲突。为了更好的处理此种冲突,应明确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和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

浅谈公司章程自治

私法自治是整个民商法的核心理念,公司章程自治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上的体现。公司自治主要是股东利用公司章程来实现的,公司章程是股东自我设计治理空间的主要工具,所以公司章程自治是实现公司自治乃至私法自治的载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逐渐深入发展,新的公司法给予了公司以更多的自治空间,尤其在股东权益方面留给当事人更多自治权。

浅析我国公司章程自治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是公司成立和运行的前提与基础。公司依据章程实现自治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成为一种潮流。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公司制度发展不充分,缺乏意思自治的传统,公司章程的设计千篇一律,又由于公司法对市场的适应性品格,表现其对任意性与强制性规则的界限规定不清,公司章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会排除公司法的适用。这些实际造成了我国公司章程自制的不规范和操作的困难。对我国公司章程作出合理的设计和明确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司章程自治边界之分析

公司章程自治是公司自治的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私法自治理念在公司法上的体现。本文从公司章程自治的正当性方面作出论述,进一步通过对章程性质和公司法性质的解读从而探讨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即公司法规范的任意性和强制性的认定。

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从少数股东利益保护之角度来分析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自治性的集中体现,对其自治范围的延伸自新《公司法》颁布以来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但是,在其自治范围不断被拓宽的同时,源于法律本身的一些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这些底线利益构成了公司章程自治的限制性边界。笔者试图以公司中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为切入点,主要运用罗尔斯关于正义的原则来论证公司章程自治性的边界。

浅议公司章程自治

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做了大量的修改,其中一项改动就是放开对公司的管制,尊重公司的章程自治。本文对章程自治的原因和表现形式作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浅析公司章程自治范围及程度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宪法"性文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公司章程的自治需要在《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规定了公司章程不同的自治范围及程度。并且由于公司组织形式不同在市场中的地位不同而使得不同公司的章程自治范围宽窄不一。

章程自治视角下的管理层权力下沉与企业创新

公司的章程自治作为宏观制度的外规内化,是一种体现公司自主意识的制度创新,而内部制度设计下的治理主体权力配置能否体现在公司的创新投资上仍须进一步检验。本文以手工收集的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章程修改数据为基础,将章程中自主增加管理层权力的公司作为处理组,将从未发生管理层权力变动的公司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下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司在通过自主修改章程进而将权力下沉至管理层之后,其研发创新投入显著增加;(2)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获得授权之后,管理层会积极开展基础性研究,推动实质性创新;(3)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运营效率和管理层影响力等内部因素以及制度环境和产业特征等外部因素,都会对管理层权力下沉与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产权性质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基于章程自治进行管理层权力下沉安排将强有力地激励管理层进行研发投资,提高公司创新水平,即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合理优化管理层权力配置将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设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公司章程自治的视角

国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公司章程中设置自治型条款可以提升公司价值。但长期以来，我国公司章程形式化和趋同化现象严重，自治空间有限。现行的（《公司法》鼓励公司自治，赋予上市公司更多的自治权，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实际修订其公司章程条款，这为我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章程自治的有效性提供了好的契机。本文以2005—2012年的沪深股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设置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章程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具体而言，降低公司董事会的对外投资权限可以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倾向，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明显，但过低的投资权限设置也会导致投资不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设置宽松的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更多是为了弥补货币薪酬的不足；而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能否牢固掌握控制权影响着公司章程中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设置。

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分野的管制与自治——以公司章程在公司分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视角

从国美案中董事会推翻股东会决议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引出问题,以公司章程在公司分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落脚点,分析股东会和董事会在职权分野中的管制与自治之维。并通过对章程自治与公司法管制的矛盾阐述,以及对公司法第38条和47条兜底条款的限制性解读,论证了法定分权的互补性对于理解公司治理体制的动态特征是非常关键的,章程治理必须在其中寻找边际平衡。

论法律续造方法在司法介入公司章程自治中的适用

我国现行《公司法》通过设置大量的赋权性规范与补充性规范,为公司实施章程自治释放了极大的自由空间。然而,遗憾的是,现行《公司法》在给予公司自主设计其章程的自由空间的同时,在如何行使这种自由权限的问题上却语焉不详。现行《公司法》中"涉章条款"之法律漏洞,构成了实践中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规范对接缝隙。司法介入公司之章程治理,除却化解纠纷的价值功用之外,还兼有借助个案裁判、规范性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判例三种路径缝补公司章程与公司法之规范缝隙、续造公司法规范的功能效用。同时,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保障公司治理公平,则是这种法律续造功能的最终目的导向。

从乡规民约到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嬗变

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区(以村落为主要形态)形成之后协调超越家庭、家族关系的社区社会秩序的需要,在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维护着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基本秩序。传统乡规民约的存在形态从文本形态看可以归结为劝戒性乡规民约与惩戒性乡规民约;清末新政后至民国前期的乡规民约,借鉴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做法,略具近代民主自治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乡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制度形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村民自治章程作为乡规民约的高级形式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