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体的引入与近代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

近代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学者揭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要求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主张用新的史书体裁来反映时代的新变化和新内容。同时，从戊戌变法开始，新式学堂在中国出现，要求编纂新式历史教科书以适应新式学堂的需求。章节体史书便应运而兴。

志书章节体与条目体的比较研究

对志书章节体与条目体的比较研究表明,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为完成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2015—2020年)》提出的规划任务,可采用条目体修志方式,既可较好地解决第二轮修志所存在的问题,又可保持我国地方志书特有的传统结构形式,在继承条目体的长处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发展。在对条目体的4部志书进行对比分析后又认为,志书条目体的编修应充分发挥条目体的长处,并将章节体的长处融合于志书中,章节体与条目体的结合体不是简单的结合,而应注重志书采用条目体"述"体的应用和合理设置条目体志书的条目。

章节体志书目与子目层次的标示

首轮修志，绝大多数志书都采用了章节体，即按篇（编、卷）、章、节及以下层次（目、子目，个别的有细目）构建篇目，节下的目、子目也可称之为微观层次，其大多数标题前冠以次第序号，目以上序号用汉字表示，如“第一篇”、“第二章”、“第四节”；目用一、二、三、四……表示，子目用（一）（二）（三）（四）……表示；细目用1、2、3、4……表示。1996年1月12日发布的《黑龙江省地方志编写行文通则》就是这样规定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方志编修教程》在《行文通则》中也规定：“志稿的标题及层次、序码，均须统一。

章节体、条目体结合是县级续志体裁的最佳选择

一本志书采用什么样的体裁进行表述和编纂，是确保志书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在新一届续志工作陆续展开之际，各级修志部门首先遇到的就是采用什么体裁续修志书的问题，也是广大修志工作者感觉难办、挠头的要事。笔者认真翻阅的省内外上届修志已经出版的部分志书及有关资料、论著后认为，采用章节、条目体结合结构形式进行表述和编纂、是县级新一届续修志书的最佳选择。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杂谈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杂谈●甘肃平凉师范张怀宁我国古代的史籍体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丛书体、史评体、方志体等多种多样；到了近现代，又有了创新与发展，出现了章节体、史论体、史料汇编体、回忆录等新形式史籍；尤其是创编章节体新史籍，实现了史籍体裁的...

志书章节体与条目体的融合

章节体、条目体是地方志书的两种主要体例。第二轮修志要注意融合章节体、条目体的长处,安排体例,设置篇目。目前,有些志书采用所谓的章节条目结合体,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好他们的结合问题。正确的做法是,选择其中一种体例,以其为主导,吸收他体之长。在两者的取长补短过程中,应保持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不要失去本色。

试论近代章节体史书的兴起

章节体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新起的一种史书编撰体裁。它具有依时间顺序,按章节编排;因事立题,分篇综论;既分门别类,又综合通贯的特点。它比旧体裁的史书容量大,系统性强。章节体史书的兴起,显示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趋势。一形式由内容决定。章节体是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资产阶级新史学而产生的一种史书体裁。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西方历史学家只能对社会的各个侧面,诸如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等,作一些直观性的、单一性的记录。因此,适合表达这些内容的西方史书体裁,不外乎多卷本的编年体、传记体和纪事本末体等。自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志书章节体与条目体的比较研究

地方志编修采用章节体或条目体各具优长。第一轮修志章节体被广泛使用,其过度模式化已形成对地方志编修的限制。条目体志书在第二轮志书的编纂工作中逐渐为各地重视,但其编纂理论与实践仍需进一步探索。要注意志书条目体与年鉴条目体的异同,防止完全照搬年鉴条目模式。强调综合性、系统性等志书编写原则,对条目体志书的编纂十分重要。

志书章节体与条目体的比较研究

前日，李培林说：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的硬性要求和总体进度还相对滞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10月，全国第二轮省级志书规划2529部，出版455部，完成率为17．99％：地市级志书规划388部．出版177部，完成率为45．62％；县级志书规划2950部，出版1580部，完成率为53．56％。完成《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确定的任务时间还有四年，四年时间一晃即过．各地需要全面把握第二轮修志的完成进度．分析影响进度的主要问题并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以问题为导向．指引工作方向：以问题为导向，倒逼工作落实。

章节条目体结合形式分析及运用——以《富宁县志(1991～2010)》为例

史、志体式的发展过程是多种体式的交叉使用、相互渗透,并具兼容性。章节体与条目体结合存在长短互补关系,适用于志书编纂;但这种结合需注意志书的谋篇布局,做到科学合理、恰到好处。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中国近代史书编纂的转型与民族风格的形成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欧美、日本输入的新式史书体裁、编纂理念与方法的刺激,经过中国史家的创造性变革,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特点表现在对章节体历史教科书的追求、专门史编纂的勃兴、历史编纂民族化风格逐步形成等三个方面。梁启超、夏曾佑、汪荣宝、孟森等人在章节体教科书编纂上用力甚勤,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近代化,体现在传统史学以叙事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变成近代以问题为导向、以分科为特征的历史编纂上,近代史学精细化和专门化的特点赋予中国近代历史编纂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近代学科意义的专门史初步建构,成为符合中国历史需要的新书写方式。章节体尽管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分期叙述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和内在联系。所以,中国近代史家在运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时候,还需要广泛借鉴中国传统优秀史体的编纂经验,弥补单一史体编纂的缺陷,更好地建构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编纂新范式。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新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整理和保存清史资源的国家工程,旨在修成能“存史”、堪传世的有清一代国史。在“史义”上宜运用“一导多元”的史学思想。在“史例”上宜采用历代正史所共用的纪传体,并对之加以现代性改造。在“史纂”上宜用重记述辅以适当析论的笔法。在观念上应树立对现代“作史者之精神”的自信,去除单一、单向思维模式所造成的疑虑和余悸,注全力于新型纪、志、表、传、图的修纂。重视资料基础工作,组织对重点和难题的科学攻关,作出若干重大学术突破,实现在总体质量上对《清史稿》的大大超越,以与二十四史相衔接。应当注意的是,试图让大型清代正史和通史及数十个专史熔于一炉是不现实的,让章节体的通史、专史充当传世清代正史的主干也是不相宜的。

浅谈条目体在省志分志中的运用——以《福建省志·文化艺术志》为例

新编志书主要采用章节体,辞书、年鉴等工具书等则通常采用条目体。但章节体和条目体都只是体例形式,并不天然地只适合于某种文本。由于章节体与条目体各有优劣,因而广大修志工作者在实践中,开始尝试将两者结合。本文以《福建省志·文化艺术志》为例,试图通过分析条目体在以章节体为篇目框架的省志分志中的运用情况,探讨如何通过这种体例创新形式,让章节体与条目体各出所长,取长补短,合理共存,提高省志分志的编纂质量。

晚清史书编撰体例演变的价值趋向

晚清史家继承了前代史书编撰的成就 ,并结合晚清的时代思潮 ,做出了新的探索 ,表现在 :对传统史书编撰的继承和改造 ,对通史体例的追求和实践以及对西方传入的章节体的吸收和改造。这三种史书编撰的价值趋向主宰了晚清史坛 。

史书体裁的多样性与体裁创新

近几年来,史学界许多同志对史书编纂中的体裁形式问题,发表了许多有益的意见。总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二点:一、中国史学传统中史书体裁呈现出多样性;二、目前在史书编撰中应该注意体裁的创新。对这二点,我们同许多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传统史书体裁多样性应如何估价?今天史书体裁的创新应立足在怎样的基础上?对这两问题,我们有一点粗浅的看法,现提出来以就正于同志们。

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一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

九曲黄河,源远流长,象征着中华民族曲折而悠长的历史,记载这个历史过程的史著汗牛充栋,但能够立范未来的却没有几部,而张舜徽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却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历史巨著。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到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再到司马迁创制纪传体、独领史学风骚两千年的《史记》,史学的编纂体例处在不断地创新之中。但自从《史记》体例确立之后,史学编纂便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至于袁枢的纪事本末体,不过是编年体或纪传体本纪部分的变化形态,班固的断代史不过是《史记》“具体而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