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后日记》: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及其文本意义

获得多项大奖提名的《晒后日记》以其独特的电影镜头组合方式以及哀伤感性的叙事情绪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该电影以回顾童年的方式,将DV镜头与电影叙事镜头巧妙结合在一起,讲述了一段模糊、深刻的亲情故事。其中主观感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客观理性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不断切换,发掘出了模式、离散的叙事内容中鲜明的情感印记。从这个角度来看,观察电影中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对情感表现的重要意义,可以挖掘出电影中第一人称叙事所存在的更深层次的文本可能。

第一人称叙事与可靠性问题

讲故事人有时代表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和道德信仰 ,他是隐含作者戴的面具和传声筒 ,是可靠叙事人。但有时隐含作者让受述人与第一人称叙事人享有共知信息 ,使某些人物处于弱势 ,叙事产生戏剧反讽 ,叙事人有讽刺性质。而当隐含作者让叙事人在讲故事的同时无意中暴露自己的各种短处成为不可靠叙事人时 ,隐含作者就具有讽刺性质。第一人称叙事人难免孤陋寡闻 ,但他和读者近距离交流 ,使读者领略尘封久远的历史。第一人称的有限性被隐含作者用来挖掘与叙事人之间的差异 。

“空间”的现代性:论《伤逝》的第一人称叙事

一、人称的意识形态当《祝福》中第一人称叙事者表明＂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1的时候,他与《孤独者》中第一人称叙事者表白＂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2时使用倒叙的技巧如出一辙。倒叙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在正式讲述故事之前对自家客观姿态的言之凿凿与其在故事讲述中因与叙述对象之间的复杂纠葛常常刻意掩盖事件真实之间常常抵牾。

现代性语境中第一人称叙事的伦理意义

第一人称叙事是伴随现代性发生而成为主流叙事人称的。它的存在,一方面表达了现代作者对于叙事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追求,另一方面消解了古典第三人称叙事的专断性,给读者以尊重。但在技术层面上能完成叙事任务的第一人称同时也成为推卸伦理责任的手段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矛盾存在。

“道德与事功”的挫败——以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事为中心

本文以小说《祝福》为中心,旁及《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故乡》《怀旧》等其他小说,分析《祝福》中那个表面上不断希望逃离祥林嫂世界却时时处处对祥林嫂命运充满焦虑与关切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分裂"式的"两个自我"的抵牾,进而提出不同于《祝福》乃是"儒释道吃人寓言"的说法,指出鲁迅小说"分裂"式的"第一人称"表述的其实是个体行动与反抗在具有巨大势能的土俗世界文化秩序中意义消解的悲剧。

斯蒂芬·茨威格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第一人称叙事策略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奥地利著名的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第一人称独白的书信体格式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爱情故事。通过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述视角阐述了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之间的关系,从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陌生化角度引出了作者的叙述技巧,并由第一人称叙述下的性别神话引发对女性建构的思考。

接受与质疑:中国现代小说与第一人称叙事

中国现代第一人称叙事是在借鉴西方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托”、“自叙式”、“第一身称”,是中国现代小说接受西方小说理论的三部曲。随着创作的推进,对这一叙述形式的质疑也出现了。先是20世纪20年代对第一人称叙述形式“自然性”的怀疑,然后是30年代对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述能力”的怀疑。这导致了第一人称小说创作的一度沉寂。

十七年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初探

继五四之后 ,十七年 ( 1 949～ 1 966)再掀第一人称叙事高潮。不同的是 ,十七年是“他叙”而非“自叙”占主导 ,且呈现如下总体特征 :人物内心的空洞化、叙述主体的边缘化、叙述身份的非个人化、叙述姿态的卑贱化。通过分析其中原因及艺术特征 。

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再探

小说家提笔创作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使用何种人称。在语言学上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三种形式。在小说这种叙事作品中，第二人称叙述的现象较少，最常见的还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叙事的叙述人以“我”为主语讲故事，第三人称叙事的叙述人则以“他”、“她”、“他们”来指称。区分第X人称叙事最终所依据的不是叙述者对“我”字的实际占有。因为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认为，所有叙事，不论明确与否，都是第一人称。

形式的意义——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创作中,第一人称叙事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大江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对日语语言局限性的超越及对传统私小说叙事理念的反抗。大江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现了大江小说思维与文本形式的关系,也表现了大江对语言的认识以及他呈现世界的特殊方式。第一人称叙事的多样性使他的小说创作富于变化,呈现出纷繁多姿的艺术魅力。

“对白式”标签下自媒体的第一人称叙事

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是当下各类媒体占领移动终端的重要切入点。借助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大军在亲近用户、拓展传播影响力方面各显其能,展开爆款激烈竞争。在这一情境下,与自媒体“晒”和“吐槽”相对应的信息传播模式逐步生成,“对白式”标签下第一人称叙事成为各类自媒体的宠儿。

《小城之春》与中国电影中的第一人称叙事

《小城之春》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也是世界电影叙事技巧革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城之春》在中国电影叙事美学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超前的视角意识,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第一人称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式的种种可能性,甚至可以说是无限可能性。

第一人称叙事文本的张力——以韩少功的作品为例

不同的人称叙事在同一文本中的应用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文本张力,并能深层影响读者接受感知机制的形成,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韩少功在多种文本与不同文类中偏爱第一人称叙事的应用,这既展现了他熟练的叙述技巧,更是其本人文学观与写作立场,乃至艺术美学思想的充分体现。他在作品中通过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既充分干预控制了"叙述者",又使得作者与"叙述者"的身份交替与重合,产生了"互文"式的独特美学效果,彰显了自我言说的自由权利,实现了写作与现实的交融。

论顾长卫“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人称叙事策略

以顾长卫执导的"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人称叙事策略为切入点,立足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对《孔雀》、《立春》、《最爱》中的第一人称叙事的设置,以及对因此建构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作出解读,以期总结其效果与功能。

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

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是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特殊情况。它是第一人称 ,同时又具有第三人称的某些特点 ,能够讲述按照逻辑与常识第一人称叙事者所不知道的事情。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是叙事的两个基本原则———现实生活与叙事的内在自足性相互妥协的结果。它有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人称叙事者人物角色的淡化。

从叙述主体的角度考察近代译者对第一人称叙事特征的认知——以《新蝶梦》的译介为例

中国传统文学向来缺乏第一人称叙事,尤以主角叙事更为稀少。清末翻译小说兴起,第一人称作品被逐渐译入国内。面对陌生的叙事方法,近代译者在观照文学传统与探索新鲜模式之间进行了反复尝试。翻译家陈景韩成功地译入了我国第一部第一人称主角叙事小说《新蝶梦》。中译对底本存在诸多修改,而这些变异却不完全指向故事情节,而是与叙事视角紧密相关。考辨此翻译变化,可了解近代译者对第一人称主角叙事的理解认知,把握该类型叙事在中国流传与接受的初期样态,同时亦可窥探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一个侧面。

论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艺术

日本现代作家谷崎润一郎非常重视叙事人称所具有的独特叙事效果。在其短篇小说中,谷崎善于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注重人物叙述者"我"与作者自我虚构的关系,两者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有效揭示出"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之间微妙的复杂关系,以叙述者"我"的身份讲述其经历或其感触的故事,以回顾叙述形式呈现两者,使其小说内在结构具有开合自由的特点,如此叙事人称既增添了小说的阅读审美感受,又增强小说的叙事魅力,为深入理解作品的主题提供有利的条件。

打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农民一直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这使得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新文学史上很难出现,极为稀少。然而,在打工小说中情形变得复杂起来,农民不单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也成为基本具备叙述能力者,甚至成为完全具备叙述能力者。以至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打工小说中成为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携带着时代的气息,显示了作家的平民意识与人道情怀,彰显了农民自身素养的提高与自主精神的丰厚,成为时代农民自我觉醒和心灵解放的标志,并且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以农民为叙述对象的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农民"的叙述主体资源。

论第一人称叙事中的转述结构

第一人称转述的结构是经常被采用的叙事视角,这一类型文本从结构上可以划分为序幕式结构、书夹式结构和复现式结构三大类。结构内部涉及叙述时间与被叙述行为发生时间的跨度、套层结构中第二叙事层的视角以及叙述内容信息来源不同等问题,与叙述的主题和内容相配合。第一人称转述结构不仅起到整体架构的作用,而且便于叙事人更好地控制叙述距离和节奏,并在心理上增加读者的接受度和文本的可信度,是一种有效的艺术创作手段。

鲁迅的启蒙思想与他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

鲁迅的小说以"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启蒙思想著称,他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同样与启蒙思想有着内在的深刻关联。对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的理解与把握,不能仅停留在现代叙事学意义方面的文本分析或审美形式的考量上,而应在此基础上,把对这些文本叙事方式或审美形式的解读整合、提升到他的启蒙思想这一带有意识形态本体色彩的高度上。鲁迅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审美创新及其蕴涵的启蒙思想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