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对策

竹木简牍是纸张普遍使用以前中国古代文献的主要载体。由于地下埋藏环境复杂、竹木材质易朽、发掘过程及出土后人为因素的影响等,简牍往往带有较多病害。综合一线简牍保护实践、文献调研结果与对大量简牍实物的观摩,对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系统、准确地分析、梳理。简牍文献的病害可分为字迹模糊、软腐、蚀斑病、饱水、糟朽、酥粉、变色、变形、炭化等共计29种。文章还对各种病害类型相应的保护修复对策做了简要梳理。科学归纳总结简牍文献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措施,对于科学认识简牍保存状况,明确简牍保护修复的薄弱方向,推动出台专门针对简牍文物的病害分类及保护修复行业标准,进而制定更加合理的简牍保护修复方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巴蜀地区简牍文献概述

提到巴蜀文献,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巴蜀地区的纸本古籍,还有一类简牍文献往往被忽略。近年来,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考古发掘的展开,各地出土了不少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因为这类文献多是出土于墓葬、窖藏、遗迹之中,学界因而习称为“出土文献”。严格意义上讲,根据载体,这类文献应当称之为“简牍文献”或“简帛文献”。简牍文献与纸本文献两者略有不同:首先是载体不同,一类是竹简、木牍、丝帛,另一类则是纸张;两者的时代也有差别,一类是早期文献,时代在魏晋之前,另一类相对较晚,大体是在唐代之后。

出土简牍文献之文体与文则研究

出土简牍文献本身的文体具有鲜明的特点。由于战国时人对于"言""事""志"功能的体认,认为此三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体——《诗》《书》《春秋》;郭店楚简的《语丛四》论述的是战国时期常见的"说"体;此外,"凡"字的发凡起例与体例、排比体、语录体、对话体、评点体、歌谣体与赋体等,在简帛文献中都有出现,有的还加以论述。这对于我们认识先秦时期文体的发生与构成以及为文之轨范,都是极其重要的。

从秦简牍文献看“书同文”字形规范的内容与理念

学界公认,里耶秦简8-461号木摘录了秦“书同文”字形规范的相关内容,不是全部。基于此,文章通过对比分析秦统一前后简牌文献中的字形,考定“書”“夙”“婦”“羲”“垣”“膠”“燔”“吉”等字的形体在秦“书同文”过程中可能也进行过字形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书同文”的规范标准,探讨了汉字构形发展的理念。文章认为,秦“书同文”实行的时间汉字的隶变开始不久,是新的汉字构形系统建立的早期阶段,在这一时期对自然演变的隶变字体进行规范,可以及时纠正偏离表意文字体系的字形和字形混乱的状态,确立汉字新的发展趋势,明确汉字新的构形系统的建立标准,对于后代汉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简牍文献的史料实证素养培养

在纸张被广泛使用之前,我国古代先民主要以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有关研究表明,从曾侯乙墓竹简算起,到公元402年东晋桓玄下诏以纸代简,简牍流行的历史持续了8个多世纪[1]。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简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史料实证素养培育提供了丰富素材。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毋害”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毋害”一词,是对官吏的评价用语。“害”为“造成危害”,“毋害”作为评价官员品性的用词,是由“没有瑕疵”引申而来的“严谨、认真”之义,强调官员提拔、任用的个人品行,将其作为察举官吏的标准之一。在秦汉律令文献中,“毋害”与“不害”在表达危害程度上有所差别。“毋害”强调从未发生具有危害性的事情;“不害”强调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具有严重危害性,即危害程度较轻。

深入研究简牍法律文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这是一篇研究简牍中记载的我国古代法律文献的文章。简牍是指我国古代纸张发明与普及之前,以竹木材质书写典籍、法律和其他文书的载体,窄则称简,宽则称牍。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我国古代简牍发现、发掘的概况,然后论述20世纪70年代文物考古学界发掘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青川郝家坪木牍,以及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后发掘的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等记载的法律文献。所依据的虽只是目前已发掘的部分简牍法律文献之部分内容,但这些内容却弥足珍贵。它不仅为现存传世史籍所不载,填补了其中关于法律记述笼统的缺憾,而且每字每句均未经后人传抄,为当时之真迹。其中有维护土地制度,促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发展和市场管理的法律规定,还有建立官僚体制、维护社会安定、必要时宣布实行“备警”,以及严格执法、司法的相关法律制度等。上述法律和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如何治理国家的理性思考和实践经验总结。不少法律,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手工业生产标准化、市场商品买卖明码标价、传染病人隔离、外邦人车马入境检疫、对犯罪人审讯不提倡笞打、依法笞打的要在审讯记录中加以说明、属刑事案件应进行现场勘验并注意相关痕迹记录,以及官吏不依法判案量刑不公依故意和过失追究责任等,超出了人们以往的认知,在我国乃至世界法律发展史上都是最早的。研究简牍中法律文献,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于增进各国人民间文化交流、促进人类文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秦代简牍文献刑事证据规则考论

在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秦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秦代简牍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刑事证据规则在秦代已经得以初步确立。秦代在证据理论问题上继承了西周已降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根据缘法而治的时代要求,又有所发展,较以往更多地体现了法家主张的证据理论精神。根据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秦代奉行综合性的刑事证据规则,包含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属性。

出土简牍法律文献的定名、性质与类别

百年来出土、发现的出土简牍法律文献,数量众多,类别丰富,因而从文献学、法律史学的视角辨析其定名、性质、类别的必要性毋庸赘言。就定名而言,律令类简牍或可不从"文书"之类,而当归入书籍并作为独立门类。就性质而言,应辨析墓葬出土法律文献抄本与原本的关系,追问"为何抄写"、"如何抄写",将有助于对文献的产生、性质、流播的判断。简牍法律文献的大致类别,有律、令、课程品式、法律解释、案例汇编、散见案件、司法档案、司法文书及官箴吏训。类别之明,可透视当时法律文献的生成途径。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释文补正——以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为对象

简牍法律文献释读难度很大,整理报告释文的标点和注译时有不妥之处。本文以简牍法律文献的主体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文献整理报告释文为研究对象,分"标点断句补正"和"注释翻译补正"两方面予以补正,前者共补正5条,后者共补正2条。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死刑与《唐律疏议》死刑之比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死刑主要有:戮、斩、磔、绞、定杀、生埋、弃市、腰斩、枭首等。《唐律疏议》的死刑只有两种:绞和斩。唐律的死刑刑罚体系比秦汉律大为简化,种类减少,更加简明扼要;唐律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比秦汉律减轻,较为宽和。这些都说明了唐代比前代刑罚制度更趋于人性化,社会更加文明进步,立法思想深受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影响。

基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量词“匹”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研究

综合殷周甲金文文字构形和文例来看,“匹”字主要用作称量马的个体量词或表“匹配”义,其本义可能与“辔”相关,基于转喻语法化为个体量词。“匹”用作量词最早见于殷商三期甲骨,商代末年车马制度由一车两马向一车四马变革导致双数义集合量词“丙(两)”不再适用,西周时期个体量词“匹”获得了迅速发展。驾车之马两两相配的形制,使量词“匹”引申为“匹配”义;基于布帛两头向中间卷起两两相对的形制,又引申为称量布帛的量词。全面考察目前所见出土与传世文献,布帛量词“匹”产生时代均晚至汉初,西周胡应姬鼎铭文所见文例当为人名。个体量词“匹”的适用范围又可以拓展至其他动物,其动因在于修辞、方言和近代日语的影响;作为布帛量词,基于其固定制度又发展为度制量词。

简牍档案小议

一般来说,"简牍"指的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中国简牍的研究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作为一门学问,还没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正式的名称,人们只是习惯地称为"筒牍"、"竹牍"、"木简"的研究,或分别叫做"秦简"、"汉简"、"汉晋木简"等等.

“新出简牍哲学文献暨纪念郭店简出土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新出简牍哲学文献暨纪念郭店简出土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哲学系、牛津大学出土文献与文本文化中心主办,《国际儒学》杂志社协办,于2023年10月28日至29日成功召开。会议主旨是纪念郭店简出土三十周年及研讨新出战国竹书。会议共收到论文20篇,举行了七场主题报告和一场名为“出土竹书与先秦思想”的圆桌会议,海内外近40位专家学者与会。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甘肃藏古籍特色

甘肃省已有包括敦煌文献、少数民族文献、汉文古籍及简牍文献等在内的283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些文献种类多,品种全。从秦汉简牍到唐代写本,从宋刻本至清代刻本以及活字本。它们中既有汉文文献亦有少数民族文文献,从内容到装帧上都体现着甘肃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融合了佛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乃至域外文化的多元文化特征。

章草流变异说

"解散隶体"之谬王愔说:章草是"解散隶体粗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可见从魏晋开始,对章草"出于隶"的误读就已经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出土简牍文献可见,章草的源流(草篆、草隶)早在隶书萌芽之前就已然发端。秦及之前,在实际书写中对当时标准书体的简化抽离就已经十分普遍。例如两汉前期,作为手写便捷体的草篆(多见于楚简、秦简)、草隶(汉简),是作为"正书"(篆书)的补充和实际呈现手段。章草、隶书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交互并行",而绝非"章源于隶"。

比异析疑 文章尔雅——《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评介

王国维先生倡导以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相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已成为上古中国研究之圭臬。近年来,简牍文献的整理与发表,为早期儒家经典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或能校订旧说,或能补缺去伪,有价值的成果颇多,蔚为大观。最近,武汉大学徐少华先生的新作《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下文简称《探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版）出版,收录了他十余年间关于早期儒家学说的重要成果,文章尔雅,颇能比异析疑,

“简”述中华文明印记

在纸张广泛使用之前,简牍和帛书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贯穿了中华文明1700多年的历史。简牍由竹木削片制成,帛书则为丝织品,就目前发现而言,简牍的使用更为广泛。简牍文献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以简牍文献中的史料为切入点,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简牍文献提供了数量众多且极其重要的典籍文献,为充实中华文明早期的文化史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简牍文献提供了一批已经失传的秦汉典籍文本,为该时期文化史研究提供补充资料;第三,数量庞大的战国至秦汉魏晋时期的文书简牍,为早期国家行政管理、基层社会运行等方向的研究提供依据。

甘肃简牍及其书法之特征

从上世纪初开始至今以来的百余年里,甘肃地下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汉代（公元前104-公元167年）木简文书,俗称汉简,总数近六万枚,居全国发现汉简之首。它们是：1、敦煌汉简;2、敦煌马圈湾汉简;3、敦煌悬泉汉简;4、玉门花海汉简;5、居延汉简;6、居延新简;7、武威汉简;8、武威医简;9、武威玉杖诏书令;10、甘谷汉简等。

两汉西北边塞罪人研究述评

简牍文献是研究战国至魏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珍贵第一手资料。20世纪以后大量简牍的面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秦汉史研究资料匮乏的面貌,有力推动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伴随着汉武帝“初开河西,列置四郡”(《后汉书·西羌传》),及“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汉书·西域传下》)的历史进程,西北边塞地区大量使用罪人作为军力及劳动力的补充。他们广泛分布于候望、屯田、驿置等军政系统,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保障了边塞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