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利维坦”的风险及其规制

智能算法带来治理效益的同时也会生成新的社会风险即"算法利维坦"。"算法利维坦"是"利维坦"的智能技术形态,即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算法逐渐成为建构人们生存环境的重要甚至决定性力量,人们逐渐成为算法的附庸,臣服于算法程序监控之下,国家权力运行与社会治理日益依赖智能算法的维持。算法对人们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具有反噬作用。"算法利维坦"在西方政党政治中表现为算法意识形态越位、算法选举越位、算法民调越位和算法政治谣言泛滥。"算法利维坦"权利让渡的半契约逻辑引致技术理性至上的绝对权威逻辑,并最终指向算法技术越位。算法技术越位所造成的后果与其生成逻辑具有内在关联,"算法利维坦"存在公民权利让渡导致算法权力越位的风险,存在算法政治越位导致"人的政治"终结的风险。算法风险规制旨在使智能算法服务于"人的政治"。从平衡逻辑推演,算法风险规制需以算法对抗算法、以舆论监督舆论、以公民权利约束公共权力、以边界剃刀制约边界剃刀等方式防止算法越位。

驯服算法利维坦:金融科技平台算法风险的系统治理机制

算法技术促进了金融科技平台的创新发展,但也带来了利维坦式的算法风险。通过案例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平台算法风险主要包括算法权力、黑箱与歧视风险,对其实施系统治理的逻辑机理是法律规范亟待完善的内在要求、金融算法风险防范的客观要求、消费者权益尤其是数据权益的保护要求。系统治理的核心要素在于算法的协同性、透明性与可问责性。通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借鉴欧美金融科技平台算法风险的系统治理经验,结合本土化发展情况,我国可以从系统治理原则与路径层面构建系统治理机制,驯服金融科技平台算法风险。

主权的嬗变--数字化“魔兽世界”与法律秩序创新

本文通过研究最近三十年间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巨型网络平台崛起、隐匿在区块链中的主权个人、摆脱特征设计的大模型怪兽等重要的现象和趋势,分析了国家主权的相对衰退与强势复兴并行和相反相成的悖论以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利维坦与各种数字怪兽之间展开的互动关系。正是主权衰退这一侧面,导致了欧洲的“数字主权”概念和中国的“主权区块链”构想的提出;而主权复兴这一侧面,导致了北美的“监视社会”理论和中国的“电子点穴”隐喻。无论如何,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时代,“算法利维坦”正在成为国家和法的理论不得不面对的极其强大的支配性权力。为了防止其失控和滥用,需要通过全球数字契约等方式凝聚基本共识,并通过法律的和技术的正当程序对其进行制度化制约--这正是数字法治的要义。

数据与算法驱动的中国司法现代化

本文以中国司法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两超怪圈”为切口,以算法利维坦与数字怪兽们的博弈为问题状况,以司法的概念计算公式和数据计算公式为两个基本点,考察了数字化为现代化另辟蹊径的原理以及智慧法院的四个一体化平台的操作机制。基于人工智能赋能法官个体、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类案的自动识别和推送、庭审场景敞视化、跨领域信息分享的网络查控系统、司法行政的目标管理和指标评估等现象的深度分析,阐明了数据和算法对审判独立、正当程序、司法公开、办案效率等现代法治原则实施的积极作用以及各种潜在的风险,并从人机共存、规范多元的现实出发,特别强调法律—技术程序的不同组合及其优选的重要意义。

遭遇数字风险: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与现实困境——以农村电商为例

农村电商在现代化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和扩张,对农村社会的环境、资源、安全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和威胁,农村社会面临着来自本地化、电商市场和全球化的三重风险。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风险治理成为主要议题和任务。农村电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使基层政府不得不从打击、遏制的强制性行动转变为淡化风险并采取扶持发展的姿态。然而,基层政府淡化、压制风险的方式并没有消除风险,反而使风险日渐成为问题。基层政府碎片化的治理方式、新兴产业治理边界的模糊性、数据要素扩张风险的不可控等因素使风险治理陷入困境。基层政府应构建常态化风险治理体系、提高联治力、建构补偿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机制等,从而减弱农村电商生产运营产生的风险,改善基层社会运营状况,发展产业的安全性和自由度。

中国式现代化与法律秩序重构

以韦伯和昂格尔的设问为线索,回溯法制现代化运动的目标模式,有助于总结和反思中国社会与制度变迁的实践经验。循此线索,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分为四个阶段或类型进行比较分析。透过民法典编纂和审判独立原则之确立这两个典型,可观察到把多元性和关系性嵌入“潘德克顿”系统以及通过功能替代物和因势利导的助推措施拉动司法改革等现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数字信息技术通过全程留痕、规则嵌入系统等方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有效落实现代法治构想,但也提出了如何制约“算法利维坦”的新课题。由此可见,在AI驱动的现代化新阶段,寻找法律公正程序与技术公正程序的最佳组合,将成为数字化法治的主要内涵。